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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不相识︱战争与和平(四):历史正确的一边

特约撰稿 黄境
2022-11-02 18:04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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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可以澄清历史的走向,但通常是在战争结束之后。

然而,在2022年2月24日俄军三路入乌当天,七国集团(G7)便召开视频峰会发表共同声明,称普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翌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每个国家都应该考虑他们希望站在“历史的哪一边”。

曾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德国,态度十分坚定。德总理朔尔茨三天后在议会发表标志德国外交“重大转折”的讲话,声称 “作为民主人,作为欧洲人,我们站在他们(乌克兰人)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各大国对谁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或有不同看法,但对此表述并无异议。我国外交官也多次表示,中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历史?什么是历史?它为什么有错误的一边?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一边?如何判断错误与正确?为什么人们潜意识里认为历史有一个目标?

我们不得不暂时抽离乌克兰的战火,走得远一点。

进步史观

历史,是人类记录的他的过去。但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或许最能接受的说法是——历史是人类在时间上一步一步实现理性的过程。

“现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时间来定义的时代。它聚焦于当下,它用时间来规定人的存在,也用人的存在来规定时间。现代意味着“新”,意味着解放和创造。意味着过去不如现在,现在不如未来。现代人有一种全新的史观,即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奔着一个光华灿烂的终极目标去的。

这种观念甫一出世,便把过去那些“厚古薄今”或“循环往复”的史观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一种如此不可思议的观念,如何能牢牢地占据人们的头脑?

这需要我们回望三四百年前的欧洲。变化正是发生在这段时间。观念的变化给西方带来了全新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全新的秩序。

新观念的最大特点,是人的解放。不再需要上帝。甚至也不再需要国王。每一个人,充分释放人性,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将成为自己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将成为自己的国王。

现代人就像没有了锚的船,没有了回程票的探险者。这不恐怖吗?不。当看到财富、地球和一切一切前所未见的成就在眼前铺开,恐惧就让位给了激动的颤栗。

彻底解放的人,带来彻底解放的欲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摧毁了旧的生活方式、社会肌理。人一旦尝到自由的滋味,就再也回不到过去。无论这解放的代价是什么,现代人都心甘情愿地去偿付。

新的秩序在这一个个解放了的个人中重新构建起来。人和人之间通过契约,组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从一个国家的内部看,它是生动活泼的,因为它由一个个解放了的个人组成。而从外部看,一个国家就仿佛是一个集合起来的“个人”,是理性和激情的寓所。

一个个的国家,再组成国际社会,就如同个人组成国家一样。而这些自由的国家如何和平地共处,就如同一国之内自由的人如何和平地共处一样,成为了哲学家孜孜不倦探索的话题。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比如康德所揭示的纯粹理性之“二律背反”)以及它与“定于一尊”决裂所带来的巨大的开放性,使得几乎每一个现代人都会对“我该如何存在”产生深深的困扰。

19、20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上可以说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思路,是让人功利算计、趋利避害,所谓的“功利主义”是也。

第二种思路,是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激情、欲望、决断力。比如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尼采的权力意志,还有被认为对“纳粹”负有一定哲学责任的各种决断主义、存在主义。

第三种思路则是把个人融入到全人类的福祉当中,融入到有终极目标的历史当中。康德在60岁时(1784年)写了一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其中指出:“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康德又在71岁时写出《永久和平论》,希望以自由国家的联盟来缔造人类的永久和平。

比康德晚近半个世纪出生的大哲黑格尔,成为了进步史观的集大成者。他更为辩证地阐明了个人的特殊性是如何与人类的普遍性、历史的阶段性是如何与历史的终极目标相结合起来的。

马克思是黑格尔的追随者。他的唯物主义视角使得“解放全人类”在那些物质上被剥削的阶级和国家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的学说,开启了人类有意识地、在科学化理论的指导下推动历史进步的实践。

进步史观使得历史成为一种道德律令,使历史出现了“正确”与“错误”的区别,使所有的人都敏感于自己是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有人说,现代人之所以能完成悬崖边上的纵身一跃,是因为心中仍残留上帝。但也许更合适的说法是,现代人自己成为了自己的上帝,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天堂。这个新的天堂,也许叫理性,也许叫自由,也许叫平等,反正这就是“它”,这就是“一”。它像一个远远的指挥棒一样吸引着现代人奋不顾身地前去。

战争与历史

战争有时是“历史的狡计”,即历史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不得不以战争为手段。比如拿破仑在欧洲推行“自由、平等、博爱”的战争便被视为这样的一种战争。

战争有时是对进步史观的巨大嘲讽。在19世纪末,各大国纷纷自视为“世界史国家”,要用战争来实现自己设想的秩序,结果走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不过,战后各国痛定思痛,参照康德理念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使得世界历史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这反而又证明了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

建立在大国协调、普世均质、集体安全、主权让渡之上的欧洲战后和平,被认为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最生动实践——如果尘世有天堂,那么最接近这个天堂的,就是欧洲;至少许多观察者这么相信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眼前乌克兰的战火。它为什么迅速地勾起了西方人的“历史”感慨?当西方人看着这个战火,他们看到了什么?

