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了清华大学

原创 赵彤彤 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本期关键词：杨绛-

杨绛和钱锺书离开了清华大学，离开了三尺讲坛，这是清华大学的损失，更是莘莘学子的遗憾。但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1

在那一场思想大会之后，《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点名杨绛先生是上课专门讲谈恋爱的。杨绛知道后，不以为然，自己的名气不大，就是点名了也没几个人认识她。

原以为经此一事，下学期必定没有人选修她的课了，谁知道学生不仅没少反而增加了不少，看着多出的十几个学生，杨绛心里五味杂陈，暗想：“这是不是也算名人效应？”人生在世，谁没有一些说不出的委屈呢？每当受尽屈辱的时候，她就当作是一场磨炼。

杨绛就像一株韧竹，竹随风动，根却不动，终有一日风平浪静时，她再傲然挺立。

“洗澡”运动热火朝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这场运动中平安度过，比如高崇熙。高崇熙1919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教书，1950年出任研究所的所长，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领军人物，更是新中国化学界的启蒙人。

杨绛与高崇熙的夫人交好，高夫人为人热情，擅长交际，高崇熙却很内向。两家夫人常常来往，渐渐地，两对夫妇成了好朋友。

1952年2月11日，杨绛和钱锺书去高崇熙夫妇家里串门。那一天，他们出了清华的南校门，穿过一片麦田，步行到高崇熙夫妇住处去。高崇熙夫妇原来也住在清华的宿舍，但是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就搬到校外的实验工厂里边。到了高家，钱锺书看到高崇熙，什么都没有做，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发呆。这很奇怪，因为高崇熙平时在家里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工作。对于老朋友的来访，高崇熙愣了一下，然后请他们坐，还倒水给他们喝。高夫人不在家，进城里去了。宾主落座后，钱锺书关心地问高崇熙最近怎么样，毕竟这段时间哪里都是搞运动的。高崇熙没有细说，只是简单地回答：“没什么事，快完了。”可是他的表情却很不自然，给人一种强颜欢笑的感觉。杨绛心想他们来的可能不是时候，于是说只是路过看看，很快要走的。

钱锺书和杨绛稍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高崇熙没有留客，但是却好像恋恋不舍一样送出很远。从客厅、走廊、院子一直送到单位大门口，还脚步不停地往前送，还是钱锺书再三说不用送了，他才终于在单位大门口停下，一直看着钱锺书夫妇走入金灿灿的麦田小路。

回家的路上，杨绛说高先生有点奇怪，钱锺书也觉得今天的高大哥和平时不一样，两夫妻边走边聊。杨绛说，也许高大哥有事情，没时间接待他们。钱锺书说，去的时候他明明是没看书、没事做，就在那里干坐着呢。杨绛说，他好像不想被打扰。钱锺书说他送了又送的，简直是恋恋不舍地。两个人思前想后的，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作罢。

2月12日，高崇熙自杀了，他服下了氰酸。高太太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变色了。消息是13日传到杨绛和钱锺书夫妇这里的，他们是高崇熙生前最后接待的客人。想到那一天会面的情景，夫妻俩非常后悔没有多和高大哥聊一聊，也许劝一劝，他就不会想不开了。

事情发生之后，一时之间被传得沸沸扬扬，原来高崇熙被诬蔑偷拿了公家的白金坩埚，他是一死以证清白。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据高先生的弟子说：“高先生在暑假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到化学馆加班，制作化学实验器材。那时候从美国进口一个蒸馏瓶要6.5元，可是高先生自己做的话只要0.2元。为了给学校省钱，高先生总是默默地付出。”

高崇熙在清华那些年，做出的事情没有人不称赞。为了学校、为了化学系，他殚精竭虑。根据清华的规定，教授服务五年之后，可以到国外进修一年，享受公费留学的待遇，而高崇熙早就达到年限了，却迟迟没有出国进修，要么把机会留给同仁，要么就是因公放弃。

