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陈胜前：中华文明如何“相变”

11月26日下午，由文汇讲堂主办，澎湃新闻网作为媒体特别支持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系列讲堂首讲如期在云上举行。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文明起源：中西比较视域及中国贡献”，主讲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陈胜前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和世界考古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和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

三位学者分别从文明探源的世界维度、中华文明的标准探索、古气候和植物考古交叉学科助推中国贡献三个角度，描述了中华史前文明4000多年的概貌。凌家滩遗址管理局的丁燕等11位听友提问互动。

现将本次讲座内容分成五篇：三篇主旨演讲稿、两篇互动整理稿，以飨读者。

欢迎澎友关注将于12月11日举办的本系列第二讲“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

陈胜前教授主讲指出，相比其他世界古文明的探源带有殖民色彩，中国则由本国考古人来揭示本国文明起源

今天首先讨论一下背景，主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文明起源；二是从理论维度思考究竟什么是文明，为何文明要有标准；第三探讨考古学维度上中华文明探源基本状况。

背景：为何要研究文明起源

文明探源，并不是特别新鲜的话题。

世界古文明探源有殖民色彩，中华文明则由中国学者自己揭示

一百多年前，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文明探源——关于世界古典文明的研究，曾经是考古学上非常火热的话题，我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欧洲早期的探险者、考古学家掀起了探索古文明的浪潮，比如谢里曼去探索古希腊的特洛伊古城，史蒂芬去探索玛雅，皮特里去探索古埃及。

1928年，殷墟被发掘  图片来自网络

有关中国古文明的发现，最早是1928年关于殷墟的发掘，再往前追溯，是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1899年清朝末期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但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一直不是特别清晰。直到1983年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发掘，重新开启了有关中华文明探源的新征程。这个研究课题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了高潮期，包括1999至2001年确定陶寺中期城址，2007年确认良渚古城，2011年确认石峁古城。

由此看到，中国文明研究起步晚，高潮在最近一二十年，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幸运。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发现都笼罩着西方考古学家强烈的殖民色彩。比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直接掠走了古希腊的黄金和文物。而中华文明的探源，是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来揭示的。

1999-2001年确定的陶寺中期遗址    图片来自网络

2007年确认的良渚古城 图片来自网络

外部的时代精神和内部的范式研究形成中华文明探源动力

为什么要做中华文明探源呢？从外部环境看，包括时代背景、社会思潮，还有相关学科的发展，可总体概括为时代精神。促使我们特别关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精神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有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广大的中产阶层的兴起，中国民众对相关的文化需求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再加上其他学科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强大的社会动力。

从学科内部角度来讲，包括材料的发现，像红山、石家河、陶寺、良渚、石峁等一系列有关中华文明遗址的发现推动了研究；还包括新方法与新技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方法，以及跨学科的文明理论探索，总体上可用研究范式来概括。

中国现代考古学三次主题转向，形成中国考古特色

回顾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主题，北大张驰老师曾归纳为“从民族到革命”。首先，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1949年前，中国考古学的主题是聚焦民族国家的身份构建。第二是革命主题，即从马克思的角度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题是追寻国家究竟怎么形成，未来社会会如何发展。

1978年以后的中国考古学，某种意义上回到了中华文明探源，就是苏秉琦先生所强调的“我们要去研究中华国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这给考古学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包括大科学的组织优势，能够集中大量的研究者和机构进行课题的协同研究、能够进行多学科的合作，无论是新材料、新方法、新理论都非常火热，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学者都纷纷参与进来。

苏秉琦先生强调聚焦中华文明起源，给考古学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图片来自网络

理论维度：何谓文明，为何要有标准

理论维度上而言，何谓文明不仅仅是考古学者在研究。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从霍布斯、卢梭、塞维斯到恩格斯对于国家的思考

