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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典型高中生的四年：病痛，暗恋，获奖和复读

2022-09-25 18:0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学生时期，贪玩的孩子难免会羡慕那些因病请假的同学，偶尔冒出“如果我也生病就好了”的念头。但正如今天故事主人翁所说，不上学不军训的“特权”背后，代价是非常沉重的。疾病带来的阴霾遮住照进生活里的光，而被裹挟的人们为了寻找希望，选择勇敢地继续走下去。

人间故事铺

storytelling

序

2016年，即将19岁的我考上了本地一所普通高中。在此之前的六年初中生涯里，癫痫和强迫症曾先后光顾过我的生活，并分别给我留下了偏头痛和长期服药的临别礼物。出于对我身体的担忧，父母并没有在学习上给我什么压力，这个结果让已经在查阅高职报考指南的他们喜出望外。而我除了高兴，还有隐隐的担忧：以我的身体状态，能否顺利读完高中，又能否考上理想的大学呢？

带着这份担忧，我于九月份踏入了这所高中高一8班的大门，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班主任姓李，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开学第一天就给了全班一个下马威：“那些调皮捣蛋的，别想着在我带的班上耍威风。你们都给我记住，咱们班只能有一个老大，那就是我！”

我听得咋舌，旁边几个女生也都缩着脖子不敢看他。从此以后，“老大”就成为了我们对他的称呼。

老大的训话刚刚结束，我们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带到了学校的大操场，进行新生军训前的动员。我忐忑地跟他说明了情况，没想到他意外地和善，大手一挥：“没事儿，我这有电话，让你家长带来你的病历或者诊断证明，你先回教室休息吧。”惊讶于老师的痛快，我连连道谢，用他的手机打给了在家休息的父亲，他很快送来了我的病历。就这样，大会结束后我就被教官安排坐在阴凉处观摩，偶尔也给教官和老师们跑腿打杂。

烈日炎炎，看着同学们在教官的指挥下练得热火朝天，我羡慕之余，心中也生出几分酸楚：若我也能跟他们一起训练就好了。虽然从初中以来就总被同学们羡慕拥有不写作业不军训等“特权”，但我一直很清楚，获得这份“特权”的代价有多沉重。

过往的经历像一块巨石重重压在我稚嫩的心上，让我即使走在同学中间也觉得无比孤独。

但很快，我的目光被另一处阴凉下的倩影吸引了：那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留着染成焦糖色的披肩发，穿着简单的白T和牛仔裤，长相清丽笑靥如花，纤瘦的身形在一群男老师中格外突出。我看得入了神，直到同学们纷纷回到休息区、她离开阴凉走向自己的班级我才意识到，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个小插曲只是我高中生活里的第一幕。

为期一周的军训结束后，开学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第一节课是英语，就在我翻开课本、跟同桌小声猜测着新老师会是哪位时，那个熟悉的身影突然闯入了视线。我整个人顿时愣住了，视线不由得紧紧追随着她，看着她在讲台上站定，放下手中的书本，向我们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同学们好，很开心认识你们。我姓王，大家可以叫我Mrs.Wang，这学期就由我来带大家学习英语这门课程。我知道，对很多同学来说，英语这门主课都学得相当吃力，但只要你们按我的要求去做，成绩一定不会差。”

很常规的开场白。我垂下眼帘，在心里叹了口气。虽然我英语成绩不算好，但Mrs的用法还是知道的，加上她无名指上闪亮的钻戒，让我在第一节课上就被她点名批评：“后面那个男生，上第一节课就走神吗？”我附近的男同学面面相觑，可她的语气却更加严厉：“左边那个男生，说你呢！”接着对上了我的视线。我这才反应过来她说的就是我，尴尬地举手道：“老师不好意思，我是女生。”

周围传来一阵友善的哄笑。看着她漂亮的脸一下子愣住，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短发。我的打扮一直比较中性，加之蹿到1.75米的身高，被认成女生才是极为少见的情况，没想到在第一节课上就给她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

短暂的惊讶后，Mrs.Wang还是批评了我，但已被这意外的乌龙冲淡了气势，没有那么严厉了。

下课后，她刚走出教室，我周围的男生便都不怀好意地回过头来：“涵哥，这下你肯定被她盯上了。”同桌也笑着打趣我：“她一进来你魂儿都飞了，连我叫你都听不见了。怎么，喜欢人家？”我脸上一热，一句“滚蛋”脱口而出：“该干吗干吗去，我要看书了。”

