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勤：终生为师——纪念谢天佑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今年四月十一日，我应邀参加纽约的一所大学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圆桌会议。我的发言是以谢先生1980年6月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康熙的苦衷》开始的。将近4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在2018年阅读《康熙的苦衷》，仍像1980年我第一次在安徽宿松一个偏僻的小镇读到该文一样，感慨万千。就连美国的听众，当我解释了该文的内容和写作背景后，也很快明白了它的独特意义。

这，就是谢天佑先生：他的精辟的思维，犀利的笔锋，尤其是他对中国皇权主义的结构、性质、和文化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只要是在有权力机构的时代，是没有时空界限的。

我在一九八零年到华东师大当谢天佑先生的研究生，几乎是偶然。我一九七九年就考了一次，可是因为英文只得了六分，没有考上。这之后我和谢先生有通信联系。准备第二年再考他的硕士生。可是在一九八零年考试之前几个月，他来信说让我考别的专业，因为他原来研究生的名额已经从两名减到一名，而他已经在上海有一个中意的学生。他说他之所以让我提前知道，是不想误了一位好学青年的前程。可是那时离考期已经很近，我没有时间再作考别的专业的准备，所以还是考了谢先生的研究生。结果另一位学生英文没通过，我便成为谢先生的研究生。

我师从谢先生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其关键是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谢先生是一位中国古代史权威，但他更是一位思想家，有着敏锐的眼光和精辟的见解。作为一位严师，谢先生坚持他的学生要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读书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2004年,我的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通模范的英文专著由斯坦福大学出版。我在前言里回忆和感谢谢先生当时对我的高要求。当时我研究秦汉史，尤其是秦亡的原因。谢先生让我阅读秦汉时期的文献。每次我去见他，他坐在书房里，面对墙壁，闭着眼睛，听我谈读书心得。如果我对所研究的课题没有新的见解，他便一声不吭。他的沉默使我感到压力。秦汉史的课题，并非学术的处女地，要经常有新的发现，对一位刚进校的研究生来说，很困难。偶尔当听到我有独到见解时，他就很高兴，便会问，“喝茶吗？”然后谢师母就会送上一杯茶来。那杯茶就成了谢先生对我学习的认可和鼓励的象征。我在关于南通模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多么希望谢先生能够读到这本书，能够偶尔停下来问我，“喝茶吗？”

好在当时的研究生很自由，没有正规的课，大多是和导师一对一的交流。所以有时我读书没有新的体会，便好久不去见他。以至有一次他以为我不知去向，到我在河西研究生的宿舍楼来找我，可我不在。我的同室崔美明后来告诉我，有一个乡下老头来找你，令我匪夷所思。以后和谢先生接触时间长了，知道他的沉默，并非有意给我压力，而是因为他在听我汇报时，自己也在闭目思考，并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就像他在华东师大校园散步，总是边走边思考问题，并随身带着纸笔，如有心得，随时记下，旁若无人。谢先生对学问的执着专注，对创新的不容妥协的追求，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成为我作为一名学者终身取之不尽的财富。

我的学术生涯，是在谢先生指导下开始的。由于我对秦汉史的兴趣，谢先生让我研究秦亡汉兴的过程。他强调要在秦的速亡上做文章。当时一般的理论认为农民战争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他的设想是秦亡前后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应有如此激烈的矛盾。那问题出在何处？这便是我进校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注重秦王朝速亡的特点，主要研究统治者主观上的失误。其结果是我在1982年发表的重评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一文。这是我当研究生后发的第一篇作品。同年新华文摘第6期予以全文转载，引起一定反响，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正式开端。该文试图打破长期以来建立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模式，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老课题。毫无疑问，谢先生当时的思维，代表了史学界文革以来思想解放，对史学反思的新动向。

谢先生继续鼓励我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秦汉交替的历史。这就有了我从1982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对秦汉史，包括先秦和秦汉思想史的反思的文章。其中绝大多数的文章都充满了谢先生的心血。如果不是谢先生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秦王朝会速亡，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的民主思想，等等，就不会有我当时发表的那些文章。而且那些文章大多经过谢先生的修改，尤其是结论的部分。我当时觉得写好论文的结论是最大的挑战，经常写到最后，就有力不从心之感。可是我在他那里一次又一次地目睹奇迹的产生：一篇文章的平庸结尾，经他一改，有时就是几个字或者几行字，便马上有了新意，整篇文章也因此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可谓点石成金。他使我体会到理论思维对史学研究的不可取代的作用。谢先生对学术的精益求精，从无止境。