首先,他们看到,乌克兰人已经成为了“自己人”。战争爆发当天,七国集团的声明就强调乌克兰是个“民主”国家。乌克兰通过表达对北约及欧盟的向往,从而表达了对自由民主身份的长期承诺。更重要的是,乌克兰通过武装抵抗证明了自己获取和掌控“自由”的能力。

理论上,西方默认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自由”的;实际上却会计较这个人、这个国家“配不配”。在他们看来,一个人需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一个国家则需要证明自己的国格。乌克兰仍然是个腐败和混乱的地方,但西方从战火中看到了“一个自由人民组成的自由国家”的升起。

因此,西方把“威权主义”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等同于对普世理念的攻击。9月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对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法国,因为它是一个具有普世视野的国家,所以它是世界上的一股力量。为了与蒙昧作斗争,我们为自己、也是靠自己建立了对科学和人类进步的信念,以及将自由和理性的个人置于一切之上的普遍抱负。这些都是普世价值。试图破坏它们会造成混乱、失序和麻烦。”

其次,西方认为,乌克兰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这是西方认定俄罗斯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最大理由。美国《外交季刊》发文称:“征服领土似乎已成为过去。上次一个国家试图彻底征服另一个国际公认的国家(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已经是30 多年前了。而边界基本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是这种限制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础。”

这种看法建立在西方各国政府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判断上。他们认为,俄罗斯的目标很可能不仅仅是政权更迭,也不仅仅是控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因为早在 2008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表示,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今年2月21日,即俄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前三天,普京发表全民讲话,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独立。在这个讲话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现代乌克兰完全、全部由俄罗斯创造”,“乌克兰从未有过其真正国家地位的稳定传统。”

也许,俄罗斯之所以对境外俄人权益特别敏感,是因为俄罗斯还在进行“国家构建”。但这在一两百年前就已基本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各主要西方大国看来,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行为。它们更倾向于将俄罗斯的行为解读成“帝国主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正在发生的是欧洲的两种愿景的对立。普京捍卫的是一个帝国的欧洲,一个统治的欧洲,一个不尊重边界完整和人民自决权的欧洲。我们的欧洲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愿景之上的。”

最后,西方人还清楚地意识到,这场危机正好发生在西方特别脆弱的时候。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西方内部愈演愈烈的极端思潮、分裂、极化,到现在还没有停歇。与此同时,西方在全球的实力地位、规范影响力也进一步下降。

这对西方人实在是个重大打击。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一度让西方人哀叹“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思考“历史的断裂”(阿伦特)。但上世纪末年,苏东突然内部坍塌、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民主出现“第三波”浪潮,又让西方人重新乐观起来,认为人类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福山)。

如今,一个“半西方”认同的俄罗斯发起的挑战,既像西方腹地坍塌的号角,又像全球秩序瓦解的序幕。而号角一旦吹响,序幕一旦拉开,就再也回不到过去,新秩序的构建已经开始。西方没有不全力以赴的理由。“历史的正确一边”正是他们全力以赴的动力。

重建秩序

总体而言,既有秩序目前仍然得到尊重。

普京没有批评乌克兰的自由民主,而是声讨它境内的“纳粹势力”。普京也没有蔑视国际条约,他强调的“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写在了欧安组织的一系列文件里。俄罗斯索要的东西非常实在——把北约的活动范围推回去,这集中体现在它在2021年底向美国提出的《俄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议》两份草案中。俄罗斯活跃于其间的“金砖”和“上合”,与其说是正在形成的“东方阵营”,不如说是日益成熟的多边平台。

但是,俄罗斯生动地传达了既有秩序的两大缺陷。这也是导致许多国家难以马上对站在“历史的哪一边”做出明确回答的原因。

其一,西方主导的普世主义可能不适合所有的国家——这便提出了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

其二,推动普世秩序的霸权国需要限制自己的“私心”——这便提出了一个霸权与公正的关系的问题。

在已经达到历史顶点的秩序中,不存在这两个问题。在这个终极秩序中,只有世界政府而没有霸权,国家之间没有敌意,甚至国家可能也不再存在;特殊性在普遍性中呈现,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达。

然而很明显,在未来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中,这个终极秩序并不会出现。但是,抛弃这个终极秩序愿景,也并不现实——毕竟现有秩序建立在这一愿景之上,而它的潜力并没有耗尽。为今之计,列国或许应该务实地考虑一个可行的、通往终极秩序的阶段性秩序所应具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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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

    责任编辑:单雪菱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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