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这么拼命工作：勤劳革命与现代早期的世界

贸易如何兴起？以什么方式传播？又将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个体命运？贸易常常给全球化和商品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突变，新观念革命都与贸易相关。贸易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联结在一起，促成了全球化，同时也改变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贸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贸易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世界史。

近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校聘教授，2013-2014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史蒂文·托皮克（Steven Topik）合作的经典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4版）》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出版。

本书以“贸易”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从市场准则的形成、运输与手段、致瘾性食品、移植、暴力、现代市场以及世界贸易、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等方面论述了贸易与法律、文化、革命、技术科技等等之间的关系，并描绘出一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画卷。

本书由彭慕兰与托皮克在《世界贸易杂志》（World Trade Magazine）写给读者的小文章精心编选、集结而成。彭慕兰精通中国史、东亚史，托皮克精通拉美史，本书综汇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书中对什么时候由商人发动战争效率最高、贸易如何使鸟粪变成黄金、拥有最大舰船的明朝为什么未能赢得海上霸权、华尔街如何使美国的金融霸业落空等问题，都提供了别具洞见的答案。语言风趣生动，引人入胜。

本书自出版以来，已常销20余年。第4版增订了近10万字内容，译文也经全面修订，新增章节主要涉及印度洋商品回路、罪恶税、烟草、世界史浪潮、早期旅行家、谷物、口香糖、勤劳革命、稀土金属等当下热门话题。彭慕兰又为第4版的中文版新作序言一篇。

勤劳革命与现代早期的世界

文 | 彭慕兰、托皮克

来源 | 《贸易打造的世界》

如果加班工资很优渥，人们会比较愿意加班，如今这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比起时薪十美元，为时薪二十五美元而志愿加班者更多。但愿意加长工时与否，也取决于是不是靠平常的工时“日子就过得去”，因而能拒绝加班——而且自认“日子还过得去”，既取决于人们赚钱的多寡（因而低薪资会使人更愿意加班），也取决于何谓“过得去”这个很主观且受文化制约的疑问。

事实上，在世界上数个地方，对于工作、闲暇、消费的看法，从约1400至1800年，似乎有剧烈改变。通过两个令人费解的历史故事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一个叫作“既富又穷的情况”，另一个叫作“需求扩增之谜”。这两个故事都透露了一般人与哥伦布、达伽马（Vasco da Gama）远航之后所出现的且有增无减的奢侈品贸易之间令人意想不到的关系。有钱人自然而然用掉大部分的皮毛、香料、糖、贵金属和从遥远之地运来的异国物品，但有时候即使稍稍接触这些物品，都大大影响人的经济行为。

15世纪的整个欧亚大陆上，食物占了大多数人消费的绝大部分——不管是自己种还是买来，可能占到家庭预算的80%（即便到了1800年，在欧洲和东亚，淀粉类食物仍占较穷人口总消费的约50%，在中东和印度这一比例可能更高）。此外，在欧亚大陆两端，劳动者每日劳动收益的食物购买力，曾持续下滑数百年。在欧洲，劳动者（不管是农场劳动者还是都市工匠）工资的购买力，在黑死病暴发之后劳动力缺稀而土地甚多的1400年左右，达到高峰：劳动三十至四十小时，就可以买下满足四口劳动家庭约一个月所需的面包；五十至一百小时，则能满足他们一个月所有的基本需求。但随着人口于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渐渐恢复，在18世纪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用更多时间劳动却只能赚到足够买下四人所需面包的钱；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数字在一百至两百小时之间游移，也就是说，要买到足敷需求的面包所需付出的劳动力，比14世纪晚期多了1.5至4倍。例如，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直到1930年代，一小时的非技术性工作能买到的面包，才和14世纪晚期一样多。而如果用肉类（劳动者最爱的奢侈品）来判断（每卡路里的价钱是面包的十一倍，而由于牲畜需要吃掉好几磅的谷物才能长出一磅肉，这贵得有其道理），会得到劳动者日子更不好过的迹象。例如，在德意志，14世纪至1800年，人均肉消费量似乎下跌了约80%，肉的质量也下滑了——随着人口更加稠密，人们吃的肉更多得从远处运来，那表示其并非鲜肉，而是以大量盐或烟熏处理过而保存并不完好的肉。

