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一个地理阅读者的梦想与实践

陈丹燕

我是一个自幼热爱读欧洲小说的人。也是因此，我在日后的漫漫长旅行中，自然而然要去看看小说里描绘的那个世界。小说描绘的是现实世界，更是心灵世界，这是小说书比地理书优越的地方。所以，身体在地理上移动时，五官七感都在探索，心灵在打开。

从大西洋里的岛屿，到亚欧走廊的边缘地带，都曾是我读书的好地方。那时，旅行可不需要随身带哨子，到中美洲的云林里找凤尾绿咬鹃才需要，那时哨子的作用是引诱。

当2022年2月24日下午终于爆发的俄乌战争，将一个分裂而保守的时代界定明确，从此，新时代开始了，我看到了我的旅行时代的终止符。

那时我正在南海观音像附近，洁白的观世音菩萨像立于蔚蓝色的海面上，波澜不兴。2008年去北极旅行前我来过这里，这次算是重游。再见到这片灿烂艳阳下格外庄严柔和的大海，我想起了北极蓝色的雪原，和夜晚正对着我头顶的北极星，那正是夜空中最明亮的一组星星，它带领着一百零七颗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照耀着整个北极的雪原。我发现自己经历的曾是一个如此平坦无垠的世界，它适宜所有对遥远地方的梦想，适宜把它们适时变为现实。我经历的时代，是个对个人旅行乐此不疲的时代。如果我可以套用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著名的句子，我会这么说。然后，直接引用他的原话：“我希望我这样说最为精辟。”

其实，2015年，世界分裂的阴影就已经出现在我旅途上空了。那年秋天，由于土耳其大选，如此阅历深厚的国家开始再次动荡起来。我到达伊斯坦布尔的当天，安卡拉就发生炸弹爆炸，一百多人遇难。在途中，伊斯坦布尔一家电视台被警察强行关闭。那时我正在一家咖啡馆里写笔记，看着电视直播中的冲突，流血的记者和编辑，然后，电视信号被切断。走向飞机时我突然想，这架飞机会被炸掉吗？我也要飞越伊斯兰国的占领地的。但是我安慰了自己：有过如此壮丽的旅行了，我此生无憾。甚至，深深庆幸。在晦暗的忧患中如明亮芬芳的鲜花开放—我庆幸自己在大战又要在欧洲爆发的前夕完成了一己完美的地理阅读。在飞机上摇摇晃晃的小折叠桌上，我在笔记本上写：“我不能阻止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我能长久地记得并歌颂那片大地战前的美。”

那年一回上海，土耳其的局势就开始恶化，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飞机，土耳其坦克出兵伊拉克，伊斯坦布尔街头暴乱的新闻传遍全世界。贝尔格莱德书店里普林西普照片上的脸总是在我眼前晃动，紧接着，俄罗斯向伊斯兰国宣战，英国向伊斯兰国宣战，法国向伊斯兰国宣战，德国向伊斯兰国宣战，美国向伊斯兰国宣战。我心中充满着大战或将爆发的不良预感。但是与前几次一样，回到上海两周左右，从巴尔干带回来的战争阴影就渐渐被上海兴致勃勃的日常生活覆盖。世界在2015年还是平坦的，特朗普要到2017年才出现在电视的国际新闻里。因为《捕梦之乡》，我还获得了文学奖，成为塞尔维亚的旅游形象大使，这是我从未想象过的荣誉。有时，我真的惊叹这个世界对美梦的慷慨。

这么说是有缘由的。

当我成为一个旅行者，我想要在欧洲细细读完欧洲二十世纪小说金字塔尖上的两部小说：爱尔兰的《尤利西斯》和塞尔维亚的《哈扎尔辞典》。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都诞生在动荡的时局中，《尤利西斯》诞生在爱尔兰独立运动中，《哈扎尔辞典》诞生在南斯拉夫解体的阴影渐渐逼近的岁月里，所以它们都带着强烈的历史地理的痕迹。我是一个持续地热爱在小说中寻找两极的读者，一方面是热爱小说强烈的历史气息，另一方面是热爱小说承载的各种精微的细节。在我看来，一部好小说就是阅读岁月人心的导师，它教你能具体而微地认识文化与历史的形成，也教你如何体贴而仁慈地察觉生活中那些意味深长但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细节。