我平平无奇的高一生活就这么开始了。除了每周去医院复诊外，我跟其他同学的日常没什么两样：上课、写作业、补习和考试。高一的课程比初中难上一个档次，我的基础又薄弱，消化得较为吃力，但在期中考试时还是取得了前几名的成绩——这所学校的学生大多对学习没什么天分也不愿努力，上课睡觉、听不懂内容都是常态，认真听讲的学生才是异类。

与此相对应的，大多数老教师也是平时随便讲，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师会认真备课，Mrs.Wang就是其中一位。跟着她的要求学下来，我的英语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出于想要见她的小心思，我还总是准备些超纲的问题去问她，她也都耐心地一一解答。

我深知这样的师生关系已属难得，毕竟我这点小心思大概瞒不过她，也不想给她带来更多的困扰，便谨慎地维持着现状——既不像其他女生，没事就去办公室找她闲聊，也不像那些男生一样，在课堂上故意让她难堪。现在想来，唯一越界的可能就是她讲课时那道黏在她身上的炽热目光，当然，也可以勉强解释为对知识的渴求。

而这样的状态，随着我们之间的一个意外风波出现了变化。

某天放学时，我背着书包走出了教学楼，正巧看到Mrs.Wang跟别的老师谈笑着一起往外走。她前几天才跟我们分享了怀孕的喜讯，而那几天学校正在修理管道。不知为什么，我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

学校的大门附近有一个下水道井盖，平时都是紧紧盖着，但那天却偏偏没有盖紧。我看着她一脚踩空，伴着一声尖叫就往下掉，立刻朝她猛扑了过去，双手从她腋下穿过，跪趴在地上牢牢地环住了她。担心碰到不该碰的部位，我的双手只能死死抓着自己的胳膊，直到被旁边的老师和保安拉起来才发现，我的指甲在两条胳膊上留下了好几个渗血的印痕。

突然的惊吓让我止不住地浑身颤抖，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就在这时，一只微凉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一抬头就看到Mrs.Wang担忧又焦急地看着我：“孩子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我混沌的大脑一时反应不过来，只顾着问她：“我是不是箍住您的肚子了，您没事吧？”一连问了好几遍。

听到我的问题，她似乎犹豫了片刻，但很快便坚决地对我说道：“谢谢你孩子，我没事，你别担心。我老公一会就来，你跟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我给你家长打电话。”说话间已经掏出了手机。担心她和腹中胎儿的安全，我立刻拒绝道：“不用了老师，我没事，你快去医院吧。我明天正好要去医院复查，顺便检查一下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见我态度坚决，Mrs.Wang只能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来接我回家，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带我去检查身体。“费用我来出，孩子一定不能有事。”

听着她的话，我突然有些难过，好像自己非但没做成什么，反倒给她添了麻烦。但在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个井口后，这种难过立刻变成了后怕：足有五六米的高度之下流淌着浑浊的污水，根本看不见底。如果我刚才没能抱住老师，后果不堪设想。

或许是我脆弱的身体承受不住“见义勇为”的后果，从医院回来后，我便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偏头痛剧烈发作。我疼得昏天黑地，呕吐物从食物的残渣变成澄澈的酸水，最后只剩下绿得发苦的胆汁，足足有几天的时间下不了床，只能靠社区医生上门打点滴，好在注射的药物是固定的，在哪里输液都一样。

昏睡醒来的间隙，我听母亲说，班主任和王老师想要上门来看我，被她拒绝了，但王老师执意给了她一些钱，她只能收下；父亲一直守着我，目光中带着心疼和肉眼可见的赞许：“我闺女是个有担当的好孩子，爸爸妈妈都由衷地为你骄傲。”

半个月后，我康复回到学校，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进校门，许多不认识的老师都笑着跟我打招呼，身边也有许多窃窃私语的同学。来到班里，我立刻收到了全班的注目礼，在课桌前坐下来后，我的几个好哥们便凑了过来：“涵哥，听说你救了咱王老师，是因为这个生病的吗？”我笑着说只是头痛发作而已，跟老师没关系，等他们各自回了座位后，才从同桌口中听到了那天“见义勇为”的后续：