高崇熙先生为中国的化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创办者，他的声望极高，虽然不擅交际，但颇受敬重。人言可畏，至刚易折，也许他到死都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无辜诬陷。

清华大学的发展与变迁，始终连着新中国的命运，更牵动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因“三反”运动，学校停课了，几乎每天都要开会，党组织号召大家一起坦白自己的问题。随后，每个人都要填表格，把个人的特长和志愿都报上去，等候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高等学校院系在全国范围内做大的调整。杨绛在《洗澡》中写道：“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就是指这件事。

1952年的下半年，根据《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力量为宗旨，重整教育体系。整个模式是学习苏联的一套，清华大学在这场调整中变成了一所工科高校。

1953年初，杨绛和钱锺书服从组织上的调度，被安排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职务从教授调整为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副所长何其芳主持日常工作。杨绛和钱锺书离开了清华大学，离开了三尺讲坛，这是清华大学的损失，更是莘莘学子的遗憾。但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杨绛被学生批判后一直心有余悸，而钱锺书的性格也更适合做学问，所以他们是欢欢喜喜地去报到的。

2

1955年春，组织上发下来五一劳动节的观礼条，杨绛也得了一张，可以光荣地到天安门广场去观礼，虽然拿的是最末等的绿色条，她也非常高兴。

5月1日清晨，杨绛早早地就赶到集合地点，上了大汽车后，满眼都是戴着红条、橙黄条的同志，突然她看到了一个也戴着绿条的女同志，喜出望外，连忙过去坐到她身边。戴红条的女同志都穿着套装，神采飞扬，一看就是经常参加活动的先进分子。与杨绛同座的那位绿条同志人很随和，两个人下车后一起去了洗手间。

三个戴红条的女同志下车后就熟门熟道地先去上厕所，杨绛她们两个人连忙也跟了过去。这里的厕所很宽敞，或者应该称之为盥洗室，几个洁白的洗手池，墙上挂着明亮的镜子，隐隐有熏香的味道传来。出来的时候，三位红条女士已经不见踪影，幸好绿条好伙伴还在等着她，于是她们一起往观礼台走去。

穿过天安门大街，在广场上找到指定位置的观礼台，开始等候观礼。这一天的天气太好了，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可是杨绛的个子小，在人堆里，除去人们手里拿着的纸花，什么都看不到。远远听见有人在说：“来了，来了！”慌忙抻脖子看，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幸好还能听到游行队伍喊的口号声。随着声音由远及近，突然一群白鸽飞起来，伴着五颜六色的氢气球，煞是好看。有些氢气球的下面，还挂了长长的标语。

杨绛在观礼的队伍中，听着震天的口号声，看着潮水般的群众，感觉到了一个人的渺小，也感叹群众的力量是多么大。虽然离得远，个子又不高，踮起脚也看不到伟人，但也的确体会到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杨绛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翻译名著。法国18世纪作家勒萨日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中文版就以杨绛翻译的为佳。

勒萨日出身不错，性情倨傲，当过律师，后以写作为生。勒萨日写的剧本《主仆争风》和《杜卡莱先生》都非常有名，深得大众喜爱。他的小说以长篇巨作《吉尔·布拉斯》最为经典，是18世纪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让勒萨日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名号。杨绛非常喜欢勒萨日的作品。

《吉尔·布拉斯》是以第一人称方式写作的，主人公吉尔·布拉斯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少年，出生于封建制度崩溃之前的法国。勒萨日用自述的手法将这个少年的发迹史展现在人们面前。少年聪明伶俐、勤劳努力，他侍奉了一个又一个的主人，一步一步向上爬，封爵后成为有权有势的人。

