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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臂馆|可疑的生活:伯夷叔齐为什么死?

周林刚
2022-09-22 18:10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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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可能是鲁迅小说中唯一与政治哲学直接相关的一篇。像《故事新编》中的其他小说一样,《采薇》讲了一个“故”事,也编进了几许“新”意。

“故”事说的是孤竹国的两位世子伯夷、叔齐在周国的“养老堂”里养老。遇到武王出兵伐纣,拦路谏言,批评武王不孝(父死不葬)、不仁(以下犯上),差点被士兵砍杀。幸亏姜子牙及时制止,放走了他们。等到伐纣功成,伯夷、叔齐决定“义不食周粟”,退走首阳山隐居,靠采食薇菜为生。某日,一位妇人对他们说:你们义不食周粟,可是你们吃的这薇菜,不也是周的么?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伯夷、叔齐听见这话,“好像一个大霹雳,震得他们发昏”,于是吃不下薇菜,“连看看也害羞”。最后,他们终于饿死在了石洞里。

小说重现了历史上对采薇故事的对立评价。主流评价由姜子牙作代表。姜子牙称伯夷、叔齐是“义人”。而姜子牙同时也是被批评为不仁不孝的武王势力的代表。也就是说,对伯夷、叔齐故事的正面评价,是由从事了成功革命的帝王一方做出的。对立的评价由一位小说虚构的人物——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代表。他的立场与比如东方朔的评价类似,“知道天命有归”,所以顺势改投明主。因此,对伯夷、叔齐的否定性评价,是由转移了忠诚对象的臣子做出的。

从篇幅比例上看,鲁迅着意突出的是伯夷、叔齐同小丙君的对立。主流评价只在小说中占了一个句子,就是姜子牙说的“义人呢。放他们去吧!”与之相对,小丙君的分量则要大许多。这不难理解。武王一方是凭借武力改天换命的新君主。他们肯定伯夷、叔齐的忠诚,把他们评价为“义人”,一方面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和承担天命的气度,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取消了他们自己的臣子反抗他们的法权。而且,既然他们有能力革命,他们也就不需要过分地在意自己制造的难题:反对他们伐纣和支持他们伐纣的人,何以都能“称义”呢?

但是,这个难题对于归顺他们的变节之人来说,具有某种生死存亡的意义。他们更需要自我辩护,因为这一点触及他们生存的正当根据。如果伯夷、叔齐是义人,那么他们这些变了节的人,就不得不时时怀疑自己生存的价值。

小丙君的处境就是如此。在小说中,这位“首阳第一等高人”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这个身份似乎暗示,他在商王的天下时,也是个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人。一个人如果习惯于“识时务”,很可能会因为把“识时务”当作天经地义而觉得根本没有辩护的需要。但是小丙君的“职业”不允许他光干不说。他奉命研究八卦学,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说出天命;他又喜欢弄文学,算是个诗人。

他的职业身份和私人文学家的身份看上去是“分裂”的。作为诗人,他严守“温柔敦厚”之教,主张写诗不能“有所为”、不能“有议论”。这意味着舞文弄墨的功能是一种私人享受(所谓陶冶情操),或者它就是用来制造出这个供享受的“私人自我”的。通过文学的私人化功能,诗人与八卦学的政治功能区隔开来(鲁迅在这样描写小丙君这个人物的时候,自然是在讽刺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们)。这个超然的、内心的私人,同外部行为领域中那个善于变节的政治人,奇怪地组合在了一起。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异常强烈的动机,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做出辩护。

小丙君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先是摇头,进而是气愤,最后觉得这两位完全不配他写上一字半句。可见他是多么在意不变节的伯夷、叔齐。他提出的自我辩护也是最为彻底的。他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揭示,伯夷、叔齐选择的道路,是不可能的。用他的话讲,是伯夷、叔齐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在小说中,那位憋死了伯夷、叔齐的妇人,正是这位小丙君的奴婢。而她用来憋死他们的高论,就是从小丙君那里听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伯夷、叔齐的作为,同小丙君正好相反。他们逃离政治事务,仿佛关心自己的健康甚于天下大事。小丙君是带着自己的身家投奔新主的(“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女婢”)。伯夷、叔齐则抛弃了自己的身家。伯夷在首阳山上变得多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引来了各种看客。叔齐心里有些责怪,想着,当初父王不把孤竹国传给大哥,不是没有道理。言下之意,伯夷不适合作统治者。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伯夷不愿意做国君。因为叔齐要把位子让给伯夷的时候,伯夷终究是逃跑了事。叔齐也跑了,也不愿意管理政务。他们都把身家抛弃了。最后跑到周国,进了养老堂。