“那天你救了王老师之后，第二天老大就在班上表扬你了，还问有没有同学愿意去看你，后来说你妈拒绝了，因为你很难受；第二周的升旗仪式上，校长亲自表扬了你，好多高二高三的都跟我们打听你呢。”

我听得脸颊滚烫，挥手让他别说了，却发现老大的身影出现在了教室门口。他笑着向我走来，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真厉害！我听他们说你来班上了，赶紧过来看看。现在身体怎么样，都恢复了吗？”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告诉他已经没事了，他便叮嘱了我一句：“别忘了下课去办公室找一下王老师。”说完就离开了教室。他前脚离开，后脚语文老师便走进了教室。她先笑着问了问我的身体，才打开课本，开始了新一天的语文早读。

早读结束后，我依言去了Mrs.Wang所在的英语组办公室。我敲了敲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推门进入，发现办公室内只有Mrs.Wang一人，其他老师都不在。见到来人是我，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起身朝我迎了过来：“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不等我回答，她已经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我不敢搂她，只能将手轻轻搭在她肩上，蜻蜓点水般拍了几下。这个拥抱比我想象中长了太多，Mrs.Wang似乎过了许久才松开我，我终于有机会问她：“老师，您的宝宝没事吧？”

回应我的是她肯定的笑脸：“放心吧，一切正常。托你的福，现在宝宝已经会动了。”我这才松了口气，眼泪却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这一次，我终于没把事情搞砸。

“怎么了孩子？”

见我流泪，老师显得很惊讶，旋即也红了眼眶。“来坐，”她拉着我在她旁边坐下来，自己也坐回工位上，“是因为担心我吗？”她抽了几张纸递给我，留下一张擦了擦自己的眼角。我摇摇头，咬着牙将泪水逼了回去，直到情绪平复后才开口道：“不是的老师，是因为其他事。”

Mrs.Wang看起来有些疑惑，却没有追问，只用那双漂亮的眼睛凝视着我。“你心思太重了孩子，这样很累的。有什么困惑都可以告诉老师，还有你的爸爸妈妈，我们都会帮助你的。”我努力笑了笑，冲着她点点头：“谢谢老师。”

从办公室出来后，一整天我都心不在焉，回家后便将自己丢进了床里。回想起早晨和Mrs.Wang的那场谈话，那时我差一点就要将心里的隐痛全盘托出，但因为不想给老师添麻烦，还是拼命咽了回去。

在我刚刚患上癫痫时，曾遇到过一位关系很好的病友姐姐。因她单名一个欢字，我便一直叫她小欢姐姐。小欢姐姐自小坎坷，虽然患有白血病却一直乐观开朗，始终不曾向命运低头。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她如阳光一般照亮了我内心的深渊，让我从自暴自弃的阴影中逃脱出来。但不过一年，病情的突然恶化就让她的意志迅速消沉，我们也在一次争吵后断了联系。我曾努力寻找她的消息，但都石沉大海，只能放弃。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一直被我深深地埋在心里。我将这一切全部归咎于自己的幼稚，坚定地认为是我的冲动搞砸了这一切，期盼着自己能快快长大。大概也是因此，我才会在Mrs.Wang有危险时拼命地拉住她——因为，也曾有人像这样拼命地拉住过我。

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格格，出来吃饭了。”她从门口探进头来，笑着招呼我，“晚饭做好了，有你爱吃的炖排骨，庆祝你恢复健康。”

回忆中止，我再次将所有情绪锁回心底最深处，笑着从床上起身：“好的！谢谢母亲大人～”

生活还在继续，对我来说却远远算不上平淡。

随着课业加重，我的头疼开始愈演愈烈，从一开始的持续八九天到后来的十几天、半个多月，甚至是一整个月。大多数时候，我的头疼都有清晰的轨迹，总是从早晨醒来开始，随着太阳升高逐渐加重，在正午时达到顶峰，又随着太阳下落渐渐缓解。只要熬过最炽烈的中午，便宣告了我这一整天的胜利。

跟初中的那些年一样，我又渐渐地远离了学校、课业和考试，回到了有着消毒水味道和白色病服的医院里。但我并不感到难过，反而觉得很亲切：在学校时我从来都是“特殊”的学生，但在这里，我跟所有病人一样“正常”——毕竟，就像学校是为学生开设的一样，医院也是为病人开设的。

