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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城市|对话许子东:中国小说里的摩登都会初体验

试说新语工作室
2022-11-11 09: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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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茅盾《子夜》里吴老太爷来到上海。);

“望过去最初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厮杀得异常热闹。在这夸张的城里,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初到香港的场面。);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穆时英《上海狐步舞》,讲述十里洋场中红男绿女的故事。)

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或许算个“舶来品”。随着晚清开埠,国人开启了大都会的初体验,懵懂于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生活。彼时,上海被称作“东方巴黎”,被当作远东现代性的化身。

作家或许是最敏感的一群人,百年前,中国作者们的书写中,大都会一度是摩登的,却又是堕落的。文学史中,中国的城市书写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当今的城市表达?城市书写与中国文学的乡土传统有何张力?

文学研究者、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曾在作品《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梳理中国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包括呈现上海摩登生活的新感觉派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到重要的左翼作家茅盾,以及难以归类的张爱玲。

在这些小说里,城市意味着什么?士农工商,百年前的故事里,谁是主角?大都会缝隙处,又有何种人性幽微?

带着以上种种好奇,如此城市CityTells第二期,深度对话许子东,共同回望百年前的中国、大都会,与那群写故事的人。

——点击收听

——本期主播 ——收听时间线

09:30 晚清中国,近九成的出版物都出自上海

18:05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叙事是乡土吗?

19:00 新感觉派一面批判着城市的堕落,一面热烈拥抱着都会生活

25:30 不写工人、官员、资本家,张爱玲写得究竟是谁?或许是都市里最庞大却无声的一群人

28:30 张爱玲笔下,小市民的梦想是什么?或许就是要比小市民有钱一些

42:00 都市与传统,在张爱玲爱情小说里的并置关系是怎样的

50:00 城市中的摩登女性,有哪些象征意义

60:35 大都市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

——节目内容摘选:

——现当代文学的三个主角

如此城市: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中,城市是一个重要象征,但关于城市的书写却从未成为主流。最早遭遇大都会的一批中国作家究竟是如何看待城市的?

许子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城市书写一直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截取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到后来的张爱玲小说,再到五六十年代《上海的早晨》等作品,写大都市的作品的确是不如乡土文学成就高。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晚清末年,我们会发现包括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最早的小说杂志,以及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都是从上海开始的。

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刊物和书籍都出自上海。晚清小说虽然起源于上海,但它们并不表现城市,也不表现乡村,而是表现中国,它是在讲述当时的中国故事。我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在书写晚清官府如何欺压百姓,包括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都是通过书写回望灾难深重的中国。

以往我们认为现代文学只有两类主人公,知识分子与民众(常常是农民),但其实官员是第三类重要的主人公。这是我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一个核心学术观点。

《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 著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2021.09

以这三类主角来看20世纪中国小说,也能找到三个主旋律,一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救亡,一是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互相改造,一是官员和民众更复杂的矛盾与依赖。

到了1930年代,现代文学的书写主流更强调乡村,这是事实。

“民”在乡村是非常清楚的,可城市中,谁是“民”呢?这其实就难写了。

新感觉派作家在大的框架上跟左翼作家是一样的。他们同样批判大城市的堕落——城市总归是让人堕落的地方,1930年代任何一派作家都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是热爱城市的,迷恋城市的生活方式。

——“庞大而无声”的小市民,是张爱玲的文学主张

如此城市:“小市民”一度是个贬义词,形容人斤斤计较,但张爱玲描绘的“小市民”却很动人。如今,“小市民”又往往与小资情调挂钩,暗示洋气或前卫的生活方式。如何看待“小市民”的不同意涵?在张爱玲的都市书写中,“小市民”又是怎样的存在?

许子东: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张爱玲是个例外。张爱玲不写资本家,也不写工人,也不写官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里最重要的三类主人公,她都是不写的。她只写这三类人中间的那些数目极其庞大,但无法概括归类的一些人,叫作“小市民”。

张爱玲在上海,站在常德公寓屋顶。

在《传奇》的增订版里,一篇名为《留情》的小说被张爱玲放在了开篇,这篇小说没那么有名,要故事没故事,要象征没象征,远不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第一炉香》以及《金锁记》来得精彩,但是张爱玲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小说集的开篇?

因为《留情》所表现的就是一个上海小市民家庭的典型图景,小市民就是张爱玲的文学主张。

其实张爱玲写的主人公都比我们理解的小市民更富裕一些,但又不够富豪。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男主人公范柳元,在海外做生意,有些产业与资本,但还要跟白流苏计较博弈。比如《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家道中落,但还争取机会去豪门,艰苦地“混”下去。

张爱玲写的是小市民的梦想。小市民的梦想是什么?或许只是比小市民有钱一点。

张爱玲的小说是写小市民的梦想,是写给小市民做梦看的,而张爱玲的散文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她主动地在文学理论上去强调小市民的社会价值。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她这么写道: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概括来说,张爱玲的文学观点与五四主流不同,她认为小市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与香港双城记

如此城市:“写香港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看香港的。”具体到张爱玲的文本,上海与香港这两座摩登大都会是怎样的镜像关系?

许子东:简单来说,张爱玲写香港时,会夸大香港的现代化与异国情调。无论《第一炉香》还是《倾城之恋》,她都把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概念、感情方式放在了来自上海的城市女主人公身上。与之相对,男主人公往往是不满旧的礼教,敢于冒险的。男主的身份同样是比较西化的,或者说半中国化的,比如混血儿、私生子或有过海外生活经验的。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葛薇龙与乔琪乔。

在她的小说里,来自上海的女主人公与身处香港环境的男主人公,进行着一场爱情的战争与博弈。在象征意义上,张爱玲以上海、香港作背景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中国跟西方文化冲撞的缩影。

总而言之,张爱玲的小说里的上海人,白流苏也好,葛薇龙也好,她们都想奔向新文化、新生活,行动上表现为离开上海,离开大陆,去香港进行一场情感的冒险。在新的冒险里,她们常常被欺负,却又在奋斗、算计、周旋,或许不堪,但有时却又能“打回来”。

所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岂止于爱情?爱情博弈的这背后是传统中国被西方文明打开、侵略,而又做出反应的一个过程。

我想说的是,百年来的大都会书写,背后都有着一个中国走向世界的故事,是中外关系的隐喻。

——关注引导

    责任编辑:郝汉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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