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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苗寨的代课老师:村民搬迁了,22年的“天路”再不用走

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2018-04-28 15: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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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书带上镰子和锄头,把那条长满荆棘、曾割伤自己无数次的“天路”重新整理出来,日复一日领着孩子上崖读书,一走二十多年。(03:36)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7时左右,贵州毕节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华岗组58岁的代课教师杨绍书都会准时带着寨子里的孩子,攀爬乌江上游哈冲河峭壁上一条约4公里的“天路”,到达崖上的华山小学。“天路”最险处近乎直角,崖顶距谷底垂直高度有100多米。

这条路,他一走就是22年。

但从今年5月起,瓦房村华岗组十几户将整体异地扶贫搬迁进县城,“代理爸爸”杨绍书“让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愿望就要实现,穷了几辈子的苗寨人再也不用走那条“天路”了。

每天七点多,杨绍书就带着他的苗寨孩子上悬崖去学校。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图

喝一杯再上悬崖陡壁

瓦房村华岗组的苗寨在乌江上游哈冲河北面的数百米悬崖峭壁中间,靠绝壁上一条险路出行,村里人只讲苗语,他们几乎不知外面的世界。杨绍书打趣说,苗民不怕别人来偷猪牛,因为根本就带不出去。

幼时的杨绍书求知若渴,抄绝壁上的这条险路,进了学堂,一直念到初一,成了寨子里学问最高的人:会说汉语,懂些算术。1976年某天雨夜,公社的书记彭正祥敲开杨家木门,说路太危险,劝他干脆留在寨子教娃娃。那时16岁的杨绍书还是个大孩子,耳根一软就应了。

1977年,杨绍书在自家堂屋开办了哈冲教学点,用苗汉双语免费教学,当时颇有些“洋气”。直到1996年,教学点按要求并入崖上的华山小学,杨绍书带上镰子和锄头,把那条长满荆棘、曾割伤自己无数次的“天路”重新整理出来,日复一日领着孩子上崖读书,一走22年。

华山小学三年级班里共15个孩子,他们大多由杨绍书教会汉语。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图

村里人都知道,去年有个道路规划师寻“天路”下寨子,中途踉跄摔下陡坡,相机和设备也被砸坏。外来人害怕,杨绍书却要每天早上喝上一两苞谷酒再上山。

“喝一点,膝盖会软一点。”杨绍书年纪大,走了几十年山路,膝盖磨得“嘎嘎”响,腿也患上风湿。

黔西山里湿热,路上满是泥土和腐草味道。刚走几分钟,雨就来了,一小时路程有时会碰上好几场,这是杨绍书最担心的天气。他领着寨子里三个孩子,不打伞,继续上攀。石崖上辟出的路,危机四伏:垒砌的石头,有光滑的鹅卵石,沾上水后鞋老踩不稳。有的则带着尖梢,摔上去即可能刺入皮肉。悬崖上漏空的地方,有人放上几根大木头,围上灌木,以防不测。

走这样的路还能把双手背在身后的人,寨子里只有杨绍书一个。

4月26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随着杨绍书的步子,10分钟不到就气喘吁吁。头发油湿的杨绍书有意放慢速度,身后的孩子们立马跟上,不敢掉队。

最危险的一段,坡度近乎直角,记者需抓着树根或石头才能爬上去,感觉整个身子悬空了,四肢发抖。孩子们手不够长,杨绍书就一个个拉或驮着,一双皮鞋不停地蹬坡上的软泥巴。

近一个半小时,众人终于爬完山路,再走一公里沙石和水泥路才能到学校大门。

放学后,同一方向的17名苗族孩子排着一队,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紧紧跟着杨绍书回家。孩子们眼里,沉闷的杨老师在路上“话太多”:一会儿叮嘱别吃零食,安心走路;一会儿要对大孩子交代“照顾好弟弟妹妹”。直到送完最后一名学生,他才闭上嘴巴。