第一方面是理论的演绎。哲学家、思想家包括霍布斯、卢梭、马克思、韦伯等众多的学者都在思考与文明相关的问题，这里的文明指的就是国家。

国家是什么？霍布斯和卢梭都认为是契约。霍布斯指统治者在契约外面的，由他提供国家这个组织；与霍布斯不同，卢梭认为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国家是一种契约组织，每个人让渡出一部分权力来构建这个国家。塞维斯则从人类学角度考虑社会公共权力怎么来分配资源。人类学家弗雷德强调社会分层与等级，社会人群到达一定规模之后，一定会分层，信息传递的角度也需要分层。但究竟怎么发展成了不同的等级，最后成了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给出的答案是，国家是暴力机器，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早期人类社会组织研究中还用到社会复杂性这个新概念，它能避免文明概念与日常含义的混淆。早期人类社会组织的复杂性非常多样，越研究越发现复杂性超乎想象。

霍布斯、卢梭、恩格斯等众多学者积极探索文明即国家的定义  图片来自网络

中程理论：以理论来构建通往人类过去的桥梁

第二方面是以类比为基本理论的中程理论的构建。例如，民族考古主要是人类学家在做，直接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做，计算机模拟社会复杂性的演变是科学家在做。中程理论主要是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不是直接得到人类过去的历史。

例如，塞维斯提出，国家的演进是从游群-部落-酋邦-国家，酋邦是处于过渡阶段的复杂社会，社会组织形态因为不稳定而非常容易崩溃。而弗雷德提出来的是演化序列，和塞维斯的很像，但更强调社会分层，路径是平均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最后到国家。

但人类学理论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古今一致性。比如需要考虑夏威夷或太平洋某个岛上的社会和史前社会是否一样，民族志上东南亚的酋邦社会，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古典文明的边缘社会，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亚形态。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酋邦理论已经崩溃了。

美国学者塞维斯是中程理论的代表人物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理论模型的建构还是非常必要。考古材料本身并不会讲话。比如考古发掘了江苏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距今大概5800年到56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古国，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石钺之类的东西，象征着社会公共权力。但究竟这是什么社会形态，如果没有一个理论模型的话，这批材料自己不会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国家或是不是一个国家。

第三，则从考古材料中归纳与提炼。比如说苏秉琦先生讲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从考古学文化理论出发，结合古代城镇的发展，提出古国的概念，这是从考古材料角度的理论研究。

文明三重属性对应的考古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三种范式

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至少有三重属性。首先是一个文化历史阶段。在考古学语境里，文明说的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第二是一种社会组织状态。这方面的讨论最多，有的叫国家，或者叫早期国家，是指一种社会组织状态，区别于比较简单的社会。

第三是指一种社会存在的形式。比如说中华文明、西亚文明、古希腊文明、玛雅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国人存在于世的文化形式，是我们集体的标志，用筷子吃饭、使用汉语、共享儒家伦理，都是中华文明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其他文明里面没有或不普遍。良渚文化广泛使用玉器，就是她的一种文明的表现形式，也是她作为早期国家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表征。

良渚的玉器既是文明表现形式，也是早期国家的象征  图片来自网络

与文明的三重属性相应，文明探源研究中也相应具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去发现并描述材料，涉及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标准问题。第二个阶段去解释材料，主要是从科学的、人类学角度，探索机制和原理的同时探索形成过程。第三阶段要理解材料，从内在的、人文的、历史学的角度去阐释材料。

基于此，产生了三种研究范式。这三个范式是共存的。比较早出现的是文化历史考古，它的核心是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这里文化是指一种标准和规范。第二种范式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强调的是功能的解释，讨论古代社会的运作，古人生活是怎么进行的，强调功能层面的探讨，核心也是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是指作为适应的文化，是功能性的而非标准，不是静态的特征。第三个范式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过程考古学范式，也是主张以文化为中心，但这里所谓的文化是指作为交流表达的文化，带有象征性、符号性，涉及到能动性。

文化历史考古范式的核心概念纲领，需要有一系列的支撑的理论方法，形成相对成熟的实践，其核心概念纲领是作为标准/规范的文化。比如说兴隆洼文化，有筒形罐，三段型的装饰，所有人制陶器都会遵循这样的规范，反之就不是兴隆洼文化。又比如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特别漂亮的细石核，我们讨论细石叶技术时也是强调了它的标准。在这个范式里，我们探索文明起源时，第一反应还是寻找标准。为什么要寻找文明的标准，某种意义上和所利用的范式有很大关联。

