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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经济学|“大滞胀”与大转折

邵宇、陈达飞
2022-09-26 07: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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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2年8月4日,英国伦敦,购物者走过最大的购物街牛津街。 视觉中国 图

2022年7月,英国成为G7国家中首个通胀率突破10%的国家。在6月的一次演讲中,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B. Johnson)提示了上世纪70年代“工资-物价螺旋”(wage-price spiral)重演的风险,称这可能迫使英国央行更强有力的紧缩。约翰逊政府计划延长住房协会租户购房权的有效期。这可能会推升房价,增加生活成本,迫使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

约翰逊强调,涨工资的合理性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非生活成本的上升。左翼学者和媒体义愤填膺。因为截至2022年6月底,英国劳动者平均每周总收益(含奖金)的涨幅仍落后于通胀3.4个百分点。

国家元首号召企业或劳工(“自愿”)限制工资涨幅是近半个世纪的新鲜事,却是“大滞胀”时代的惯例。

1976年3月,时任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也曾号召工人“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自愿接受限薪,为了缓解通胀压力,英国冻结了物价、工资、房租,甚至股息;美国连续90天冻结工资和物价;挪威3年内连续3次宣布冻结物价的行政令;奥地利对涨价的企业征收惩罚性税收;比利时要求企业在涨价前通报政府;加拿大设立了专门机构审核涨价行为……

然而,这一切都被证明是徒然的。价格管制是“掩耳盗铃”,短期掩盖了供求矛盾,中长期反而加剧了短缺。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终端消费品价格的限制,挤压的是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压制了投资意愿,限制了产能和供给。在强势的工会组织面前,限制工资等于“政治自杀”。

强调需求侧管理的凯恩斯方案,无法解决由能源和食品供给冲击带来的滞胀难题。社会上弥漫着悲观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论调。渐渐地,选民失去了对左翼政党的耐心。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将1973年定义为二战后的“大转折”之年——“黄金时代”的终点,也是“大滞胀”时代的起点。以此为分野,世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全面右转。保守党重回权力中心,开启了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放松价格管制的措施,80年代初延伸到了金融行业,如放松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等。为了挽救信任危机,1977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任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弗莱德·卡恩为航空委员会主席。卡恩认为,限价是持久通胀的根源,上任后便开始游说国会裁撤自己所在的部门。1981年里根上台后,极力推崇“小政府”,实施了以大幅减税为特征的经济复苏方案,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英国,1979年开始执政的撒切尔铁腕推行私有化,清理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的落后产能,缩减冗余的官僚机构,果断地向服务业转型。欧陆国家,如联邦德国、北欧国家纷纷抛弃了福利主义,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法国是“左翼的最后战场”。

历史循环的一个特征是,人们总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新问题。新自由主义方案部分缓解了通胀压力,却又走向了对立面——通货紧缩;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廉价的消费品,但制造业却出现了空心化;金融化和市场化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但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更不平等了,金融不稳定性也显著提升;随着工会参与率的下降和企业定价权的增强,“工资-物价螺旋”的风险解除了,但“利润-物价螺旋”(profit-price spiral)成了左翼的新叙事。“小政府”的政治宣言从未兑现。政府在补贴企业上的负担减轻了,但赤字并未消失,政府债务杠杆率不降反升……

那么,2020年会是另一个“大滞胀”时代的元年吗?有人说是的,能源和食品的双重冲击再次引发了全球对“大滞胀”的关注,与通胀持久性相关的“工资-物价螺旋”和“利润-物价螺旋”问题,成为美联储不得不保持紧缩政策立场的双重约束。低通胀时代一去不复返。但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当前不具备形成“工资-物价螺旋”的条件,比如更独立和可信的中央银行、更低的工会参与率、更低的能源依赖度、更灵活的就业和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等。

笔者也认为,截至2022年7月底,“工资-物价螺旋”都还只是一个隐忧,并未成为现实。但是,随着高水平和高波动的通胀持续的时间越久,“工资-物价螺旋”形成的概率也越高。货币政策当局也不能确定临界条件是什么,只知道临界点渐行渐近。所以更担心紧缩不足,而非紧缩过度。

可以确定的是,2020年是一个“大转折”之年。曾经因“大滞胀”而被选民抛弃的左翼政党,会以滞胀为契机攻讦保守党,重回权力核心吗?这至少在美国已经成为现实了。由于防疫方面的糟糕表现,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北,拜登以进步主义为纲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其口号是“重建更好美国”(Build Back Better),内涵之一就是治愈“分裂的美国”。拜登内阁成员或顾问团队中就有较多的进步主义者。拜登政府并未彻底推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两届政府最大的交集莫过于在对华的强硬姿态上。继大危机之后,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以及阶层分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当前的大通胀与全球价值链的缓慢修复也有直接关系。

在大通胀和实际工资缩水的背景下,2022年7月,美国铁路工人罢工的风险上升。这对通胀而言可谓“雪上加霜”。据美国铁路协会统计,本次罢工可能影响全美30%的货物运输能力——全美近20%的谷物、19%的化学品、近70%的煤炭、75%的新轿车和轻卡均由铁路运输。拜登政府紧急签署行政令,提供了60天的静默期。直到有效期截止的前一天(9月15日),白宫才化解这场危机。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蓝领劳工阶层的崛起。对于涨工资的诉求,极端紧缺的劳动力市场给足了底气,大通胀也提供了合理性。

大危机孕育大变革。历史循环的另一个特点是,人们总是从最近的历史中寻找当前危机的根源,进而推动历史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这就是历史的蹊跷之处——虽然是同样的危机,旧危机的种子却变成为新危机的解药。“大滞胀”时代开始了吗?左翼政党会全面夺权吗?21世纪的“左”与20世纪有何不同?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管理总部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军剑
    图片编辑:张同泽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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