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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文艺|“流动的家园”:苏州打工者在这里读书写作

张烨
2018-03-31 13: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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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打工者在这里读书写作(03:14)

中国的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外来工。每五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城市外来工。他们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卖煎饼的小贩、写字楼里的清洁工、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他们用双手创造了城市的繁华,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2016年,中国有2.8亿城市外来工。和10年前相比,他们在城市的居留稳定性更强,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他们的家庭化流动趋势也愈发明显,携子女外出、或在城市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城市久居的外来工,需要有融入城市的机会。他们在城市孤立无援,需要建立更可靠的社会网络。他们在城市默默无声,需要有更多表达和参与的途径。育有子女的家庭,还要面对子女受看护、受教育的需求。然而,这些需求在城市中往往得不到关注。

为了满足城市外来工日益多元的需求,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外来工聚集的地区,涌现了许多服务于外来工及其家庭的公益机构。他们有的致力于建设工人文化,组织工友们透过文学、音乐、戏剧等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些则致力于帮助外来工子女即流动儿童,通过建立家庭、学校、社区等多层面的支援体系,维护流动儿童生存与发展的权益。

香港乐施会是一家扶贫发展机构,自1997年起与内地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城市外来工相关项目。2017年,在有关工作开展了20年之际,香港乐施会的城市生计团队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邱林川教授的项目组展开合作,对有关工作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

项目组走访了全国7个城市的9个公益机构,并将其中一部分机构的故事记录下来。在了解这些故事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城市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让参与城市建设的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城市发展的果实?

城中村往往是脏乱差的代名词,但在80后打工青年全桂荣心中却不一样。这里的房子简陋,却是打工者在城市少数负担得起的地方;这里的街道拥挤,却弥漫着洗衣吃饭的生活气息。

2009年,外出打工多年的全桂荣有感于打工者文化生活的匮乏,选择在苏州的城中村开办一家“工友家园”(现名苏州星星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九年来,他创办的工友家园为打工者们提供图书借阅、电影放映、文学及音乐创作等活动,累积服务数万人,并带领工友们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工人文化。

沈巷村商业街。梁惠/摄

苏州是一座人文气息浓厚的城市,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它工业化的一面。经过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转型,苏州在2017年已成为全国工业总产值第二大城市,其中电子、电气、钢铁、通用设备、化工、汽车等行业较为突出。2017年末,苏州常住人口总量超过1千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不到七成,外来打工群体数量庞大。

苏州木渎镇沈巷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居住着两三万名打工者。全桂荣创办的工友家园,就位于沈巷商业街二楼一个80平米左右的房间内。走进房间,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会客区,有木板搭成的简易沙发和茶几,工友们可以在这里聊天、练吉他。会客区后面是一个较大的阅读区,有整墙的书架,密密麻麻的书多达几千册,许多来自工友的捐赠。再往里走还有一个活动室,摆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工友们可以在这里进行球类、棋类等文体活动。

工友家园的图书室。梁惠/摄

为打工者开办“工友家园”是全桂荣的梦想。他在广西农村长大,年少时进城打工,深深地感受到打工者们精神文化上的匮乏。匮乏并不是因为打工者文化水平低,更多的是因为生存环境的限制。一方面,工厂普遍要求超时工作,“十二小时连轴转”,打工者缺少闲暇时间。另一方面,空间上也不允许,尽管美丽的城市由打工者们造就,他们却很难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经常只能三五一群地坐在路边,更不用说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休闲了。

全桂荣向往老一辈工人的生活方式: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学习;工人们有自己的俱乐部,里面有图书馆、电影院、篮球场。博彩业盛行的时候,他还幻想着买彩票中个500万,办一个工人俱乐部。

然而,彩票多年来都没有中奖。来到苏州打工后,他索性自掏腰包,用半个月工资租下了场地,又亲手装修、布置,终于建起了“工友家园”这座微型工人俱乐部。

一开始,家园的经费和人手都没有着落,他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维持家园的运转。后来,有了政府和香港乐施会等社会资源的支持,他才得以把较多时间投入家园的工作。九年间,他已从27岁的“小全”变成了36岁的“老全”。如今,年轻的工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全叔”。

