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苏州弹词中的江南社会

《浮世精绘：苏州弹词长篇中的江南社会》是一本社会文化史著作。此书虽隶属于《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但却与他著颇有异趣。如果说其他著作是以论述“江南社会中的评弹”，此作则转换视角，先聚焦于“弹词文本中的江南”，再回到评弹本身。

自陈寅恪先生开创“以诗证史”之法以来，文学作品可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已成为史学界之共识。《浮世精绘》（下文简称《浮》）即是遵循此理路，“以弹词证史”，将弹词长篇文本作为映射江南社会之镜，让读者通过民间曲艺此一途径，去探索江南的世间百态。

考虑到参与长篇弹词书目创作和表演的是民间艺人而非传统士大夫，故作者不是把弹词文本作为精确而直接的“证据”来考证江南社会史，而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把通过艺术折射的“镜像江南”利用严谨地史学考证之法，进行深度还原。由于评弹是大众艺术，于是本书所证之史，便是人民的历史，着重反映的是江南人民的心态与社会文化。

评弹创作取材多来源于明清时期的市井文学，故弹词文本在表现大众心态和价值观念上便胜于士大夫阶级的文学。作者通过研读大量文本后发现，弹词在政治教育、情爱观念、科举观念上有着鲜明的共性表达。此种共性表达，即是民众在接触、感受、观摩到明清时期科举兴盛、党政纷乱和礼仪教化后的反馈。鉴于民众隔离于士大夫生活之外，所以他们的反馈既呈现出对以上事物热切的窥探欲，又体现了民众只能隔岸观火、无法深入其中的无奈与愤懑。正因为如此，弹词文本中的科举、政治、官绅生活是大众“想象中的”；但民众心态呈现却非常真实。

譬如弹词书目常有表现朝堂忠奸斗争的作品，如《果报录》《十美图》《四香缘》《顾鼎臣》等。老百姓不是政争的参与者，为何弹词却频繁出现此种内容？作者指出，由于东林党、复社把政治斗争的舆论场从朝堂延伸到在野，于是充斥着“戾气”的门户之见、党派之争在社会上迅速扩散开来，而远离朝堂的在野士绅在躁竞、激烈的讨论氛围中，逐步将政争过程简单化，对立双方脸谱化。至明朝中后期，政府对舆论管控日渐失效，民众也能够广泛参与到政治讨论中。伴随着文化领域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文艺创作者们开始追逐“热点”题材，于是把政争纳入其中。民间艺术创作者受限于阶级身份和认知程度，只能以简化的“忠奸斗”模式去描述想象中的政治生活。时至清朝，清廷对思想和舆论管制极为严苛。而隐藏于社会语境下对前明的怀念与反思如涓涓细流，悄悄地流淌在民间。虽然弹词创作者们无法深入理解“反清复明”之意，但相关议题中蕴含的抗争精神，正好契合民众对“邪不压正”的朴素理解，于是“忠奸斗”的主题又在弹词书目中延续下去。

可见，民众即便无法参与政治，但借助文艺创作可以表达他们真实的政治心态。尤其是在商业气氛浓郁、舆论发达的江南社会，弹词成为了民众的“政治宣泄口”。“忠奸斗”表达的是民众对正邪对立、大是大非的朴素理解，有着普遍意义的真实。作者同时看到，民众不仅是政治议题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是舆论的反馈者。悠悠之口也影响到士大夫阶级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所以，史学研究者要抛弃对通俗文艺作品的成见，不要对民间文艺怀有“皇帝也用金锄头”式的偏见，而要将其作为打穿研究社会史的一把锥子。

《浮》借助研究弹词文本中的江南社会，打破了两个对民间通俗文学和江南社会的“刻板印象”——通俗文学宣扬爱情自由，江南商业兴盛带来了更为开放的社会。恰恰相反，长篇弹词书目中少见元杂剧或明清小说中浪漫化、自由化的爱情呈现，其婚姻观、家庭观、教育观具有保守倾向的儒家思想观念。

譬如《玉蜻蜓》《珍珠塔》等充满生活气息、情感元素的长篇，其中对女性的要求依旧不脱“忠孝节义”四字。作者还指出，同治《苏州府志・列女传》中排除因战乱、盗匪而死者，保守估计有230条女子守贞记录；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则有全国数量最多的贞节牌坊。