《吉尔·布拉斯》也属于流浪汉小说，但是主人公与其他此类小说的主人公又略有不同，他受过一些教育，也没有贫穷到挨饿。吉尔·布拉斯总能随机应变，无论是佣人、医生、管家还是秘书，什么职业他都能做得有模有样。吉尔·布拉斯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从不气馁，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始终心怀希望，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毛头小伙子刚刚走出乡村时，被人歧视，他用心去看、去学，变成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子。为了生存，他做过佣人；也能无耻至极，为了当一个名绅士而摆出清高的样子。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是一种蜕变。

勒萨日将吉尔·布拉斯的个性在对他言谈举止的描写中体现出来。从本质上来看，吉尔·布拉斯的个性始终没变，他一直是那个在危急关头什么下流勾当都干的人，干完之后受到良心的谴责，再关心他人疾苦，做好人好事。这些都是因为他身处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为了生存，他只能是一个利己主义者。

主人公一生的轨迹几乎包含了所有阶层，所以小说牵扯的方面很广泛，可谓包罗万象。如此宏大的小说，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结构却非常严谨，读者可随着主人公的视角看遍法国社会的很多角落，光明与黑暗都在其中。

杨绛十分用心地翻译《吉尔·布拉斯》，47万字的巨作全部译完之后，又让钱锺书帮忙校对了一遍。钱锺书对待学问认真到了极致，他拿着铅笔在译稿上打叉，问他打叉的缘由，他也不说有什么错误，就只说这里看不懂。多年夫妻，杨绛明白他的意思，打叉就是指这处翻译得不好，于是把所有打叉的地方重新翻译了，钱锺书再读的时候就点头了。

1956年，杨绛的《吉尔·布拉斯》中文译本出版发行，她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当时流行一种框架式的写序方法，不写作家或作品，只写五点：时代和背景；思想性；艺术性；局限性；影响。这种犹如“八股文”式样的序，杨绛称其为“五点文”，杨绛写完总觉得没有写透，于是在这本书第二次印刷的时候又写了一篇《补“五点文”——介绍〈吉尔·布拉斯〉》。

《吉尔·布拉斯》译本一经面世就得到了一致好评，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出版社立刻找杨绛协商再版事宜，而杨绛却偏偏觉得很多地方还想再修改一下，出版方没有办法，只有同意修改后再印。直到1959年9月，《吉尔·布拉斯》的译本才得以再次面世。

1956年，文学所召开学术讨论会，杨绛和钱锺书都在参会人员之列。会上，大家对何其芳的《论阿Q》展开了讨论。何其芳在文中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第一，典型性人物特征不是阶级性所代表的；第二，典型人物的突出特点不是全部性格特点；第三，人物突出特点可能是阶级特征，但是不排除别的阶级的人物性格也有相同特征。

钱锺书夫妇也赞同何其芳的观点，并且在会上发言说明。钱锺书认为，阿Q精神在很多作品中都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都写过，比如《儒林外史》《女店东》《夸大的兵》等，钱锺书还一一列举其中人物，以佐证自己的观点。杨绛也在会上说，身处不同阶级的人物，也可以是同一类型的，比如个性粗暴的人，哪个阶级都有；个性善良的人，也不是只有一个阶级有。

在学术上，人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才能群策群力。杨绛夫妻只是单纯地就《论阿Q》这一文章发表言论，没有想过反对谁或者是针对谁，却没想到这番言论会被人断章取义，为日后被批判留下了隐患。

3

杨绛和钱锺书从清华园搬到中关园的时候，分到一处平房，面积不大。他们给书房起了一个名字叫“容安室”。陶渊明有一句“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意思是说靠着窗子观景，在景色中寄托傲世情怀，房间虽小却很开心。他们给书房取名“容安”二字，可见其心性意味。

钱锺书写了一组诗作，题为《容安室休沐杂咏》，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夫妻俩的书斋生活是何模样。

“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经羡归来。”