伯夷、叔齐逃离政治,但又要议论政治。只是由于他们客居周国,这一“客人”的身份给他们施加了一定的约束。伯夷说:“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呆在这里。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但是叔齐不能完全同意他哥哥的意见。他说,要是照着怎么都不该说的“伦理”,“我们可就成了为养老而养老了”。伯夷只好让步,否定了“不说”,改称“最好是少说话”。这就意味着,伯夷、叔齐都同意,他们不是“为养老而养老”。他们的养老并非是因为相比于世上的其他事务他们更爱他们的身体。那么,是为了什么?

逃离政治又要议论政治。伯夷、叔齐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激怒了小丙君。他愤愤然地发过一通议论,说他们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

伯夷、叔齐把小丙君的世界整个儿颠倒了过来。他们不出来做官,可是又把小丙君陶冶情操的诗歌用来臧否政事。在小丙君看来,这是自相矛盾,从而也是“不可能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理解中,显然,只有为养老而养老才是“超然”,只有为艺术而艺术才是“超然”。

在写作《采薇》的同一年,也就是1935年,鲁迅正好写过一篇议论隐士的杂文(杂文是在这年的年初写的,小说则在年尾完成)。在那篇杂文中,鲁迅本人其实很有些站在小丙君的立场上嬉笑怒骂的意思:真正的隐士应该是不为人知的,为人所知的隐士显然不是为了隐居而隐居,而是为了沽名干禄而隐居(文中的说法叫“噉饭”)。所以,“知名的隐士”是自相矛盾的虚伪货色。这样的状况,与伯夷在首阳山说漏嘴、暴露了自己身份之后的状态,非常相似。

所以,人们很容易从这篇杂文出发,揣摩鲁迅写《采薇》的意图。据说这样来读《采薇》是基本不会错的。可问题是,鲁迅在小说中并没有把伯夷、叔齐刻画成隐士;他们不是在追求隐居生活;相反,隐居首阳山是因为现实的政治变革迫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计划。

应该注意到伯夷、叔齐在客人的身份中寻求的生活之道。他们乐意客居他乡。他们也要议论政事。而他们对政事的议论又在经受这个客人身份的调节:该说不该说?多说或者少说?如此等等。客人的身份把他们不从事政治但却谈论政治的生活方式“制度化”了。他们以客人这种旁观者的身份对实际的事务进行观察、谈论,并对之下判断。

可以说,小说中的伯夷、叔齐不是真隐士,也不是假隐士。他们既不出世,也不入世。他们不行动,只言说。他们对事件没有利害关系(我们理解的“公正”或“没有偏私”的状态,与这种没有利害关系的状况密切相关)。他们的言说或议论计较的主要是个“真”字。与之相对,小丙君这类文宣官员们的议论计较的则是个“用”字。

鲁迅没有考虑对客人类型的议论可能具有的特殊品质作深入的探究。假如我们不作这类探究,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对这种类型的生活方式做出恰当评价的。尽管如此,鲁迅还是展示了这类生活方式在我们文明中的历史境遇。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小说中的伯夷、叔齐为什么最终决定离开养老堂而“义不食周粟”。毕竟,他们在武王伐纣时就反对这种不仁之举,而在伐纣成功之后,仍旧没有离开。哪怕是消化不良,他们也还吃着周国的烙饼。

然而某一夜,叔齐偶然听到了武王射鹿台的事。武王攻入商都的时候,纣王已经在鹿台自焚而死。但武王还是对着尸体连射三箭,并用黄斧砍下其头颅,悬于大白旗之上(对自杀的商王妃子们如法炮制,只不过砍头时用黑斧,砍下的头颅悬于小白旗)。听到这个情节,“叔齐吃了一惊。”这个“一惊”说明叔齐(包括伯夷)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有人说,三箭表示代天刑罚,是一种仪式;有人说,三箭表示消灭商王元神,使其永世不得超生,是一种巫术;有人说,这无非就是表示武王取纣王而代之,成为天下共主。鲁迅小说中究竟包含的是哪种含义,不得而知。可以推知的是,射鹿台的行为不属于伯夷、叔齐所理解的“征伐”程序。否则这个“一惊”就没有来由了。

