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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傻分不清！这究竟算是美得整整齐齐，还是丑得整整齐齐？

2022-11-18 20: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宋道雷复旦大学出版社收录于合集 #社科专题 2个

当你在某社交媒体上搜索“小镰仓”这一关键词时，搜索结果显示在武汉、苏州、金华、惠州等等各地均有此处景点。

另外，还有一组数据显示，全国至少还有102个“小京都”、43个“小圣托里尼”、52个“小瑞士”... ...除了对标国外知名景点，诸如九寨沟、三亚等国内旅游圣地也是重点平替对象。

在国外，法国人类学家 Marc Augé 曾经把越长越像的全球各地的机场叫做 non-places，说它们是一些没有个性千篇一律、与周围隔绝也不能给人以历史感的“非场所”。像这样分布在世界各地却异常相似的“非场所”仍在不断增加。

一位名叫 Igor Schwarzmann 德国旅行者在世界各地出差时，发现应用推荐给他的咖啡馆装修风格惊人相似，不管他是在德州、洛杉矶、北京还是首尔。这些位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店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风格，一种由“木桌、砖墙、复古灯丝灯泡和多肉绿植”构成的咖啡馆通用装潢。

全球化与地方化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城市化的各大城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造就了特有的全球地方化现象。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感受到全球化、地方化与全球地方化各种混合要素给我们的带来的冲击。

当我们置身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时候，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等都给我们带来全球化的冲击；当走出这些这些全球化带来的标志化城市空间之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地方化要素，例如鳞次栉比的地方化商品小店、特色饮食参观与娱乐休闲场所；同时，我们也会发现那些处于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全球地方化要素，例如酷似苹果产品专卖店的华为手机专卖店、肯德基的老北京鸡肉卷，以及上海的新天地和以田子坊为代表的融合传统中国建筑和现代西方商业要素的城市空间等。

全球地方化过程塑造：

“沙县小吃”也有全球化的一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等城市政府在全球城市典范带来的国际样板的激励下，以公权力的力量拆除更具地方化特色的胡同和弄堂，将生活于此的积淀了深厚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的居民，以异地拆迁的方式迁移到更加偏远的城郊地带，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具有国际化特征的缺少生活气息和文化记忆的高层公寓和设计雄伟的摩天大楼。

与此相对，利物浦和毕尔巴鄂则是在拆除废弃水岸码头的同时，将工业化时代的船坞和仓库改建成可供市民驻足亲近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艺术家和中产阶级则是进驻了城市中心的旧移民区，“他们一边歌颂工人阶级酒吧和外卖的小吃摊，一边又让后者淹没在如雨后春笋般的新咖啡店和精品店，以及随之而来的品牌连锁店之中”。这种城市建设和发展实践，更多地保留了地方化的城市原本的文化记忆和生活经验。

中国的全球地方化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全球地方化的不同就在于此：前者与大规模的成熟化紧密相连，在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发生，更突显全球化的力量；后者与小尺度的城市更新密不可分，在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城市空间中推进，更突显地方化要素。

中国的许多城市空间中公共区域、商街、社区已经被全球地方化过程塑造：集艺术画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es）于一体的“ABC”商店街区是全球地方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具体化象征，这些“高大上”的全球地方化形象偏向全球化要素一端。

而“萎缩”在“杂乱”“逼仄”“局促”城市街区胡同或里弄中的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地方化的“餐饮界连锁三巨头”——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和兰州拉面，及社区杂货店、菜市场、大排档等，虽显“落寞”和“土气”，但其物流、经营模式与全球市场息息相关，也迸发出盎然的生命力，这些“矮矬穷”的全球地方化形象偏向地方化要素一端。

前者的消费群体是城市中上阶层，后者的消费群体是社区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这两类城市空间实现盈利的阶层机制不同，发展所依靠的内在驱动力不同，但是却同样遵循市场运行规则，具有生机与活力，是全球地方化在中国城市空间的呈现。

“ABC”商店虽然以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面貌出现，但是也在努力试图吸收地方化的特质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样它才能在民族国家地域内的城市空间中求得生存并发展。在地方化的貌似传统的商业空间中，虽然表面上毫无全球化痕迹可寻，但其连锁形式与加盟机制毫无疑问在仿效作为全球化的象征的肯德基与麦当劳的连锁加盟机制，内里却又深深地刻上了全球化的烙印。

全球VS地方：

城市空间面临的悖论

一方面全球地方化可以满足地方化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化要素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全球地方化中的典型代表——“ABC”类型商店集聚的城市商街为例，“ABC”类型商店集聚的城市商街中开设的店面，虽然受到了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但是它本质上在经济方面可以满足邻里需求，在社会方面可以拉近邻里关系，在文化方面可以积累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它在发挥经济性功能的同时，也在发挥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功能；也就是说，它按照资本的一体化逻辑运行的同时，也作为一个社交、生活和文化的世界而存在，不断维持着差异化的世界。