欧亚大陆另一端，零星证据显示有类似的趋势。如果把中国劳动者的工资除以米价，最好的时期似乎是1100年左右（绝非偶然，这差不多也是耕地／人口比例最大的时候）；然后工资下跌（大部分时候相对缓慢，而且几次短暂反转上扬），直到进入20世纪许久才止住跌势。

劳动者这么辛苦工作只能取得基本的卡路里，应该会削减非民生必需品的消费，或者至少不会增加这类东西的消费。实际情况却与此推测大不相同，反倒发生了某些历史学家——尤其是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和速水融（Akira Hayami）——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历史学家研究人们死后的遗物清册，发现至少在西欧，从1550年（或许更早）起，一般人（农民、铁匠之类）所拥有的物品开始有增无减，而且这一趋势持续至今。首先是衣物变多，从每个家庭成员只有一两套衣物，增加为数套便服和一些供特殊场合穿着的衣服，就连许多穷人也是如此。然后，家具（昂贵物品）变多：约1500年时只拥有一张床（可能全家挤在一块儿睡）、两张长椅和一张餐桌，然后普通农家开始增添床、一些椅子、一个五斗橱之类。随着用手吃饭的人变少，锅、盘、刀叉也变多了。17世纪荷兰境内生活较优渥的农民，甚至买进亚麻桌布、供挂在墙上的画，以及其他小型奢侈品。

有一小块农场或店铺的人，当然算不上最穷的劳动者，至于最穷的人，名下物品增加甚少。尤以最穷的中国劳动者为然，他们结婚成家的比例非常低。（适婚女子很缺，因为弃杀女婴和允许某些有钱男子娶妻又纳妾的习俗。）但即使在社会最底层，我们都发现“小奢侈品”大增的现象，其中许多这类物品与1500年后印度洋和跨大西洋贸易扩张有关联。有些是耐久品，例如银带扣或发簪，但大部分是某些人所谓的“致瘾性食物”：烟草、咖啡、糖、巧克力、茶叶。最初，较穷的人只在非常特殊的场合才食用这些东西，但渐渐地它们变得更为常见，至少以少量的形态更为常见，而正因为与特殊场合密不可分，拿它们与人共享或招待他人变成社交的重要一环（烈酒这种更为人熟悉的“致瘾性食物”，当然老早就如此。烈酒消费量同样日增，尽管那既可能表示成功发达，也可能表明穷途潦倒）。

其中有些食物，例如咖啡和巧克力，在东亚所产生的冲击甚小；当地人继承遗产时很少用到书面遗嘱，可供我们利用的文献也就比较少。但一般模式似乎差不多：例如，在中国，我们发现穷人典当银发簪和蜡烛架（意味着他们有东西可典当）的记录多了许多，布匹（包括丝织品）消费量大增，药草销售规模大，尤以18世纪为然。现代早期的日本，化妆品购买量大增，连穷家妇女也是如此；家具变多（大概比欧洲少）；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各阶层对糖、茶叶、烟草的消费都大增（18世纪晚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震惊于当地人抽烟量之大）。至少在中国，我们也看到，连相当穷的人花在仪式性活动（婚丧喜庆之类）和进香之类宗教活动上的费用都大增。到了16世纪晚期，向来喜爱走访风景名胜的上层人士，首度抱怨“普通人”黑压压一大群，这时还出现了营销低价套装行程的组织。客栈、餐厅和茶馆之类商家都变得更为常见，为各阶层的人服务。

