谢有坤｜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辨误

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件现存一百十八封，1997年4月首次发表，断续连载多年。2013年3月，夏志清在夫人王洞的协助下，给大部分信件添写了按语，注解说明相关事实及背景，并按来信时间编号1至118排列，整理成《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出版。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初版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

张爱玲写信落款时，习惯只记月日，不署年份，而夏志清又把她的信封“丢了一小半”，导致很多信件的系年需要详加推测才能认定。她最早的信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出书时已九十二岁高龄，失误在所难免，自序里他就坦言连载时曾弄错编年，导致一封信登过两次。

随着张爱玲与庄信正及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通信集陆续出版，多角度阅读张爱玲的私信叙事得以实现。三部书互校之下，夏志清编注中的一些失误也凸显出来，主要还是编年问题。我使用的主要参考资料有《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新星出版社2019年5月版）、《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台湾皇冠文化出版社2020年9月版），以及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网站公布的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件原稿的扫描照片。用来辨误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则参阅了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初版本和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分别是此书的最早和最新版本，时间跨度有七年，以下讨论的问题在两版书中一直存在。为了便于阅读，引述部分信件时使用夏志清给它的编号，并加【】表示。

【第1信】

【第1信】是一张明信片，张爱玲用英文写了寄、收件人的名字和地址，但没有带日期的邮戳，正文没有写上款，内容很短，全文为：“稿尚未改完，下月初想仍在纽约，当尽早寄上。一再耽延，乞谅。祝好 E. 五月十九”。夏志清认定写信时间为1963年5月19日，又加按语说：“1962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细察张爱玲那两年的5月生活，似乎并未如短信所说在改稿给夏志清——根据司马新写的传记，张爱玲丈夫赖雅1962年5月出血并有小中风，花了两个月康复，其间她可能要忙于照顾病人。再看1963年4至6月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她说一直忙于写电影剧本，甚至连信也写不成。

【第2信】

【第2信】有信纸三张，信封不存，她说“月底搬家”到“1315 C Street SE, Apt. 22”。夏志清认定此信时间为1963年9月25日，按语中却对搬家一事有疑惑，举出一份张爱玲寄给他的履历表，分析比对不同之处，认为她有记错事。

但由此认定张爱玲在1963年9月搬家，也说不通。查张爱玲1964年4月23日、5月11日（都有信封留存）及【第1信】所写的寄信人地址，都是“105 6 St. SE, #207, Washington 3, D.C.”，直到1964年10月16日的信封上才改署“月底搬家”的新地址，一直持续用到1966年9月15日。另参张爱玲1964年11月11日致宋淇夫妇信：“我搬了家都没写信来，似乎荒唐……直到搬家前才寄给夏志清”，内容也可与【第2信】呼应。

所以，只需将两封信的时间推后一年，改为：【第1信】是张爱玲1964年5月19日所写，【第2信】是张爱玲1964年9月25日所写，上述疑问便迎刃而解，两信内容也与张爱玲致其他人的信件不再矛盾，而能互相印证。

比如【第3信】（1964年4月23日，信封尚存，邮戳上有年份）有个特别之处，上款称呼夏志清为“夏先生”，正文里一直说“您”，显得十分客气，是一百十八封信件里的唯一一次。夏志清按语推测是因为自己催稿，把张爱玲“急坏了”，她才“改口”如此称呼。

但按照张爱玲给其他人写信的习惯，在刚认识时，她都会使用敬称，如写给庄信正、刘绍铭的第一封信，称他们为“信正先生”“绍铭先生”，熟络后就只写其名“信正”“绍铭”。（她写业务信则一直保持客气，如致台湾《联合报》编辑苏伟贞的信中始终称她为“伟贞小姐”。）

再参阅1964年5月6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上月夏济×（C. T.）来，VOA的人邀我见他一面，我告诉他《金锁记》英文本卖不掉，他愿意拿去给他们大学的出版部看，还有他认识的书评家等等。”夏志清英文名为C. T. Hsia，可见张爱玲此时弄不清楚他的中文名，还以为他与哥哥夏济安一样叫“夏济×”。

【第3信】的“夏先生”称呼，透露出张爱玲对夏志清还不太熟悉，又要托他帮忙，所以特别拘礼，她说：“上次匆匆一面，您一口答应帮忙，使我感愧万分。英文《金锁记》我这里只有一份模糊的copy，向代理人处取回原稿很费周折，迄今还未收到，拿到了还有几页需要重打，不然可以请您直接到她办公室去拿，同在纽约，省得寄来寄去费时间。”这份《金锁记》英文稿即是张爱玲后来在英国出版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

