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支运波：在文艺与美学领域谈论生命政治

为加快培养造就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从2010年起组织开展“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长，逐渐形成了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专题，邀请2020-2021年度当选“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学者进行专访。本期邀请上海戏剧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兼学科办副主任，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支运波，他的研究方向是艺术理论与美学。目前关注的研究内容是生命政治理论。

支运波，上海戏剧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兼学科办副主任，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特别是生命政治理论研究，对生命政治美学、艺术中的生命政治批评理论开展研究。在《文艺理论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等CSSCI期刊发表《姿态的美学：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评》《生命政治：技术时代艺术的新机制》等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或即将出版）《生命政治美学大纲》等学术著作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多项。2017年入选上海市“曙光计划”。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支运波：我主要研究方向是艺术理论与美学。目前关注的研究内容是生命政治理论。生命政治是由福柯开创的一个主题，现在已经广泛渗透到哲学、政治、文学、艺术、传媒以及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特的领域。与此相关的思想家，也几乎都是艺术理论与美学方面卓有影响的理论家。同时，艺术作品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生命政治的特质与属性。基于此，近些年，我集中关注的便是何以在文艺与美学领域谈论生命政治问题。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支运波：与绝大多数当代青年学者令人艳羡的学术经历相比，可能我略显风雨兼程。我本科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在地方县城高中任教四年。之后，考入复旦大学文艺学专业攻读硕博学位。2013年博士毕业，入职江南大学，我略微有些幸运的是直聘副教授，少了其他人非升即走的压力。2016年引进上海戏剧学院，开始转向艺术理论与美学研究。

与其说“经验”，倒不如说“体会”更令人感到踏实些。学术研究的经验大体相似，而体会则各异。我的体会之一是要保持专注。因为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在现实中往往会遭受来自许多方面的侵扰。这既有岗位上的，也有学术研究上的，或者社会生活方面的。可以说，侵扰的因素有一万个，而专注于研究则只有一个；我的体会之二是要有研究素养。我的意思是要对学界具备相当地辨识度和澄明的理解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定力。否则很容易在涌动的潮流中迷失判断、丧失免疫、蹉跎岁月；我的体会之三是与时俱进。研究学问和评价学术的机制疾如旋踵。低眉昂首之间常常已是沧海桑田。时刻保持一种反思、警醒和开放的姿态或许才能守住学术的“初心”。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支运波：我博士毕业入职即直聘副教授，五年正常晋升教授，职称晋升上还算顺利。这主要得益于江南大学的晋升政策，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较为人性化的环境。在每一个阶段，我都得到过许多老师、同事的厚爱与指点。但困难也是有的，我个人比较明显的感觉是一些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给我造成了困扰。

是否有学术引路人，以及拥有什么样的学术引路人对青年学者来说至关重要。远的不说，就拿本届社科新人来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引路人”，第一是导师，第二是自己领域德高望重的前辈，可以是身边的学术带头人之类的，也可以是本领域的学术权威。就导师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导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和规制了青年学者的学术气象；就后者而言，他往往可以帮助青年学者在职业道路上尽快走向学术自强，两者相得益彰。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是：学术平台、学科领域等一些客观条件也非常重要。学者之间的差距现实地也会由平台的差距而翻倍标定。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受益太多人的帮助和指点，每一阶段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那些个在老师们家里求教与畅谈的画面是永不褪色的大学时光，像黄裳裳教授、郭世轩教授等在一开始就播下了学术研究的种子。倘若没有一帮同事的帮助，几乎不可能从繁重的高中教学中脱身。导师张德兴教授对我的影响是极深的，导师从不说教，更多的是在先生身边领悟其儒雅风范。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后，叶长海教授、黄昌勇教授、杨扬教授、王云教授等很多同事都给予了许多提点、启发与重要影响，助益颇多。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支运波：今天，学术研究的氛围与机制得到了极大的优化与改善。学术研究获取认可的渠道大为拓展，发表学术观点的方式更加多样，鼓励学术研究的举措更今非昔比。国家非常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海更是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实施了一系列的创新举措和激励办法，铸造了青年学者成长的坦途。作为青年学人，更需要扣住时代脉搏，承担起奏响学术研究宏伟乐章的使命。

澎湃新闻：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支运波：上海非常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对青年学者也有很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我进入上海工作的第二年，就有幸获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曙光学者计划”，这次再获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的“上海社科新人”的支持，也在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中承担一定的任务。可以说，是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当然，针对不同层次与门类，上海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条例政策。帮扶与培育对青年学者成长而言，特别重要。他（她）既可以通过直接参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而且这些政策更会有一种潜在的牵引和激发功能，进而形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氛围、环境与体制。这些扶持政策对遏制躺平思维、释放学术研究活力、激发学术研究潜能、坚定学术研究道路具有不可估量的长远意义。学者看重的往往不是一些外在的收益，他们常常是视荣誉为生命。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取得成果，对您成功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支运波：上面我提到过学术评价机制问题，尽管像课题研究这些学术活动多少会有一些因素存在，可是，任何一个哪怕自诩为真正学者的人都不会把某些外在的东西作为终极目标，或为此自愿地耗费一生。所有基于学术初心开展的评价，可能都毫无例外的坚持一种内在的尺度。社科新人评价尺度，我认为更是坚守了这样一种精神。而且这种基于学术研究本身的评价旨趣会潜在地规约着学者的研究走向。

当然，学者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是否拥有自己的学术标识码，是否取得了相应的代表性成果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中也至关重要。这也是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东西。本次成功当选上海社科新人，也许评委们在这两个方面对我的一种认可吧。

澎湃新闻：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支运波：上海社科新人具有严格的遴选标准，成为上海社会新人无上荣光。入选这一称号的前辈学人，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巨大成就，成为了领军人才。这种无形的引力持续召唤着后来人奋发有为。作为艺术学科和艺术院校仅有的一位，深感荣幸。见贤思齐，它只会让人更加慎重地对待学术事业和学术生涯，以更高的目标重新出发。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对加快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支运波：上海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地，也是文化之都、演艺之都、时尚之都，具有鲜明的城市定位和文化品格。据说，上海堵车最严重的时段，不是早高峰，也不是晚高峰，而是剧院散场之时。稍微有些高质量的演出，几乎都是一票难求。这在其他城市是不多见的。况且，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上海理应拥有与其城市地位相匹配的艺术理论研究。同时，新版学科目录的颁布，艺术扩充至七个一级学科，也为艺术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与挑战。也就是说，多种因素都催逼着加快推进艺术理论研究。因此，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学术领地。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支运波：城市软实力绝非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具体事项构成的。繁星汇成银河。上海这座城市之所以有魅力，恐怕就在于无数人的默默奉献。哲学社会科学是城市软实力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最为核心的基础性部分。进言之，上海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社科新人的学术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上海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软实力水平。

澎湃新闻：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支运波：上海戏剧学院是一所综合性专业艺术院校，在提升上海的城市软实力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我所在的一级学科，学科带头人黄昌勇教授是国内文化产业领域的著名专家，并是上海市教委高校智库、中国剧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我同时也参与上海戏剧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等三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部门工作。

近些年，我所关心的学术研究领域以及所求解的学术问题恰恰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如何提升研究品质，萃取思想，推进学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需求是我们这些青年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而我也将与他们一道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