由此产生至少两个谁都看得出的疑问。明明得更辛苦地工作才能买到足够的食物，为何还买这些并非必要的东西？而且怎么买得起？

部分答案在于，“必要”与否，由人主观认定（也就是由买家自己决定）。糖、含咖啡因的饮料，尤其是烟草，一旦开始食用，就不容易戒掉。（它们被称作“致瘾性食物”不是没来由的。）而且它们具有心理上止饥、去寒、提振精神的效果。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不只满足身体上的需求：它们是人借以表明属于某个群体，借以向可能成为朋友、配偶、姻亲、生意伙伴或冲突中之敌友的人发出信号的工具之一：它们既有助于确立身份，也有助于办好事情。例如，用有银带扣的皮腰带系住裤子，牢靠程度或许和用绳子系住一样，但它传达了大不相同的信息，提升了觅得工作、贷款、朋友或妻子的机会。此外，愈是不为人所知，这类信号愈是重要：移动，尤其是移入有许多素未相识之人的城市，令人更加看重以符合自身所追求之身份地位的物品来彰显自己。

社会流动的增加——包括向上的和向下的——带来类似的效应。出身愈是无法决定你会居住的地点、从事的工作、嫁娶的人、急难时必须帮助你的人，借由戴上皮毛衬里的帽子或一起喝茶来确立你的身份、地位、人脉，就显得愈加重要（相对而言，面包或米饭较常被人在家中共享，而且共享者是已有亲缘关系者）。

同样重要的是，借由使用这些新的消费品，你告诉他人你不是哪种人；此举不只确认了你在别人眼中的身份，也确认了自己认定的身份。例如，在18世纪的萨克森，乡村的丝带制作者属于最穷的工匠，但他们仿效城市时尚而非乡村中较有钱者的衣着打扮：似乎借此来表达对瞧不起他们的有地邻居的鄙视。更一般地来讲，欧洲的证据显示，把最高比例的所得花在烟草或银带扣之类“日常奢侈品”上的是乡村工匠：18世纪的一份年历描述有些乡村工匠“很少吃得饱”，但又说“如果早上没有咖啡和糖，他们会觉得自己活得比较不像个人”。在日本，花费最大者（同样从比例的角度来讲），似乎既有通过参与新乡村买卖（例如酿清酒）而突然致富者，也有最穷的旧武士阶层成员。绝非偶然的是，这两种人都置身经济剧烈变动时期，他们的地位在变动，都不想单单依凭拥有土地多寡（或就丝带制作者来说，名下没有土地）这个传统的地位指标来决定自身地位，还想取得比那更高的地位。

并非所有新消费品都来自异地，但有许多如此则绝非偶然——来自遥远异地的东西，不为人所熟悉，特别容易被人赋予新意。（在某些国家，有禁奢令约束那些能够拥有某些奢侈品者，而在这些国家，来自异地的东西特别重要，因为新东西未被列入这些管制范围。）有时，异国气息增添了东西的魅力，使人一想到它们，就想起浪漫的地方和神秘的力量。（就连如今微不足道的马铃薯［见4.12节］初抵欧洲时都被视为强力春药，价格随之甚高。）简而言之，欧洲或亚洲社会里日益激烈的地位竞争，或许不是促成这些东西自外输入的因素，但这些东西是参与该竞争的绝佳利器，肯定更快受到采用。

因为如上和其他一些因素，新消费品令许多人大为着迷。而对于这些东西的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它们非本地所能自产：这些作物需要特定的土壤和气候，带有皮毛的动物只生活在某些地方，而凡是能在自家后院开采白银的人都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地位。因此，它们得通过使用钱才能入手（而与比如自家农场的一些多余食物或自家织的布不同）。

既已探索了“需求扩增之谜”，接下来就该谈谈“既富又穷的情况”：明明日工资所能买到的面包（或米面）不如以前那么多，怎么还额外买得起这些东西？

答案的第一部分很简单：花更多时间工作。在欧洲，16至18这三个世纪间，许多节日渐渐消失。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一年有大约一百天因为是圣徒日而不用工作，但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圣徒日减到大约二十天；在改信新教而不接受圣徒崇拜的国家，这类节日消失得更快。其他几种让人享有大量闲暇的习俗，例如放长周末（在英格兰被戏称为过“圣周一”［Saint Monday］）也减少了，但减少得较慢。