据李俊国、周易《张爱玲〈相见欢〉英文遗稿的发现与研究》，张爱玲的美国文学经纪处1964年4月29日寄来一份文稿清单，里面就列有此稿，他们拟寄还给她。可见张爱玲此时确实还没收到原稿，所以她还在【第3信】说：“《金锁记》一经收到稍加整理就寄来。”夏志清按语中却认为“一经”是笔误，应作“已经”。“一经”是尚未实现的状态，涵义相当于“一旦”“等到”，张爱玲散文《张看·自序》也写过：“一经出土，迟早会面世。”原稿尚未收到，用“一经”并无不妥，改作“已经”反而不通。这正是因为夏志清弄错【第1信】【第2信】的顺序导致了误读，他在此书自序里回忆：“张爱玲至迟在1961年3月收到我寄她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即该同我通信了”，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他把这两封不知年份的信都往前排了。

正确的排序应该是——【第3信】（1964年4月23日）排第一，张爱玲叫他“夏先生”，感激他答应帮忙，说原稿还未收到。之后是【第4信】（1964年5月11日），没有称呼，张爱玲说“稿已收到，方整理中，发现多处需删改重打，下周当可寄奉”。而后是【第1信】（应改1964年5月19日），没有称呼，张爱玲说“稿尚未改完”。再是【第2信】（应改1964年9月25日），张爱玲弄清楚了中文名，开始叫他“志清”，说“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后面接【第5信】（1964年10月16日），然后依原书次序排下去无误。

【第69信】

直到【第69信】又有不解之处。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十二月十日”，信封不存，张爱玲信中说“济安日记还没来得及看”，夏志清注明《夏济安日记》1975年秋在台湾初版，由此他认定此信写于1975年。但张爱玲信中有一句：“信正的消息虽然意外，想起我好两次说他前进，不禁笑了。”夏志清不知“消息”何指，还说庄信正本人也想不起来了，可见他们讨论过，却没弄清楚。

夏志清忽略了信中的其他细节，如张爱玲提到的小说《创世纪》，是1974年重刊于台湾《文季》杂志；她又说“《明报月刊》我知道你经常看，寄那份来是因为补的两句做了个记号，省得你再看一遍”，这是接续1974年11月15日她致夏志清的信中话题：“附上《谈看书》加的两句，这本《明报月刊》我只有一本，便中仍请掷还”；她还说“《中国时报》上的那封公开信寄来了”，指的是该报1974年11月20至21日发表的朱西甯《迟覆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

所以【第69信】的正确书写时间应是1974年12月10日。张爱玲没来得及看的“济安日记”可能是指报纸连载版——1974年10月30日至1975年1月5日刊于台湾《中国时报》，她会收到报社的赠报。书版《夏济安日记》她后来才收到——1976年4月4日，张爱玲致夏志清：“忙到今天才拆开邮包，多谢给我‘济安日记’，马上狼吞虎咽看了序与前几页。”

有了准确的时间，庄信正意外的“消息”也能弄清楚了——1974年12月27日，张爱玲致庄信正：“志清提到你考进联合国作翻译。我不是好几次说你前进吗？就现在的世局看来，相信在你个人是明智的决定。”1976年3月9日，张爱玲致夏志清：“我觉得与信正的事情形不同点，因为尽管政见不同，信正现在的工作又与我无干，平时也很少来往。”1976年3月14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上次志清告诉我庄入联合国做事，我也仍旧与他保持联系，志清可能对我有点误会。”这几封信捋下来，可见当时觉得“意外”的人应是夏志清，张爱玲附和了一句“虽然意外”，实际上并不觉得有什么关碍。

除了以上三封信的编年错误，还有两封信有辨字错误。对照扫描照片，【第99信】原信说《海上花》英译本“哥大出版最相宜”，书中误植一字成为“哥大出版社最相宜”，动词变了名词；原信写“实在是不可原宥的”，书中漏了“是”字。【第107信】夏志清认定时间为1984年12月22日，查原信笔迹，落款日期应是“十二月廿六”，“六”字下端两点用笔较轻，信封上的邮戳印“27 DEC 1984”亦可佐证是廿六写信、次日交寄。

【第99信】

【第107信】

明年是夏志清逝世十周年，也是《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十周年，如有机会重版，希望能修订以上失误，堪以告慰他暮年坚持编成张爱玲书信集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