当天,同行一位成年人一脚踩空,就从两米高的陡坡直挺挺地摔下去。而这条路,杨绍书走了22年,里程超5万公里。这期间,从来没有孩子出过安全事故,也从未有孩子辍学。

学后,孩子们排成一排,紧跟着杨绍书准备回家。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图

“骗”了自己41年

在以前,苗寨人上街赶集,或是做点买卖,苦于不会汉语,只能用手比划。当时,杨绍书期望让孩子们读书“走出大山”,并非要学多少知识,只要能懂点汉语就行。

正因早前的山路更险,苗寨里的同龄人大多没进过学校。10岁的杨绍书勉强能够攀上山崖,也要带上刀斧,一边走一边砍灌木丛。得亏家里只有一个男孩,连5分钱的包子也买不起的年代,杨绍书侥幸上了初中。

杨绍书的启蒙教师叫崔兴汉,只读过4年级就出来教书。刚开始教课,杨绍书只会模仿崔老师的样子,有些怯场。后来便安慰自己:学生本来就不懂,讲错了他们也不知道。杨绍书记得,那一阵都是晚上摸黑找崔老师学汉语拼音,白天再去教给孩子。第一届学生7人,最大的只小自己3岁。杨绍书说自己至今已教了那位学生家三代人。

当教师是有面子的事,杨绍书过去一直这么觉得。不过,几十年里,他的工资仅从10几元钱涨到100多元,他不敢往外说。2000年,因多生了一胎,政策规定杨绍书不符合转正条件,他工资依旧只有100多元,是正式教师的1/30。2017年起,杨绍书的工资加补贴终于达到2700元,可还是只有正式教师的一半。

杨绍书的父母、儿孙和其他多户村民已搬上了山崖,自己和爱人却还在崖壁泥沙糊的房子里,只因还有几户人家没钱建新房,留守的孩子需要人送去上学。

杨绍书当年的同龄人,有当兵的,有去了保险公司。就算外出打工或下河捕鱼,都比教书强。他只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妻子每年喂上两头牛,种上大片生姜,起早贪黑割草,用自己每月100多元钱带大了4个孩子。

“她一直觉得,自己丈夫是名教师,脸上很有光。”杨绍书说。寨子里的人也总是主动来帮他家干农活,“教师”是他们最尊重的人。

“教师光荣”,杨绍书觉得自己用这个借口“骗”了自己41年。

“天路”上到处是险情,杨绍书需格外谨慎小心。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图

不管谁来,都不能耽误上课

“傻”到骗自己,只是杨绍书的一面,华山小学校长王毅还曾因杨绍书的固执,和他吵过几次。

有段时间,当被各级领导或者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时,他渐渐开始有抵触情绪。以至于有一次采访进行一半,他心情焦急,说了句“我要去上课了”,便中途离开,理由正是怕耽误给学生上课。

又比如,去年某天上课期间,他的孙子杨涛突发高烧,杨绍书居然不送医院,坚持要上完课,不耽误其他人。王毅当时听到那句“没事死不了”后,气急败坏。而他又清楚地记得,这位“固执佬”遇上别家孩子生病,都立即亲自背去医院、背回家里去。

“7点走,最迟7点半,我不管你什么人来找,都要按时把孩子送去学校。”看上去,杨绍书对于教学进度比起其他老师更显得急迫。

11年前,王毅刚从学校毕业,来到华山小学时,看到华岗组的苗族孩子冒雨爬上悬崖,到了学校大门后,个个膝盖以下全被水浸透;苗族小孩初学汉语非常困难,他们拼命睁大了眼睛,认真看着老师,想要学,但就是听不懂。最简单的“长和短”的区分,都离不开用苗语解释,小学二年级以前的孩子,几乎没人愿意教,也没人能教,除了会“双语”的杨绍书;而就在悬崖上的苗寨里,没有上过学的成年人都有不少,让他们都懂汉语,需要更多时间。

杨绍书需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没有人愿意来接班,学校6名教师,外来支教的就有两名,这学期完毕,就要走了。

他给学生唯一的要求,就是多学点汉语,走出大山。至于大山外面是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怎么知道。他去过的最远城市是很久以前的贵阳,那就是他心里大城市的模样。

从2007年至今,华山小学学生人数由225名锐减到63名,很多教师选择了离开,可杨绍书仍在那条险道上来回地走。比他小几岁的同校教师刘波直摇头:“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绝对做不到。”