谢先生对我学术生涯的另一重要影响，是把知识看作一个整体，打破人为的历史和学科的分界。有的历史学家一辈子研究一个朝代，或者社会的某个方面，可谢先生精通中国历史。无论是秦汉的经济思想，隋唐的农民战争，还是明清的政治变化，他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他博览群书，在中国史，世界史，文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方面，都有深厚的修养。我出国之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不断地被介绍进来。谢先生特别注意，而且开始学习英文。他对知识的永无止境的好奇和追求，使得他的研究有开阔的思路和独特的角度。对此我深受影响。每当有人问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哪一段和哪一方面时，我往往无从回答。因为我发表的作品中，既有先秦和秦汉的思想史，也有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和毛时代以后的住房改革。在我看来，跨越时代和学科的界限，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只是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而已。而这无疑是师从谢先生潜移默化的结果。

谢先生独特的为人处事的风格，也令我难忘。他对学生既有高要求又很爱护。他会明确提出他的高要求，可他从来不提他对你的爱护。我毕业时有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这意味着我有被分回安徽的可能。我以前大学毕业时，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海鹏教授曾经力主我留校任教。他为此曾游说校、系，甚至省委教育部领导。可是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算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后仍被分回宿松任教。当研究生时，我担心这一幕会重演。同学们都说我应要求谢先生把我留在上海，可我不敢，知道他的原则性。我犹豫了很久，后来鼓起勇气提了一下。谢先生说：“是一颗好种子，在沙漠里也会发芽。”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讨论过我的分配问题。

我留校以后，有一次和当时《光明日报》的编辑苏双碧先生聊天，才得知在我毕业之前，谢先生曾经为我留校一事，亲自去当时师大历史系元老吴泽先生家面谈。谢先生和吴先生之间的师生关系是十年浩劫中无穷无尽的牺牲品之一。他们多年没有来往，是史学界公开的秘密。据说这是谢先生十多年来第一次去找吴先生。我的感动，没有言语可以表达。可谢先生从未向我提过此事，我也因此从来没有向他证实。可是苏双碧先生是吴先生的朋友，应该知道内情。

那时我有谢先生这样的导师，又有师大这样优越的环境，除了读书写作，什么都不用分心，这便是我心目中的天堂了。当时研究生学制是两年。我1982年就应毕业工作。可我和谢先生提出延长一年，等于是自动要求留级一年，继续深造。谢先生一听马上就同意了。所以我可能是当时华师大唯一的一个读了三年才毕业的研究生。

谢先生对我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期望。有次他曾经说，要成为一流的历史学家，我恐怕不应该结婚成家。可他又是一位一心一意为学生的学术考虑、毫无私心的导师。他给我以充分的自由来从事我的研究。我有一位朋友曾说过他是他导师的一块抹桌布。他的导师会在他写的文章上署名，还会差他去干各种杂事。事实上，中外都有研究生导师把学生看作他们的私人财产，加以控制的现象。可是谢先生是一位明智的导师。他对学生没有任何的控制欲。他从来没有要求在我写的文章上署名。也从来没有让我为他打杂。我毕业留校后，他曾希望我和他一起从事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可我另有兴趣，只是建议和他一块写篇关于农战史的文章发表。可谢先生没有答应。他鼓励我去追求我的兴趣。对我所研究的一切课题，我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热情地和我讨论。

即使他对我的观点有所保留，他也从来没有干涉我的研究。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我的《秦王朝：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一文，不久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一些影响和争论。有的同事说，秦王朝怎么会没有理论呢？谢先生当时去安徽开会，有学者就此文问起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学生。他回来后和我提起对此文的争论。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以后我发表的作品引起争论，谢先生可以对外不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以免要为我担当。事实上，谢先生完全尊重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的见解, 从来不觉得我的研究和观点要经过他的批准。而如果我取得成绩，他总是为我高兴。这在中国社会的师生关系中, 实在难得。由此可见谢先生的高风亮节。

谢先生英年早逝，我一九八七年秋季来美留学成为我们的永诀，是我不堪回首的经历。这不仅是谢先生一家的悲剧，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悲剧，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当时很多中年知识分子相继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他们太辛苦了，付出太多了，他们是劳累致死。在良性的社会环境下，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谢先生去世后，我的室友崔美明通知了我。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巨大震惊和悲痛。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我的祭文《痛悼我师》，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今年多谢我的师弟孙竞昊教授和华师大历史系同事们的努力，筹备纪念谢天佑教授逝世30周年追思会，使我得以再次撰此小文，和大家一起纪念谢先生。将近40年以前谢先生对我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他的学生们继续在中外史学领域里辛勤耕耘，贡献他们的才华。他在中国皇权主义、古代农战史、经济史等方面一系列精辟的研究，继续给新一代的史学家们提供思想的营养。谢先生在天有灵，我希望他能为他留下的宝贵的学术和精神遗产感到欣慰。

写于2018年4月18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谢天佑教授于1988年4月26日逝世，终年56岁。纪念谢天佑教授逝世三十周年暨“中国古代史研究范式问题”研讨会将于2018年4月2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