伯夷、叔齐认为纣王变乱旧章,是该征伐的;但是征伐又有违臣子之道。早在传闻武王打算伐纣的时候,伯夷就对叔齐说:“(商王)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不过我想,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等到武王出征,叔齐拉着伯夷斥责武王不孝、不仁,其中的不仁就是以下犯上。现在,在听了射鹿台的事后,叔齐再一次评论武王,说:“你瞧吧,不但不孝,也不仁……”请注意,这第二次关于不仁的评价,意味着射鹿台之事是武王不仁的决定性证据。伐纣属不仁,但毕竟该伐。显然,先王之道中包含了没有解决的法律冲突。但射鹿台超出了那个包含矛盾的先王之道的全体,从而事实上开启了一个易姓革命的暴力传统。

对这未来的传统,伯夷、叔齐作诗予以嘲讽——用小丙君的话说,则是谩骂: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

哎哎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不妨说,伯夷、叔齐针对先王之道中的冲突,虽然没有明确的构想,但容留了一个模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既批评伐纣,又容纳了伐纣(这个态度不禁叫人想起康德既反对暴力革命,却又对大革命的意义予以肯定)。他们真正反对的,是“以暴易暴”,反对“强盗代强盗”。征伐自然也是暴力,但在伯夷、叔齐的那个空间,征伐的暴力是司法性质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纠正性的力量。当它只是纠正的时候,它便是在执法;当它取而代之的时候,那就是强盗行径。前者是谏诤,后者则成弑君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征伐与射露台的差别所在,也是前后两次“不仁”评价的差别所在。

这个差别解释了伯夷、叔齐为什么在听了射鹿台的故事后,决定离开。从他们议论政治离不开先王之道看,他们的客人身份是奠基在这先王之道的基础上的。这个基础也是他们主人的合法性的根据。现在,武王“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与身死的纣王一样变乱了旧章。主人和客人的共同伦理基础没有了,如果再待下去,那就只能算是识时务者接受以暴易暴的新规矩了。所以,“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

联系到他们最后饿死的缘由,令人不解的是,伯夷、叔齐起初竟然认为,在首阳山采薇就是实行他们“义不食周粟”的办法。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他们一开始仍然下意识地把周当作一个封国,因此是有疆域界限的。虽然周已经夺取了天下,但伯夷、叔齐这个弯一时没有转过来,直到小丙君的婢女金姐提醒了他们。

不过,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有一个直接而自然的意思,就是不再在养老堂里吃他们制作的烙饼。扩大了解释,就是不依赖周人的劳作而活。在这个理解中,人力之外,还有大自然,还有“野”。在荒野靠自己的力量向大自然讨生活,这在伯夷、叔齐的理解中,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估计也是合乎先王之道的。

这样的理解太过自然,以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式,也不是按照与之相冲突的方式来理解的。所以,伯夷、叔齐没有感到有必要去斟酌不食周粟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他们只需考虑实践的可能性,就是能不能自食其力)。

伯夷、叔齐从政治领域逃到伦理层面(从世子变成客人),又试图从伦理层面逃进自然。最后这一步是时势所迫,实际上也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在野外就意味着没有观察、没有议论,等于在社会的意义上死了。

在小说中,这样的生活使伯夷也改变了性情,“从沉默成了多话”,结果暴露了自己的身世,成了附近乡民观瞻的景点。有趣的是,小说在这里让原本作为客人在周国议论、判断的两个人,倒过来成了被议论、被评判的两个人。

这场嘈杂的“审判”在金姐的谈话中达到顶点。当金姐犀利地指出,根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式,他们采吃的薇菜也是周天子的,此时的伯夷、叔齐完全没有想到,周革商命竟是如此深刻,竟至于推翻了他们视为天经地义的自然。

对于伯夷、叔齐来说,无论是他们作为“客人—观察者”,还是在自然中独自苟活,这两种生活方式都因为一次以暴易暴的改天换命而变得不再可能。《采薇》把伯夷、叔齐的生活笼罩在厚厚的可疑氛围之中,与其说是在嘲笑他们的迂腐,不如说是在揭示传统对这种观察者生活的不友好态度。小说以金姐讲的故事结尾。根据这个故事,伯夷、叔齐死于太过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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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

    责任编辑:单雪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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