两个爱书成癖的人，到哪里都是一屋子的书。蒋恩钿夫妇送给他们一扇屏风，正好可以把客厅隔出一个小小的书房，正是“曲屏掩映乱书堆”。他们的家具确实不多，沙发、红木几和两个凳子都是七妹妹送的。在这个艰难的特殊时期，他们“不须三经羡归来”，隐居无欲，只愿能够“容膝易安随处可”，斗室可安。

“醇酒醉人春气味，酥油委地懒形模。日迟身困差无客，午枕犹堪了睡逋。”

宋代的程致道诗中曾经写过：“春风如醇酒，著物物不知。”钱锺书的诗中，春天也是如此美好。春天的气味就像是醇香的美酒一样，醉人心扉，让人慵懒得站不稳脚。困了，正好没有客人来访，美美地睡一觉。

“袅袅鹅黄已可攀，梢头月上足盘桓。垂杨合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看。”

刚搬到中关园的时候，那里是新区，没有一点绿色，杨绛带钱瑗出去买了几棵柳树，栽种在新家的门前。“袅袅鹅黄已可攀，梢头月上足盘桓”写的是月上柳梢的美景；“垂杨合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看”这一句，钱锺书是在向五柳先生陶渊明致敬，并自比五柳先生来激励自己。他写了这一句妙语后，乐呵呵地念给杨绛听。

钱锺书的诗，每一首都非常精妙，处处都藏着典故，句句都有深意，既描写了他们的生活场景，也展现了他们的精神状态。万人如海一身藏，他们这是中隐隐于市，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过着隐逸的生活。读书、做笔记、沉思，这是他们的自由小天堂。在心灵的净土中，他们选择宁静生活，独善其身，这种自慰也是自卫，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智慧。

外面的世界是不平静的，只有这书斋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杨绛就在这一方天地中读书、写作、翻译。然而，世事难料，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如同雪崩一般袭来，文化、伦理、道德都滑向了崩溃的深渊，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要接受命运的洗练。

1957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和学生给国家提意见，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在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叫作“鸣放”，不少人都“鸣放”了，但是杨绛和钱锺书对此保持沉默，即便先后有多人来动员他们“鸣放”，他们也没有动摇。不管外边如何波涛汹涌，夫妻俩就是关起门来过日子，饭少出去吃，话也几乎不讲，谨小慎微。

不久，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根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起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那些“鸣放”的人都被划为“右派”，冯钟璞说杨绛夫妇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也是在这一年，杨绛写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了，刊登在文学所的季刊——《文学研究》上面，后来改名为《斐尔丁的小说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杨绛旁征博引地写了很多西方早期小说的特点，都在文章注释中详细说明，目的就是让人们更加明确论据线索，她的文章非常严谨，结构清晰，但是有点不合时宜。

当时的文人都以“阶级分析”为切入点写文章，杨绛的这篇文章却没有按套路去写，自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1958年的时候，有人写了一篇专门批判杨绛这一作品的文章，称其为“白旗”。作者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帮助大家正确地理解斐尔丁，杨绛歪曲了斐尔丁作品的真正意义，还介绍了很多资本主义观点。这篇批判文的作者熟知时下的“行情”，点出杨绛文中没有写出斐尔丁作品中的阶级内容，认为杨绛烦琐的引证、对比等写作手法，都是舍本逐末，言辞犀利地表明杨绛之文势必带来有害的影响。

杨绛的学术论文是在“反右”这一年发表的，而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是在第二年出版的，两人凑成了“双反”。

杨绛和钱锺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的一切学术行为都被看作是“公开放毒，荼毒群众”。“拔白旗”运动开始后，杨绛夫妇都榜上有名，两个人都是“白旗”。可怜杨绛这小小的“白旗”，终日被“拔”得不成样子，杨绛心里苦不堪言。文学所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杨绛和钱锺书低头端坐，不言不辩，只是用沉默来应对。

杨绛和钱锺书只爱做学问，也只关心这点儿事儿，所以他们希望和政治保持距离，可惜社会离不开政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离不开政治。

原标题：《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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