我一直觉得，读得精微与敏感，好小说最终会给予读者礼物——令一个人能保持一双能独自流下慈悲之泪的眼睛。这种个人的、隐秘而完美的阅读体验本身，就是人生的礼物。

《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正是两部合适的著作。它们都结实巨大，经得起这样阅读；它们也都细腻而温润，能给予我想要的各种与现实世界的细节连接。

因此，我被梦想训练成一个地理阅读者。

从2005年开始到2013年，我在都柏林发现地理阅读的可能性，然后在爱尔兰各地摸索着自己合适的地理阅读方式，并一路走，一路读《尤利西斯》，然后回来写读书笔记。再去，再看，再写。都柏林每到初夏时分的布卢姆日，是一众《尤利西斯》书迷渐渐创办起来的阅读节日，也是世上最著名的地理阅读节日。刚刚参加布卢姆日漫游时，我还没能力为自己设计一次辽阔大地的地理阅读。布卢姆日是我的阅读老师，那些在都柏林大街小巷里菜色的铜牌和街道上被磨得金光闪闪的《尤利西斯》地面标志，就是我的地图，我的指南，和我的向导。

从都柏林往爱尔兰岛的西面去，是因为乔伊斯小说里的一句话—— “雪花无声地落在香农河畔黝黯的沼泽地里。”那是一个诗意的指引，因此我去了香农河边上的沼泽地。浓绿的岛屿上长风猎猎，仙乐飘飘。绿色笔直的海边悬崖那深蓝色的浪涛旁，一艘沉船好像大海的纪念碑那样伫立在长满古老苔藓的石灰岩上。那个六月，苔藓开着成千上万朵小花。这就是爱尔兰长生不老的心脏，在六月如少年般跳动着。

我想自己是在爱尔兰摸索到了如何在欧洲大地上仔细而安静地精读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这也是一个读者取悦自己最梦幻的方式了。

说起来，精读的方式还是在英文课上学到的。英文老师带领我们精读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把一个段落里所有的句型，所有的时态，所有的介词结构都梳理出来，分析清楚每个词的用法。二十岁学到的方法，到四十岁的时候才感觉是真正用上了。

然后，我写完了《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笔记》。

所以，到了2013年在土耳其精读《哈扎尔辞典》，好像懂得如何在地理阅读的旅行里自处，怎样才能享受更多，所以我开始在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的地图上标注，那些标注就好像都柏林城里的那些黄铜标识一样。

2013年的土耳其旅行很是令我难忘，因为丰美异常。我只记得从伊斯坦布尔到希拉波利斯古城，每天都来不及吃午饭。接着，就是2014年的塞尔维亚旅行。那一年命真好，能在帕维奇家中，一边读中文版的《哈扎尔辞典》，一边翻阅帕维奇在写作《哈扎尔辞典》时的笔记本，还看到了他在写作间隙里为自己画的工作速写。真的，阅读的地理旅行在2014年开始带上了一种发梦般的奇异色彩。

到了2015年，我将土耳其与塞尔维亚连接在一起旅行，这是《哈扎尔辞典》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四十天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捕梦者马苏迪一般，在梦中日行千里，晨昏兼程。这一次，在土耳其找到了哈扎尔人的墓地，在塞尔维亚，帕维奇遁去梦乡的正午，我得以在他当年睡午觉的床上躺下，在那里再次读完了关于捕梦术的那一章。帕夫人在外面起居室帕维奇写《哈扎尔辞典》的巴洛克小书桌上，手里捏着帕维奇留下的烟斗，用塞尔维亚语朗读着她丈夫小说中的捕梦者词条。“捕梦者能释读别人的梦，能在梦里日行千里选择住处，能在梦里捕获指定的猎物——人和物或者野兽。一部最古老的捕梦者的札记曾被保存下来，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梦里，我们一如水中的游鱼。我们不时游出水面，望一望世界的沿岸，随即又拼命地快速下沉，因为只有在水底深处，我们才感觉良好。” 这对她何尝不是一种仪式，一种与丈夫相连的可能性。朗读的间隙，她用自己的牙齿扣在丈夫当年咬住烟斗时留下的齿痕上，在伊斯坦布尔买的贵重烟斗嘴上有小小的凹槽，那就是齿痕。我记得在卧室里有一道自大地边缘反射上来的白光，那正是帕维奇在小说里对梦乡的描述。

