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药可医”到创新药进医保，我们离治愈艾滋还有多远？

2022年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7月发布的《2022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显示，2021年有65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约有150万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比全球目标要多出100万例。

艾滋病对人类的健康产生了极大威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艾滋病全人群感染率分别控制在0.15%以下和0.2%以下。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艾滋病感染者114万例。艾滋病进展虽然能够控制，至今却未研制出用于根治和预防的特效药物。与此同时，这一疾病仍然面临着被“污名化”的问题，依然有不少人“谈艾色变”。

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教授看来，我国艾滋病防治从“无药可医”到有免费抗病毒药，再到创新药物进医保，从抗病毒治疗上成效显著，逐渐与发达国家接轨。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高慧表示，每个HIV（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又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是受害者，提高社会对艾滋病的正确认知也是预防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抗击艾滋需要责任共担。

我国艾滋病疫情维持低流行水平，专家：感染数没有真正下降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报告现存艾滋病感染者114万例，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吕繁曾介绍，2021年的1到10月份报告的感染者是11.1万。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包括易发生高危行为的人群、流动人口、青年学生等。

蔡卫平是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资深专家，年逾六旬的他已经是一名和艾滋病战斗了三十多年的“老兵”。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表示，2021年我国新报告HIV感染者人数是12.9万，比2020年有所减少。但在他看来，我国HIV感染人数总体来说没有真正意义下降。

“我国现在发现的HIV感染者中，60%到70%的感染者都是通过医疗机构发现的，这几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并不是在主动监测中发现。”蔡卫平表示，2021年的数据下降可能和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有关系。

高慧介绍，艾滋病没有特异性的症状。早期急性感染时，病人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拉肚子、腹泻等症状，很多人都会以为是胃肠炎或是普通感冒，导致没有进一步检查，寻求救治，最终延误了早期发现艾滋病的时间。

不少人认为，一旦感染HIV，就成了艾滋病患者。高慧表示，事实上，感染了HIV并不意味着就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主要经由性行为、血液接触或母婴接触传播。人体在感染艾滋病毒后，免疫系统受到毁灭性破坏，出现艾滋病相关症状，才会发展成患者。

多种药物进入医保目录，及时用药能阻断艾滋病

专家表示，我国对艾滋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药物研发也在跟进，但目前艾滋病没有疫苗进行预防，也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

蔡卫平表示，我国真正有抗病毒药应该是在1999年，而且品种少、价格贵，很少有人能用得起。早期我国关于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严重不足，药物副作用很大，很多人吃不起，患者负担很重。

“中国这几年一直在推行抗病毒治疗，成绩还是不错的。”蔡卫平表示，推广抗病毒治疗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大幅度减少已经感染患者的病死率；二是可以通过治疗降低体内的病毒，甚至可以达到完全检测不到感染者体内病毒的水平。

早年艾滋病的死亡率非常高，现在感染者死亡的情况已经很少了。高慧介绍，发生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行为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或联系当地疾控部门，咨询暴露后预防用药事宜，越早使用阻断药，越有机会获得更加显著的效果。

最恰当、最黄金的时间是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之内。高慧表示，如果在发生高危性行为后2小时之内及时用药，阻断的成功率能达到99%以上。

当前我国抗病毒治疗是免费方案、自费方案和医保支付的“三驾马车”的支付模式。国家免费药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临床需求，创新治疗药物在疗效、安全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价格一度让HIV感染者望而却步。

蔡卫平表示，从2019年国谈开始，越来越多国际上比较新的抗病毒药物进入到医保目录里，患者可以通过医保报销来获得相对新的药。“目前已经进入医保的抗病毒药物目录，一天吃一片的抑制剂已经有四种，这为HIV的治疗带来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蔡卫平提到，在相关治疗药物没有进入医保目录前，很多人想吃疗效好一点、方便一点的药，又不能接受它的价格，就出现了黑市仿制药的市场，“他们从印度或泰国等周边国家购买仿制药，就和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情况差不多。”

在蔡卫平看来，仿制药和原研药有很大差距。仿制药的价格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没有研发费用，成本较低；二是材料方面没法保证。“呼吁感染者无论服用原研药、自费药，还是购买仿制药，都必须定期去医院做检查。”

防治工作达到“三升三降”，消除歧视仍任重道远

尽管整体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但防治工作仍任重道远。专家提到，我国在1985年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后，已经深刻认识到艾滋病对个人和国家的危害，采取了多种措施。

“比如说我们会禁止用一些进口或是国外的血制品，加强对国际上的卫生检疫，对一些艾滋病高发国家采取重点的检疫措施。”高慧介绍，我国一直在加强对艾滋病工作的监测，如对重点人群进行艾滋病的血液监测。

高慧表示，在2021年，我们国家针对艾滋病的防治在重点地区呈现了“三升三降”的良好态势。“三升”是指：感染者发现率由81.70%提升到90.52%，治疗覆盖率从41.10%提升到94.81%，治疗成功率从57.50%提升到94.80%；“三降”包括：新发感染率较基线下降到68.75%；母婴传播率从9%下降到3.66%，降幅达59.33%，夫妻一方感染艾滋病家庭配偶传播率从7.05/100人年下降到0.85/100人年，达到1.0/100人年的目标。

在治疗药物上，蔡卫平表示，现在主要的进展就是在最大限度抑制病毒的同时，能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和药物毒副作用的影响。

“目前现有的治愈病例可以分为根除性治愈和功能性治愈。根除性治愈就是完全把病毒清除掉，体内没有病毒。功能性治愈是实际体内有病毒，但不会对免疫系统造成影响，即所谓的‘带毒生存’。根除性治愈肯定是追求的最终目标，但目前离艾滋病彻底根除性治愈能被推广还很远。”蔡卫平说。

高慧表示，在保护自己，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面前，绝不可心存侥幸。发生无保护性行为；接受不安全的注射、输血；共用牙刷和剃须刀、刮脸刀等可能会划破皮肤的个人用品……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属于艾滋病高危行为。

但研究表明，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外不易存活，离开人体几小时后就会失去活性，因此像拥抱、握手等社交行为；共用餐具等一般性接触；以及蚊虫叮咬等等都是不会被传染艾滋病病毒的。

高慧表示，虽然我们需要对艾滋病的传播保持警惕，但警惕并不等于无限度地放大恐惧，更不是歧视。“我们应该害怕的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人。”

如今，社会上“恐艾”现象仍然存在。蔡卫平提到，不少患者会担心使用医保购药会泄露隐私，其实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医保的隐私保护机制还是比较好的。医生看不到，用人单位更不可能看得到。”

高慧认为，让艾滋病不再被妖魔化，首先应正确认识艾滋病，加大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力度，消除错误认知。同时也要加强对感染者的心理干预，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另外，要促进感染者与社会群体的接触和交流，减少社会对他们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