在中国、日本和韩国，节日可能也有所减少，但比较难以确定少了多少：我们的确知道，至少在中国，官方明订的放假日长久以来逐渐减少。有个改变因为影响了更多人而更为重要，那就是在中、日两地的数个地区，一年收成两次而非一次的情况愈来愈多，这意味着农民一年的工作时数多了许多；有些农民也改种每单位面积所需投入的劳力多于旧作物（金钱收益也更多）的新作物。随着人口增长，农地平均面积变小，但人们以更集约的方式，特别是以更多的除草、施肥来耕种土地：因此把农田的生产力发挥到极致，同时细心维护为人辛苦卖命的土壤。

此间，欧洲、中国、日本三地的数个地方，愈来愈多的妇女和小孩为市场而工作，制造出非常多样的手工制品，或到其他人家里帮佣。不同于以往之处大概不在于工作本身，而在于为自家消费而做的工作变少，且专门化的工作变多。家户不再自制布匹、蜡烛、酱菜之类，反倒会增产其中一样拿出去卖，然后买进另两样东西。因此，这一专门化让人省下花在家活上的一些时间，但没什么理由认为省下了很多；整体来讲，一般家户的工作时数几可肯定有所增加。

此外，在欧洲许多地方（中国、印度并非如此），为市场工作的时数变多，似乎创造出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恶性循环。首先，为钱而工作的妇女、小孩变多，工资受到更大的下调压力——争取工作机会的人变多，工资随之降低。其次，随着更多年轻人靠雇佣工作（而非靠在自家农场或店里工作）为生，他们就比较没有理由等到继承自己那份家产时才结婚：平均结婚年龄下降，意味着每对夫妻有更多小孩，从而财务压力较大。（东亚父母对自家小孩前途的控制较强，不管对于小孩来说那是好是坏。）这一切意味着工作时数极多，尤以某些最“先进”（商业化）的经济体中为然。有位学者估计，英格兰的年平均工作时数在1800年左右达到高峰，每名劳动者每年工作3300至3600小时（一年52周，每周65至70小时），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几乎没变，要到五十年后才会有所改变。

可是，更加“勤劳”，不只是工作时数变多而已。随着为钱而（直接或间接）从事的某项特定工作占工作的比重变大，家庭杂活的比重变小，“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区隔比以往鲜明许多（从而更类似我们今天所习惯的情况）。工作期间为了聊天、喝东西、吃长时间的午餐或只是骑马溜达而停下（放慢）工作的情况似乎变少了，傍晚结束一天工作的时间可能变得更明确：此时至少对那些在自家房子外工作的人来说是如此。这一看法不易证实，但数份欧洲工匠的回忆录（我们手上没有东亚的类似数据），以及身为老板者的某些著作，间接表明了此事。这些老板的著作显示，让员工专心工作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不管原因为何，新的“工作意识”似乎真的使人更为不懈地工作：就连在田里干活，几乎未受直接监督者亦然。例如，在英格兰，尽管未有新的收割工具可使收割更为容易，土地所有人所估计的收割一英亩小麦所需的劳动日数，从1500至1800年缩减了不少。在遥远的中国，虽然种植一英亩稻子所需的劳动天数估计值持平，没有减少，但由于每英亩地需要插的秧苗、施的肥料、最后收割的稻谷都大增，似乎意味着要专门针对这些农活投入更多劳力。

把这些小细节拼凑在一块儿，我们就渐渐掌握了整体情况。更多人为了钱而工作，更少人为了自用而制造东西；更为专门化；更用心于取得基本维生所需以外的东西，包括来自遥远异国的物品，即使那意味着闲暇变少、受到更多规范亦然；更加意识到工作和通过工作取得的物品，让人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不管这是不是件好事，都肯定让人感到熟悉。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