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我这个读者的占有欲怎么会得到这样彻底的满足。我永不能忘记在那个贝尔格莱德一栋老公寓度过的下午，那对一个自幼爱读欧洲小说的读者来说的高峰体验。

然后，我写完了《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笔记》。

梦想总是连绵不断地在心中生成，它就像河中的礁石，一步一个，个个在水中凸显，以跳得到的距离和适当的危险彼此相连着。在日本德岛的川流上，有 “大步危” 和 “小步危” 两种警示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大步危险，什么时候是小步危险。看到这样的牌子，就更想去试试这些警告的作用了。所以，人会小心翼翼地越过一个又一个，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走得远了，远到回不了头。当《〈尤利西斯〉地理阅读笔记》和《〈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笔记》出版后，我就希望它们能在当地翻译出版。这些由当地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和一个中国地理阅读者共同酿造的心灵之蜜，能让当地人阅读并得到他们的评价，当地的读者会读到那个到处转悠的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怎么读他们的小说，怎么看他们的风景，怎么想他们的生活。

既然世界是平坦的，巴别塔是人类交流的梦想，那就让我也来试试看吧。

从2016年到2019年，我如愿跟翻译《捕梦之乡》的塞尔维亚语译者，以及翻译《驰想日》的英语译者一起工作。书按期在当地出版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公交车上都有新书广告，科克市长来上海为英文版做新书发布了，一切都如意。我的两个译者在翻译时也跟着我的书开始地理阅读，双重的地理阅读：《尤利西斯》与《驰想日》的；《哈扎尔辞典》与《捕梦之乡》的，一切都喜出望外。只是，没想到不久以后，我就要在与译者的交流中探讨疫情与战争如何打击了我们。

当完成了这两次地理阅读的旅程之后，意大利才从我心中浮了出来。1996年我第一次前往意大利，因为得到了奥地利文学奖，颁发文学奖正是四月，我得以从奥地利去了意大利的阿雷佐度假。我去的第一家咖啡店，就是瓦萨里十六世纪在阿雷佐老城设计的咖啡馆。然后，穿过彼特拉克写下《歌集》的窄街，去看弗朗西斯科画了满墙湿壁画的教堂。湿壁画正在修缮，所以我得以爬上壁画修缮搭建的脚手架，很近地端详圣人们拂起的衣襟。少年时代，我以为所谓爱情，就是我会成为彼特拉克诗歌里的劳拉，或者但丁诗歌里的贝，或者勃朗宁先生的勃朗宁夫人。意大利壮游时代旅行过的作家，在意大利各地为我储存了我少年时代的回忆，疯狂的阅读，破旧的小说书，五原路路灯光照亮的数不清的长句，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傅雷翻译的《高老头》，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

在意大利，我才慢慢知道，这里有条伟大的旅行线，从十六世纪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终，四百年来欧洲的作家们前赴后继来这里旅行，以获得心灵的营养。我才慢慢发现自己少年时代疯狂阅读的，正是这些作家的著作。

因此，在意大利追寻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对欧洲小说的爱好，在意大利做一次对自己阅读史的地理阅读，在2016年的意大利旅行中，就明确地成为我的目标。为纪念自己多次旅行后才发现的使命，我专门做了一个意大利旅行的行李牌，提供给我整整一箱子书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帮我制作了这个行李牌。当时的意大利文化处的处长是文学教授，他亲自来讲解了一百年前意大利壮游的简史。我能感到大家对我好运气的羡慕和祝福。好像我是代替他们大家去的，代替那些少年时代生吞活剥般读欧洲小说的一代人去致敬的。