当老师收入极低,杨绍书一直住在祖上留下来的破旧房子里。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图

爷爷、爸爸、老师

6岁的李晓彤是杨绍书的外孙女,上一年级,因为“开开小灶”的关系,已经会听说简单的普通话。她漂亮懂事,也讲礼貌,见着年轻的男性都叫声“叔叔”,随手端上一杯苦丁茶。但一旦有人问到“想不想爸爸妈妈”,她就突然不说话了。

寨子里的孩子大多一样。他们有时也调皮,说没有杨老师带队,自己也敢上下悬崖。可真到了上学和放学,没人敢不紧跟着这位唤做“爷爷”的老师。在课堂上,杨绍书也问过孩子们的志向,有想当驾驶员的,有希望做医生的,更多的是“像爷爷一样当教师”。

杨子贵48岁,是杨绍书的第二批学生,管杨绍书叫“叔”。他记得第一次听叔上课,是学汉语里的数字“一、二、三、四”,有时家里捕上了好鱼,用油煎好,一定要把杨绍书请到家里品尝。在那个年代,“叔叔”就是“爸爸”,什么都要听。

如今的杨子贵当上了华岗10几户人家的小组长,走上“仕途”了。可杨绍书说要“为人民服务”,他便每天免费给村民们抽水、供水,自己出电费;杨绍书要求“做个好人”,整个瓦房村出去的学生,未曾听说有违法犯事的。

至今教了多少学生,杨绍书没有统计过,大概有四五百人。有当公务员、进银行的,也有做生意的,上大学、教书的也有好几位。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大三在读生杨楠是其中一位。她觉得杨老师很严厉,算错题时要被打手掌心,还要在喝小酒的时候,把课堂表现说给自己爷爷听。稍长几岁,杨楠便明白杨老师刀子嘴豆腐心。“后来学校来了不少年轻教师,没几个坚持下来,几个月甚至几周就跑了!我考师范学校有一半是受他影响,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杨楠说。

县城小学的教室已布置完毕,杨绍书和他的学生们,即将迁入。澎湃新闻记者 陈凯姿 图

从此再也没有“天路”

那年,如果不是公社书记的一句话,杨绍书从没想过能坚守到现在。现在,同样因为金兰镇党委书记陈健的一句话,杨绍书决定和村民们一起离开。

“斩断穷根,彻底脱贫。”看似一句口号,陈健苦口婆心,着实打动了不少人。按他的讲法,黔西县异地扶贫搬迁已经到第二批,包括金兰镇在内的乡镇偏僻穷困村落,都要集中搬迁进城。这意味着,杨绍书和他的苗寨学生,要开始准备到县城生活,原来只想让孩子们走出大山的他,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要走出大山了。

杨绍书的房子是1973年修建的,从河里取些沙子,用泥巴搅和一下筑成墙,再搭上树干茅草。县里扶贫的公寓,杨绍书抽到了4栋的3楼,房间还没进去看过,门牌号却记得很清楚。“那是有家具和电器的房子。”他说。

黔西县第十小学就在安置点附近,原本900多名学生,听说要迁入1500多名新生,校长赵彤提前一个多月就为每人准备了两套校服、一双鞋子、一个饭盒。老师们腾出了10多间教室,新课桌和设备都已就绪。连专业的心理老师都安排到位。

赵彤说,山区孩子们来了,会和之前的学生全部打乱,结成对子,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聘杨老师做双语辅导员。黔西县杜鹃办事处教育管理中心的龙胜勇提到,安置区到学校有一条直接连接的4米宽大道,约1公里长,不允许车辆通行,这条路将取代他们以前走的“天路”。

5月上旬,杨绍书将和他的苗寨孩子们一起进城,他还没想好新学校的第一节课怎么上,害怕突然面对那么多人的班级,拿不下来。

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寨子,杨绍书嘴上说没有一点留恋。但三杯酒下肚,上了头的杨绍书忽然变得哀伤起来:“还有3年就退休了,那时候没有孩子在身边闹,时间熬不过去,那可怎么办哦?”

他决定退休后要跟校长讲,能否还和孩子在一起,哪怕近一点也好。

    责任编辑:谢寅宗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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