在为数不多的校园时光里，高一时气氛中的那一丝轻快也消失了：高二的我们要面对全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要在10门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里争取更多的A等级，这关系到后续的自主招生和强基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而在我们学校看来，只要保C争B、不影响参加高考即可。

在这个关头，我们的语文老师带来了“语参·中华杯”全国中学生写作大赛的消息，鼓励我们参加试试。我有些心动，但看其他同学都觉得没戏，竟然无人响应，也就打了退堂鼓。

“咱去试试呗。”

下课后，同桌捅了捅我，表情似笑非笑。“是不是有点不敢？没事儿，我给你垫底。”虽然不想承认，但那一刻，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瞬间高大了许多。我笑着骂了一声，玩笑道：“走啊，看谁跑得快。”

最终我们还是慢悠悠地晃到了办公室。语文老师人很和善，对于我的到来似乎毫不意外：“来啦，这是比赛用的稿纸。”给了我俩一人一张后，她还特意叮嘱我：“你写作文篇幅较长，这次一定要精简些，最好不要写到格子外面去。”忽略掉同桌看外星人般的眼神，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迅速扫了一眼稿纸——还好，字数能写到一千多。

“你可坑死我了！”

一走出办公室，我的同桌便哀嚎连连：“我以为也就凑够八百字万岁了，难道你要写一千多字吗？！早知道不跟你一起来了。”我笑着搡了他一把：“刚才是谁说给我垫底的啊，怎么，这就怂了？”他立刻挺直了瘦弱的脊背：“谁怂了，兔子急了还蹬鹰呢，小心我一下写个两千字吓死你。”难得他志气高涨一回，我把到了嘴边的吐槽咽下肚去，玩笑般地肯定了他。

回到家里后，我短暂构思了片刻，便迅速开始写第一版。从初中以来，我一直有写小说的爱好，十几年来写下的字数估计在百万左右，写篇小文章并不算什么难事。一个多小时后，第一版内容便大功告成。现在看来，这篇作文笔法较为稚嫩，内容也不够丰富，但在当时高二的我看来，已经是较为完整且出彩的作文了。

经过简单的修改，我将它暂时搁置在了书桌上，第二天早早起床，做了最后一次调整，便信心满满地带去了学校。交给语文老师后，我只兴奋了两三天便忘记了这个小插曲，又被头痛和补习占据了全部生活。

某天休息时，我无意间刷到了“华北同志亲友恳谈会”的消息。在这之前，我确实一直对自己的性向感到迷茫，也曾对同性产生过朦胧的好感，看到这个恳谈会便动了参加的念头。我在备忘录里记下了开会的日期和时间，又加入了活动的QQ群，同时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恳谈会当天不要被偏头痛影响。而老天也难得地回应了我的期待，活动当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如期而至。

活动选在了我们这里一家规模中等的礼堂，一进大门，象征着LGBTQ的六色彩虹便将我包围了。目所能及的旗帜、精心布置的横幅，甚至是装饰大门的气球和志愿者手中的纪念品都是彩虹色的。进门的男男女女不乏成双入对的情侣，也都是同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同性之间拥吻，我有些不知所措，却打心里替他们开心：平时在大街上，他们一定忍得很辛苦吧。无论是对彼此的爱意，还是路人异样的眼光。

在礼堂里转了一圈后，我终于找到了之前私聊加的好友，当时我们约定了一起来这里见面。她跟我一样中性打扮，正在本地的大学读大二，学的动物医学，平时也喜欢滑板。中午时，因为主办方预备的盒饭分量不够，我们还共享了一份盒饭。

可就在会议即将开始时，我的胃里突然翻江倒海，熟悉的头疼也卷土重来，一时连站都站不稳。实在不想就这样回去，我决定到礼堂外面换换空气，看情况再做决定。那位朋友见我状态不好，执意要陪着我，我怕耽误她的事，努力推脱了几次，她却异常坚决。我心里一暖，道谢后便应了下来。

礼堂外，清新的春风吹面不寒，绿柳的树枝随风飘荡。我在人间四月天的风景里渐渐放松下来，头疼也稍有缓解。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男性突然来到我们身边，关切地问道：“我是这次恳谈会的志愿者，你是身体不舒服吗，需不需要去茶水间坐坐？”接着一指旁边的沙发，“那儿也行，但不如茶水间凉快。”