白音长汗遗址细石核和兴隆洼的筒形罐形成当地文明的标准  图片来自网络

文明外在化标准：“社会复杂性”与“系统状态”

文明的标准，很多时候会强调城市、青铜、文字三要素，西方考古学现在提这个也不是太多，因为这是西亚的标准。我们知道印加帝国就没有文字，玛雅文明也没有金属冶炼，他们不是文明？当然是文明！

现在采用的是一种新的标准，比如说强调等级分化、聚落体系、专业化分工、物品的精致化等等一系列的特征。但是只要是标准，都是外部的物化特征，既然是外部的物化特征，一定会存在地区的差异，不会是每个地方都采用同样的物质材料。

所以，文明外在形式可能是很多样的，本质上是“社会复杂性”与“系统状态”的变化，文明是“社会复杂性”的一种“系统状态”。这种系统状态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东西。比如，社会公共权力的中心化与制度化，我们要去探讨它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表现方式是什么，地区的物化特征是什么。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但经常会忽视的，就是文明形成过程中生成的物质文化意义。比如中华文化中，作为物质载体的玉琮有它独特含义，换一个文化就没有这个含义，这个含义也是在中国文明形成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不仅仅是作为礼仪工具，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会选择这么一种礼器，它同时也象征早期国家的产生。

考古学维度的中华文明探源

目前考古学界基本的共识，在距今约六千年前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成；距今五千年，以良渚为代表，比较清楚地显示出早期国家形成；距今四千年，夏王朝建立，王朝统治出现。

文明的“相变”：中华文明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系列“相变”的结果   图片来自陈胜前演讲PPT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系列“相变”的结果。“相变”，形象地说，就如同水在气态、液态、固态之间转化的过程。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是游群社会，每个群体大概25人左右，人类学家称之为Magic number，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他们能够在一个区域里比较充分地利用资源，反之，资源很快就耗尽了。

一万年前后人类定居，农业社会开始出现，文明发生了一次相变。有定居就有了固定的土地，也开始有了土地的竞争，争夺的资源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流动了，必须要占领。

后面出现的社会叫大佬社会，Big man，社会里面出现一些有威望的人，他有话语权，但和其他人一样参与社会生产，社会等级不是特别明显。

再后面出现了良渚这种神王之国，或者叫古国。再后面出现了王国，然后到了帝国。文明的发生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说，中华文明起源于八千年，不是指早期国家出现了八千年，是指中华文化部分要素出现在八千年前。

早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得益于农业基础和多种模式的融合

关于早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六千年到四千年这一段时间非常重要，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崛起，以玉为代表，强调礼仪，影响了后世的文化。为什么中国会兴起儒家，这和早期文明的特点密切相关。早期中国的文明演化模式有很多种模式，商路控制、水生资源、生产、祭祀、战争、工程，不止有一种模式，中华文明，实际上是很多模式融合的结果。

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六大区系类型      图片由陈胜前提供

为什么会有中国这样的观念，最早苏秉琦先生提出六大区系类型，后来又做了扩充。我们以洛阳为中心，以洛阳到北京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圈，基本上就是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谁控制了中原，谁就能以最小半径控制了最大的区域，大家都往中间汇聚，就是中国原始的含义。也是张光直先生提出来的“相互作用圈”。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文明四个板块的互动来看，这四个板块分别是农耕的东南板块、游牧的西北板块、生态交错带板块、海洋板块，四大板块之间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理解史前中国文明的格局，可能更符合当前的认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明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世界上适合农业是温带区域，新大陆的农业出现比较晚，欧洲的温带区域为地中海占据，剩下的适合农业的地区就是西亚两河流域与中国的华北与长江中下游。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北方的旱作和南方的稻作，这奠定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绝的经济基础，因为有得天独厚的缓冲地带。由此形成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历史连续、超大规模、多元统一、自成体系、和平内敛。

（文章首发于文汇APP，原标题为：陈胜前：由中国考古人自己揭示，中华文明如何“相变”|讲堂159-1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