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式奢侈品”、英国散商与全球贸易

在三百多年前的18世纪，中国就已经对英国出口“奢侈品”茶叶、丝绸和手工艺品，在当时甚至已经存在从中国“代购”这样的行为，更有一批以“史密斯先生”们为代表的英国散商活跃在广州。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社科品牌万有引力出版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国》就讲了这么一段有趣的历史。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

01 中国产的“奢侈品”——清外销艺术品

以“史密斯先生”们为代表的英国散商活跃在广州的时间大约在1736—1796年，即清乾隆时期。由“史密斯”们带回英国的外销艺术品包括外销瓷、外销画（纸本水彩、水粉画，油画，通草画，玻璃画等）、外销家具、外销银器、壁纸、绣品、外销扇等。为了满足西方人的好奇心，许多外销画和外销瓷的主题都与茶叶贸易或茶文化相关。

19世纪黑漆描金茶叶盒，茶具中的锁孔显示当时的茶叶是贵重物品，需要上锁保管

这些外销艺术品在当时的英国卷起了一股“中国风”。早期由中国出口的茶叶非常珍贵，有“绿色黄金”之称，在英国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中国茶叶，当时大量的英国人以从事茶叶相关的职业为生。后来，在茶中加糖、加奶的喝法传入英国，独特的英式下午茶文化由此逐渐形成，饮茶风气在欧洲的盛行也带动了中国大量茶具的生产及外销。

18世纪英国家庭饮茶习俗蔚然成风

02 “史密斯先生”们的中国行

在当时的英国赚够多少钱可以“退休”？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中，出身贵族、家境殷实的男主角达西先生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万英镑，在当时已是富贵逼人。而18世纪的“史密斯先生”们，则怀揣着“2万英镑”的“小目标”——相当于现在的3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两千多万，冒着巨大的风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当时英国人来一趟广州相当不容易，由于当时还没有蒸汽船，航海使用的是帆船，从英国航行到中国单程需要耗费半年时间，一路上，食物和淡水、天气、海盗等因素都随时可能成为这些商人的生命威胁。

图中的广彩瓷碗上描绘的是外国商船船员在出航前与爱人依依惜别，以及成功返航回国后与爱人相见的情形

由于广州是当时唯一的对欧美海上通商口岸，全国各地的货物都运到十三行出口，因此在十三行的茶叶店里可以看到各省名茶，如福建武夷、广东古劳、浙江红梅等。可以想象，当时的英国商人走进十三行茶叶店的心情，或许就如同我们踏进太古汇准备“扫货”时一样。

描绘十三行内茶叶店的外销画

03 “史密斯先生”们在广州的生活

当时的清朝还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认为开放一个口岸，让外国商人能够购买到“天朝”的商品，已是一种恩赐。因此，清廷也不允许外国商人把家眷带到广州，以免他们在广州“生活得太舒服”，不愿意离开了。

下面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对西方人在广州的规定：

外洋战舰不得驶进虎门水道；

妇女不得携入夷馆，一切凶械火器亦不许携带来省；

公行不得负欠外商债务；

外人不得雇用汉人婢仆；

外人不得乘轿；

外人不得乘船游河；

外人不得申诉大府，事无大小有需要申诉者亦必经行商转递；

在公行所有之夷馆内寓居之外人须受行商管束，购买货物须经行商之手，尔后外人不得随时自由出入，以免与汉奸结交私贸；

通商期间过后，外商不得在省住冬，即在通商期间内，如货物购齐及已卖清，便须随同原船回国，否则(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于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须前从澳门居住。

为了与外国商人打交道，清政府还专门招募了行商，《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中提到的英国律师威廉·希基生动地描绘了潘振承的一次宴会。这位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行商接连举办了两场聚会，创造性地将参与者的多元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十三行行商潘振承（1714—1788）

原标题：《18世纪的“中式奢侈品”、英国散商与全球贸易》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