到2019年，意大利的地理阅读笔记提纲已经写出来了，等待补充更多的地理细节，我需要再去意大利做最后一次补充细节的旅行。这一程旅行里，为了要去卡拉布里亚学习古法榨橄榄油，我需要等合适的季节。正等待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世界各大机场停满了洲际旅行的大型民用客机——边界关闭了，长期欧盟签证暂停使用。到2022年，新冠病毒开始变异成相对安全的病毒，相对不那么致命，世界陆续开放边境，但是，战争开始了。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一样，大家以为是局部战争，离自己的生活还远。

当这世界只是被病毒关闭时，我期待病毒会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西班牙流感那样被克服，我相信病毒会像《十日谈》时代的欧洲黑死病那样，最终变成一部意大利名著的时代背景；我知道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它又变回圆的。所以我计划修改好意大利地理阅读提纲之后，再继续我的意大利写作，从1996年第一次旅行，到2018年最后一次旅行，我还没真正完成这漫长的旅行。我知道世界将会动荡，旅行者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我要准备好一只 “温和而响亮” 的哨子，我期待自己还能安静而安全地看看意大利。它对我这个人来说，也许就意味着整个欧洲的文明，以及我最喜欢的那些欧洲小说。

不知道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迟钝，那时对战争的警惕，总是一半化为旅行归来的谈资，另一半化为埋藏于衷的惴惴不安，直到它逼到我鼻子下。

有时我想，也许我也是假装没感觉？自己对自己假装，也是一种装睡。所以拍电影时，再困难也要在北京西路铜仁路口，拍摄一段上帝视角，因为镜头升高后，丁字路口的粗大斑马线，就会在镜头里形成一个巨大的U形，让世界做一个U-Turn，是我对世界改变的反应吧。假装这里有个掉头的标志，然后，世界就调头回去，回到2014，那时土耳其没打仗，特朗普没上台，叙利亚的小男孩也没淹死在希腊的海滩上。

也许再走远一点，回到1999年的早春，那时贝尔格莱德还没被北约轰炸，人们喜欢全世界旅行，去那些冷战时代去不了的地方，看那些传说中的山河风景。也许还能再走远一点，回到1990年的早春，我申请到了第一本因私出境护照，去东京的上野公园看了樱花，去长崎的港口看了蝴蝶夫人唱歌的地方。跟我的编辑中西美纪子和他们编辑室的编辑们在樱花树下喝了夜酒，那是三十年前的春天，晚风卷起路边落樱浅粉色的花瓣，我的日本编辑们教我一个形容词：樱吹之雪。

我其实就是一只长着两条长腿的懦弱的鸵鸟吧，总是费力地把头冲下藏到土里去。然而，战争将一切中断。在轰炸中，再响亮的哨子也都听不到的吧，不要说那哨子还是“温和”的。

我曾努力想完成我的地理阅读三部曲，意大利书是最后的，也是最先的，是地理阅读前期准备时最漫长的引子，也是整个地理阅读旅行给予的最漫长的回馈。在修改提纲时，多年的旅行历历在目，它们搅拌在有时涌起的泪水里，就像在万花筒里看到的那么神奇和美好。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对意大利书至关重要的情感已经变质。从来都是为发现意大利欢喜不已的我，现在已经被悼亡的温柔紧紧抓住了。这种温柔的感情带我告别意大利书，准备好离开。

过去，法朗士曾说过，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如今我想，套用法朗士的思路，世界变了，我也该放弃写完意大利壮游作家作品的地理阅读笔记。

因此，这是我最终没完成的地理阅读三部曲；但地理阅读作为一种旅行方式真是值得，因此有它的人生也真是值得。

（本文选摘自作家陈丹燕新作《告别》，该书由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告别》记录了陈丹燕30年“地理阅读”的旅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