我有些警惕，但看着他胸前的工作证和志愿者手环，还是感激地朝他点了点头，选择了距离更近的沙发。不一会儿，他竟然给我们拿来了两瓶水：“喝点水吧，都是没开过的。”语气很温柔。惊讶于他的细腻，我这才隐隐猜到，他大概不仅是这次恳谈会的志愿者。

就在这时，紧闭的礼堂中忽然冲出两个人，看起来像是母女，后面还跟着几位志愿者。我面前的这个中年人几乎是弹了起来，立刻冲上前拦住了落在后面的那位母亲。“你们去追跑出去那个！”他冲着其他志愿者喊道，任由那位上了年纪的女性对他又踢又打。“您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慢慢说。”

突然的变故吓得我俩愣在了原地，等我们反应过来，那位母亲已经瘫坐在地上，哭哑了的嗓子只能用浓重的方言重复着三个字：“造孽啊……”

这三个字刺痛了我的心。这位母亲看起来不过五六十岁，却已白发丛生，从她黝黑的皮肤和朴素的衣着来看，很可能是个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

我听见身后的志愿者叹了口气，跟他旁边的人低声耳语着：“我跟她说过了，出柜这事儿急不来，她还非要在这里。”

被他的话勾起了好奇，我忍不住回头跟他们搭话：“刚才她孩子……在里面出柜了？”

我的声音很轻，但这两个年轻男子还是警惕地看了看那位母亲，之后才拉着我们走到远一些的角落：“是啊，这种事每次都有，几乎每次都出事。”

通过跟他们的交谈，我才知道这场会议的主办方是一个少数群体民间组织，已经发展了10年，有数千名志愿者，曾在国内的许多城市举办过恳谈会。“恳谈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跟父母出柜的。”

我们正交谈着，刚才拦住那位母亲的志愿者已经回到了我们身边。“聊什么呢，这么感慨。”显然他们都关系很熟。我忍不住问他：“刚才那位阿姨走了？”他点了点头，神情沮丧：“是啊，带着她女儿一起走了。我们劝了很久，但没什么效果，估计那个女孩儿回去之后要吃苦了。”我看着他一身的土和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从兜里掏出一包湿巾：“你没事吧？擦擦衣服吧。”

他笑了笑，象征性地抽了一张：“谢谢啊，我没事儿。这种事多了去了，还好这次不是那种摁都摁不住的老父亲。”我们都被他的话逗笑了，跟我一起的同伴随口问道：“你们都跟家里出柜了吗？”他闻言爽朗地笑出声来，摆了摆手：“不可能的，他们接受能力没这么强。不过也没什么，反正距离远，他们管不到我的。”他顺手掏出烟盒，但看了一眼我们，又把烟盒塞回了口袋里。

我脑子一抽，下意识地问道：“那他们不催吗？”他笑着看着我：“怎么可能不催啊，前两年都快催魔怔了，但熬过三十就好多了，现在基本属于相安无事。他们都是工人，不可能接受我找个男的，我又不能祸害人小姑娘，只能努力多挣点钱，给自己和他们养老就得了。”

他的话让我很感动，搜肠刮肚却只想到一句：“祝你幸福。”话一出口，我们都笑了。

后来又聊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我最终没能坚持到恳谈会结束，只在礼堂门口零零碎碎听了几句。我看到许多跟我父母同龄甚至还要大一点的叔叔阿姨站在台上，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跟自己的孩子拥抱对话。

直到今天我也一直记得，其中一个母亲笑着对女儿说：“不管你爱谁，妈妈都最爱你。”

高三的暑假前，我正在家中休养，突然收到了语文老师的QQ信息：恭喜你子涵，你获得了作文比赛的一等奖，奖状已经给我寄过来了。还附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我一时没想起是什么比赛，问了老师才恍然大悟，果然是之前参加的那个“语参·中华杯”。

兴奋后知后觉地将我环绕，我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喜讯告诉了父母，老爸当即就要开酒庆祝。那一整天我们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就连折磨了我许多天的头痛都缓解不少。