以复旦大学周围的“ABC”类型商店集聚的城市商街为例，它们在满足人群小组讨论、喝咖啡、吃夜宵、教职工和居民的学习、生活、文化和交往融为一体，为整个复旦大学与周边居民社区的学生、教师、居民的生活交往提供“平凡”却“精准”的经济和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全球地方化又被资本驱动的空间升级进程所捆绑，在慢慢侵蚀其中的多元化地方要素。例如在美国，以纽约的奥查德街为例，日益上涨的城市商街店面租金，使“业主而非政府采取了不续租给卖便宜衣服和皮革大衣的移民店家的策略”，这些业主希望引进更多高档类型的商店租客，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不断攀升的租金令社区特色商店无法生存，并最终走向关门的境地。

总之，那些能够将店主、购物者、业主、媒体、地方政府，以及居住社区连接起来，并满足邻里需求、缔结邻里关系、发挥邻里守望功能的全球地方化城市空间，因为租金高昂或政府“高规格规划”而相继衰败。这种作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全球地方化实践的扭曲形态，却日渐成为各国奉行的典范。基于此，我们将全球地方化内含的这种体现在具体实践中的两难境地，称为“全球地方化悖论”。

复制粘贴的城市：

城市空间面临的文化挑战

全球地方化影响下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关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在不断同步加深。这种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深化的全球地方化，给当下的城市空间治理和文化生态带来了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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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空间集聚挑战

全球地方化在物理空间中的演进过程并不是扁平化的，它具有显著的阶层化属性。全球地方化依靠资本的内在驱动力，透过本地政府和开发商组成的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土地进行开发，对城市空间进行更新，对城市社区、商街进行重塑，资本累积和空间商品化带来了不平等的城市空间演化，从而导致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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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挑战

全球地方化在生活空间中的演进，对地方化主体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带来了极大冲击。城市虽然是陌生化和匿名化的空间，但是位于城市中的由相对熟悉的邻里组成的生活化社区，是个体居民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生活经验、文化记忆的主要空间。

然而，随着全球地方化在城市空间中的不断推进，作为承载个体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的生活空间，一方面，经受着政府规划和资本逐利引起的空间成本上涨致使的个体生活和居住成本的不断升高，进而导致生活化的就业机会减少，最终令这些世代居住生活于此的个体前往成本更加低廉的、却与原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毫无关联的边缘地区。

另一方面，全球地方化可以借助经济上强势阶层的审美标准、话语体系和象征符号等软实力，重新定义原住民在其生活空间中形成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以强势阶层的意识形态霸权重新塑造他们对空间的主管理解，从而悄无声息地实现空间在意义上的再生产，形成全球地方化主导的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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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审美挑战

全球地方化在文化空间中的演进，带来了城市文化审美的单一化呈现。这种文化全球化带来的超国家文化现象，已经不是纯粹的全球化实践，而是打着尊重在地文化的旗帜推进的，但是实质上推进的是“一系列美化城市市容市貌，改变城市文化空间的项目”，这些项目逐渐成为改变或重塑城市文化生态的结构性力量。

这种结构性力量由三部分构成：一方是政府公权力推动的城市文化景观规划，一方是代表资本的私有企业或跨国公司对商业化空间的升级改造，一方是在士绅化城市空间集聚的中上阶层对消费空间和审美的迫切需求。公权力追求的是物理意义上的美丽洁净的城市市容市貌，商业资本追求的是能吸引顾客并带来利润的商业化空间，中上阶层追求的是符合自身阶层身份的具有“小资情调”的消费空间和文化审美标准。三者共同塑造了现在流行于国内外城市空间的、充斥着中上阶层审美的、千篇一律的中产化甚至更加高档化的商店承载的城市文化空间。

这种融消费和文化于一体的城市空间正在不断复制和扩张，进而对周边商街文化环境和社区文化生态产生重塑效应，对多元生动的城市在地文化和原生文化生态带来了极大冲击，严重挑战着城市空间作为文化贮存器、传播者和创造者的角色。这最终导致了城市文化审美的单调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仅是全球地方化带来了城市单一文化市美的流行和传播，更是这种易于模仿的打上了中上阶层烙印的城市消费和文化空间，借助全球地方化过程形成了再生机制，实现了自我的不断复制。这与它是否促进了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保持、提升的关联性不大，而是与中上阶层在消费和审美上的单一化空间体现紧密相关而已。

*本文节选自《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上海近郊“镇管社区”的政治学考察》第四章，有删减

今日荐读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

上海近郊“镇管社区”的政治学考察》

宋道雷著

ISBN：978-7-309-16137-3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新型社会结构、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急剧扩大的管理幅度，对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近郊的“镇管社区”正是对超大型城市治理模式和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的探索。

本书整合了作者多年来在“镇管社区”领域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涉及相关具体实践、治理机制、社会力量、社区活力等议题，试图在学理上分析和解释来自城市化的挑战、社会治理的需求，以及基层真实的实践探索。

无论是基层治理、城市化等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相关实务的工作人员，本书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