弹词文本中的官绅家庭，其婚姻极具功能性，一则联姻才子，提升地位；二则士商联姻，交换利益；三则实行“买卖婚姻”。前两者充分体现了儒家等级制度对婚姻控制和对阶级跃迁的导向（《玉蜻蜓》《珍珠塔》），后者则被创作者加以批判（《双金锭》），透露出对商业化婚姻的反感以及对儒家道德标准的推崇。但弹词文本中几乎不见为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内容。

士绅家庭的教育观念也是极富功利性的，即热衷科举。弹词的创作者们虽为“小民”，但他们对待科举的态度和士绅别无二致：科举可获利，科举为正途。弹词文本中频繁出现的科举说教，正是对明清时期科举成就辉煌和极为激烈的科举竞争的映射。

苏州评弹

可见，通俗文艺并非皆具备反封建要素，反而像评弹这种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文艺形式，更能直接展示真实的而非浪漫化的历史。若想在弹词文本中看到斥责禄蠹的贾宝玉，或是情痴杜丽娘，则颇为天真。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想做出更深入广泛的研究，就要打破史料和视角的局限性，打破对民众心态的固有认知，将目光聚焦到真正的世俗的事务和场景中去。

作为“以弹词证史”的论著，《浮》颇有特色之处在于它让研究者开始注意弹词文本的史料价值，开启了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新角度。曾几何时，史学界回荡着“眼光向下”的声音，然而具体如何“向下”则各有千秋。多数学者所看重乃是契约文书、族谱、村规民约等涉及乡村、市镇的经济和制度的史料，“市井生活”和“非主流人口”常被忽略。但是市镇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会发生阶层分化和职业分化。在“正经”的四民社会外，四处弥散的三教九流之辈也是市镇发展的重要部分。他们虽被正统历史叙述隐藏，却真实地生存于历史之中。而那些脱离于儒家礼制、佛道戒律的风俗和仪式，也随着他们走入寻常人家。弹词创作者用大量文字去记录这些被忽略的人士与风俗、仪式，拼凑起江南市镇曾不为人重视的版块。

《浮》通过对比弹词文本和其他史料，呈现出一群迎合世俗权力、逐步化归民间的僧道，也展示了巫婆、神汉、巫师、方士这类民间信仰群体如何弥补僧道未曾涉及的信仰领域。区别于正统宗教史研究关注的宗教发展、宗教理论和宗教仪式，《浮》更关切生存在江南市镇中的居民如何利用宗教达成自己的目的，宗教人士如何利用民众的迷信心理获利。宗教的工具化在弹词文本中一览无遗。除宗教外，民间风俗在弹词文本中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向。如《玉蜻蜓》中的端午采百草常见于苏州一带，龙舟竞渡在长江下游与中游各有区别，《白蛇传》中吕洞宾崇拜在苏州格外突出，以上记叙便是“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最佳描绘。笔者作为研究儒家礼仪的一员，也从此著中受到启发。自宋元礼制下行后，儒家礼仪在民间已经幻化出彻底迎合百姓生存的一套流程。在弹词文本和江南地方文献中，吊奠礼品日趋丰富乃至奢侈，吊奠仪式中融入的佛道仪式并存在娱神娱鬼的现象，都表明市井民俗与正统儒家礼仪渐行渐远。研究儒家礼制若不深入民间，必会陷入空中楼阁的困境。

如果说《浮》的前一部分是“弹词中的江南”，后一部分则回归“江南中的弹词”。流传于俗世的评弹艺术为了延续生命，不得不进行改革。文本内容趋于雅化，主流社会的正统观念主导了弹词创作，更为迎合清政府的文化政策；江南旧经济中心由苏州转移至上海，评弹艺术借助城市发展重获新生。进入都市的评弹既要迎合城市居民求新、求快、求趣的趋势，又要融入时事新闻之类切合潮流的题材，还要面对城市中其他艺术形式的挑战。新生与挑战给予了近现代评弹艺术巨大压力。面对这种压力，作者在书末也表达了对评弹丧失创新动力和表演形式异化的忧虑。

与此同时，作为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作者面对弹词书目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作者反复指出由于长篇弹词的故事主旨、内容和表演形式具有鲜明的流动性，将其作为史料进行研究有三点需要格外注意。一则是要注重其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心态因素，要区分“虚构的文字”和“虚构的动机”。文学作品虽是虚构的，但创作的背景、成因却是真实存在过的。二则是要注意鉴别特定人物的描写。三则是考证、分析文学类史料时要更为仔细、慎重。笔力有限，本文对此书的精彩之处不能一一道来，故以待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