全叔在整理图书。梁惠/摄

全叔一天的工作从下午开始,到晚上十点结束。白天工友们大多都在上班,他便一个人来到图书室,放上音乐,时而去书架旁整理图书,时而坐在门边修理球拍。

从年幼时起,全叔就喜欢看书。武侠、言情、神话,有书便看,但仅止于消遣。打工后,他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鲁迅全集,才发现世界上原来有另一种文学——表现劳动人民的文学。“感觉以前的书都白看了”,他又买了更多类似的书,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我们能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记录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

表现劳动人民的文学,应该由劳动人民自己书写。在工友家园,全叔不仅鼓励工友们读书,也鼓励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工友家园的出版物《工友通讯》就是工友们的创作园地,数年来收集、刊登了500多篇工友们的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工友们的日常生活,也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反思。例如,有的工友发现下雨天工棚积水,被子都浸湿了,老板却置之不理,由此想到工人们的权益受到的轻视;有的工友结婚后被迫帮丈夫还债,最终选择离婚,呼吁“两个人的生活不应由一个人承担”;还有的工友回到农村老家,发现彩礼翻倍、单身汉娶不起媳妇的社会问题……2017年,结合工友们的口述史,全叔和同事们还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书名叫做《流动的家园》。

工友通讯。梁惠/摄

除了个人创作,全叔还把工友们组织到“文学小组”、“文艺小组”中,进行集体创作。这些作品往往从工友们的共同经验出发,也因此更能引起工友们的共鸣。一位建筑工地的工友因为常年流动在外,在一个地方结识的朋友,往往会在下一个地方断了联系。他感受到了工友们因为工作不稳定而造成的人际关系不稳定,于是创作了一首题为《一百年后的朋友》的诗歌,盼望工友们能有天长地久的友谊。这首诗在文艺小组被改编成了歌曲,在工友中广为传唱。

全叔认为,小组活动的好处在于有很多讨论和表达的空间,工友们能获得自我成长,“一些工友原本连介绍自己都会发抖,会脸红,但通过小组内不断的创作和讨论,他们不仅敢介绍自己,也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建立起了对自己的认同和自信。”此外,小组也能让工友们结识更多朋友,在陌生的城市建立起人际网络,获得情感和生活上的支持。

工友家园难以忘怀的,是一位名叫贾孝飞的工友。人称“老贾”的他是一名建筑工,来苏州打工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来到工友家园后,他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也感受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对劳动价值的肯定。爱好写作的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友家园的活动中,在《工友通讯》上发表了许多作品,他本人还参与了《工友通讯》的编辑工作。然而不幸的是,他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家贫而没有及时治疗,已于2016年6月去世。

对于老贾这样的工友而言,文学意味着什么呢?上海大学的文学教授郭春林在一篇悼念老贾的文章(http://tootopia.me/article/6783)中,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老贾创作了许多作品,但他最让人难忘的“创作”,是虚构了自己拥有完整的家庭。现实中的老贾独身一人,但他却告诉旁人自己拥有幸福的四口之家,会在除夕夜即兴写诗。郭春林认为,打工者们在城市面临流动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感,“他们需要自己不被当作另类,需要融入这个时时变化的社会关系中,需要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的故事,需要自尊和尊严”,而文学就是他们对抗偏见的武器。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工人文化也不再局限于文学和音乐,而是有了更多的表现和互动形式。全叔早年曾在手机厂组装手机按键,如今这种手机早已过时。年轻工友们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用更新潮的方式创造自己的文化。全叔为我们展示了工友们上传到快手的视频,“一些工人在车间里生产弹簧,他就把弹簧的生产过程拍下来,关注量还挺高的。我觉得把工人的日常状态以这种现代新媒体形式表现出来,也是一种新的工人文化。”

工友在快手上发布的视频。梁惠/摄

“工人文化就是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叔希望,人们不仅看到工人文化,也看到工人文化里反映出的工人们面对的问题,并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九年里,工友家园根据工友们的实际需要,将服务范围从工人文化拓展到了家庭和劳动,包括开办两间“爱心小屋”,为工友子女提供课业辅导,以及探访工伤工友、开设“劳动法律咨询”公众号等,为工友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志愿者们在爱心小屋为流动儿童辅导功课。梁惠/摄

“劳动的价值被风吹着/在天空中轻轻飘荡/我们该不该把它/放进我们的手掌”,年轻的全叔曾写下这样的歌词,而他已用自己的行动,将劳动的价值放回了工友们的手中。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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