第二天上午，我拖着病体去了学校，一进教室门就被同学们围住了。“可以啊涵哥，真的获奖了！昨天语文老师说了，咱学校就你一个一等奖，以后当了作家可别忘了兄弟们。”我听得哭笑不得，心想果然是孩子思维，用三个滚字轰走了这帮臭小子。“我难受着呢，先让我坐下。”

大概是课代表收作业时告诉了语文老师，她过来早读时便将奖状一并带了过来，笑吟吟地交给了我。“当时你交给我后，我一看心里就有底了。”她脸上洋溢着赞许和骄傲，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作文我打了几份电子版，这周高二的语文组会在各班作文课上讲评这篇作文，写得确实不错。”临了还打趣我：“看着像个小伙子，没想到心里住着个林黛玉。”

周围几个男生起哄似的怪叫了几声，被老师用眼神制止，又乖乖看着课本，只有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脸上微微发热。直到老师回到讲台上继续早读，我才猛然意识到，平时一向活跃的同桌安静得很不正常。果然，刚下了早读他就转向我，一脸郁闷：“我真给你垫底了，什么奖也没得。”

我一直不太会安慰人，此刻也只能拍拍他的肩膀：“没事儿，说不定是题材不对评委的胃口。再说了，我投给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稿子也没入围呢，写得真没那么好。”他这才恢复了些精神，到大课间时已经跟其他同学勾肩搭背地打球去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后，我终于迎来了炼狱般的高三。

因为学校的补课太过密集，我虚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父母只能在外面给我找了老师单独补课。但学着学着，我渐渐感到自己的反应变得很是迟钝，心情总是很差，每天都如行尸走肉一般，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堪称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也下降了不少，刚刚嘱咐过我的事情，一转眼就忘得干干净净。

我没太在意，想着可能是太累了，一边让我妈妈继续替我去医院拿药——因为课业紧张，我已经很久没去医院面诊过我的强迫症了。

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就在这一年，我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头痛：一连几天我都睡得昏昏沉沉，分不清白天黑夜，醒来张嘴就吐，肉眼可见地越来越虚弱。差不多一周时间，早就习惯了这一切的父母和我才终于发现，这次好像不太对劲，将我送到了医院。

几天输液后，我才算有了点力气，开始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也可以不用搀扶，自己走去厕所了。但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连日来渐渐累积的变化已经带着我朝黑洞般的情绪深渊里狂奔而去了。

我开始一整天都躺在床上，不吃不喝，通过看视频和小说缓解内心无孔不入的黑暗；难受极了就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哭，不让父母听见；不出家门，更妄谈学习，每天早上醒来都能感觉到自己坠落得比昨天更深。但是时间不等人，高考的倒计时每一天都在推进，终于，在春光明媚的三月份，我崩溃了。

如今的我，对于那段时间的记忆非常微弱，医生说可能是大脑自我保护的本能所致。我只记得有天晚上，我不知为何非常害怕，却因为一点口角就顶着父亲的怒吼夺门而出。我家在小区南侧，我出门后便藏在了北侧，坐在树下不知谁放的小马扎上发呆。之前想过好多次的自杀计划再次浮出水面，我徘徊在路口做着艰难的思想斗争。好在，还没等我付诸行动父亲便找到了我。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的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下来。

当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的宠物鹦鹉巴丹丹也一夜没睡。它是我初中时接回家来的鹦鹉，从小与我一起长大，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是我最好的伙伴，也是无可替代的家人。

黑暗中它的目光一刻不离地看着我，它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知道它有话想对我说。但是我当时万念俱灰，也懒得解读它的行为密码，只在快天亮时浅眠了片刻。

醒来时天已大亮，母亲进来查看我的情况，我已忘记我们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心中那根紧绷的弦在她说了某句话后断掉了。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站在厨房里，右手紧握着菜刀。不只是因为太过虚弱还是情绪激动，我整个人颤抖着，无法控制地想要下刀去割断手腕，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鼓励我：割下去，割下去就不会再痛苦了。

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了巴丹丹凄厉的尖叫声。

我从未听到过巴丹丹发出这样的声音，以前没有，之后也没有过了。它持续高亢地用尽力气叫喊着，每一声都震耳欲聋，大约有十几声，然后开始学我母亲的声音不停地喊我的小名，“格格”。

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如同从一场大梦里醒过来，不由自主地把刀放下了。看着面前一瞬间苍老的父母，心头悲从中来，而从未在我面前哭过的父亲已用男儿泪替我倾泻了所有哀伤。母亲冲进来抱住我，我颤抖地回抱住她，无声地落下泪来。

等我平静下来，母亲带我去了医院。医生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早早告知，却是母亲以为早就跟医生说过我要高考的事。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又一次病情加重，27的抑郁指数（满分30）和16的焦虑指数（满分20）让医生皱着眉在诊断书上落了笔：重度抑郁+重度焦虑。他更换了药物种类，将剂量加大，让我以后必须一周一面诊，必要时配合心理疏导。

面对这个结果，我反而十分平静，甚至有种心石落地的释怀感。

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沿途早已不复冬日的萧条。春光明媚中，放学的小学生们三三两两打闹着，或被父母牵着走在路上。我坐在电动摩托车后座，忍不住探出头问母亲：“我小时候也这样吗？”

母亲带着笑意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可不是吗。你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数码宝贝，还记得吗？那时候你最喜欢那个主角，叫什么太一，还有他的数码宝贝，能进化成战斗暴龙兽那个。那时候小孩子都看动画片，可没人像你似的这么着迷，天天盼着被选召去数码世界。”顿了顿，又说，“也许你确实被选召了。”

我抬头看着天空下掠过的几只飞鸟，良久才轻轻应了一声。

虽然没能参加当年的高考，我的身体却在一天天恢复。我们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新家，我终于不必再爬六层楼去那个冬凉夏暖的出租房。

安顿好后，我又接了一只宠物貂，取名叫“底迪”，就是台湾腔发音的“弟弟”，因为它在卖家那里没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刚到家时太过瘦弱，所以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希望它在我身边能像大哥的小弟一样过上好日子。

有了新伙伴，巴丹丹的反应好笑又可爱：它见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小家伙狠狠“修理”了一番，牢固树立起自己老大的地位，害得底迪每次见了它都躲着走。而我每天忙着给它们打扫卫生，添食加水，顺带还要处理“拆家现场”，情绪也在不知不觉中好转。

九月中旬，我回到了之前的补习班，正式开始高四的复读生活。

神奇的是，自从我搬来新家，头痛的毛病竟然大大减轻，虽然偶尔还是会发作，但是已经非常轻微，睡一觉之后就能基本恢复；且随着药量稳定下来，精神状态也大有好转，所有老师都夸我“比去年好太多了，很聪明，一点就通。”但是因为我高中三年几乎没有好好地上过课，所有的知识都需要系统梳理，压力一下子大起来。而我的身体比其他学生还是较为虚弱，整个上半学期仍旧过得十分吃力。

空闲时，我不再整天躺在床上，而是选择跟兄弟们出门滑板，以此来舒缓心情。虽然身体不好，但我一直有着广泛的爱好，复读这一年更是尽可能加大户外运动的比例，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体力和毅力。虽然玩得不好，只会最基础的Ollie和shove it等招式，但这项带有挑战性的极限运动让我的紧张和压力得以排解，也给了我面对困难和失败的胆量。摔倒了不要紧，one more try（再来一次）的勇气绝不能丢掉。

某次滑板时，我从几个一起滑板的同伴那里得知，最近在几个商圈附近，总有两个穿着长裙、戴着面具的“怪人”骚扰独行的女性，他们也遇到了一次。“感觉就是小混混发坏，拉着人女孩子不放，看到我们举着滑板过去就跑了。我们也在群里说了，让大家碰上了躲远点。”

当时我不太在意，还笑着问他们见义勇为后女生有没有感谢他们，又聊了几句别的，就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但没想到，当我一周后再次来到这里时，却赫然发现有两个穿着红色和白色长裙、头戴波浪长发和鬼脸面具的男性，正拉着两个吓哭的小女生嬉皮笑脸。我打心里看不起他们欺负女孩的样子，踩着滑板飞了过去，将板子重重往地上一磕。“干吗呢？这我朋友，快给我滚蛋。”

我故意将嗓音压低，音量却很大，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不远处几个滑板的男孩子也朝这边走来。许是被我的气势吓到，抑或是不想惹“大麻烦”，我对面那两个“怪人”后退了两步，彼此看了一眼，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

擦干眼泪后，两个受惊的小姑娘跟我道谢。通过交谈我才知道，她们也是高中生，正在本地最好的高中读高三，这是她们第一次出来滑板，没想到就碰上了这样的事。我们加了好友，约好以后可以一起出来玩，然后她们就回去了。

怕父母担心，回到家后我没跟他们说这事，心里也隐隐有些后怕，却并不后悔。

寒假期间，武汉不明原因的肺炎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我也紧张地关注着。但害怕归害怕，我一直不觉得这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直到过年时武汉封城，济南也出现了病例，我才真正担心起了高考：病毒能通飞沫传播的话，高考算不算大规模聚集呢？

就在这时，我所在的鹦鹉群忽然发出了一则求救信息：在河南的部分村镇，因为疫情严查，本是当地扶贫项目的鹦鹉养殖业陷入停摆，村民不但没能脱贫，反而因涉及买卖出售保护动物（棕头牡丹鹦鹉）被取保候审，甚至被判刑，而大棚里无数的鹦鹉因为没有食物，每天都要死去几大桶，这次正是要为它们募捐食物，主要是小米。

都是爱鸟之人，群里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寄出了第一批，几十斤小米，可对村里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募捐继续进行，群里的朋友们都私下调侃：本该保护动物的法律倒成了杀手，却是我们这些“违法者”（牡丹鹦鹉属于烂大街品种，繁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许多群友都在养）来保护它们。

疫情带来的麻烦远不止这些。因为无法开学，我所有的课程都只能在电脑前完成，本来缓解了许多的头疼再次加重，只能咬着牙拼命坚持。就在我以为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时，三月底，高考延期的消息传来了。

我万念俱灰，只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过不去，就连老天都不肯放过我，头疼陡然加重，一连数日没有翻开习题。

消沉了几日后，时间又来到了四月份。我的头疼完全好转，再次坐在了书桌前。看着窗外的枯树已经枝繁叶茂，我仿佛从长眠中醒来，思绪回到了去年的这个时节。那个时候的我，几乎就要触碰到死神的镰刀，而这一次，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第二天，我又背起书包回到了补习班，此后一切如常。我努力消化着老师上课的内容，在作业堆里抽空给巴丹丹几颗零食。

时间越临近，我心里却越笃定，不是因为成绩好，只是知道自己确实用尽了全力，没有遗憾，也不想再重来一遍了。

高考在七月初如期举行。山东第一年实行新高考，统共要考四天，战线长得格外折磨人；又正值防疫情势严峻，所有人都是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父母送我来到考场外，再三检查了证件、文具和口罩，我便拨开校门口水泄不通的人流，坚定地朝着里面走去。

单单进入考场就要经过四道程序：首先是进入学校大门时有监测系统测温，确保进入的考生体温正常；紧接着在操场外的人脸识别处确认身份，并在操场等候进入教学楼；铃声响起后，我们还要在教学楼门口完成第一次入场检测，才能进入各自的考场。而考场门口的监考老师会再次核对身份，并进行第二次入场检测，确保身上没有电子产品及相关违禁物品。

由于程序过于复杂，第一门语文考试的预备铃响起时，我们大部分人还在楼门口排着长队等待检测。校领导只能紧急修改检测方法，竭力压缩教学楼外的检测时间，在老师们争分夺秒的努力下，我们才得以踏着开考的铃声冲进教室。

因为六选三的副科考试时间不一，而我选的全文科目恰好其中两天都空余着半天在家，是战线最长的一批考生。紧张让我的睡眠质量变得很差，头疼也愈发剧烈，到了第四天已经濒临崩溃。直到答完最后一门地理，我看着答题卡，总算长出了一口气。虽有些遗憾，却也明白自己无法做到更多了。

我把笔撂下，看着四周或低头或抬头的考生们，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莫名地有些怅然。初中休学两年，初三高三各复读一次，以22岁的“高龄”参加高考，我自认无愧于心。

走出考场，只觉如奥运健儿回国，好几台摄像机对着我们咔咔一顿乱闪；家长挤得人山人海，有挥舞着“必胜”大旗的，有几位还举着明星的照片，我认出一个，惊觉这个偶像比我还小一岁；前面几个家长拉着横幅喊口号，而我已远远看到母亲拿着花站在树下，便高举着手臂向她走去。等我们坐上父亲的车，她才告诉我，第一门语文考试送我进去后，她和父亲在车上都哭了。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