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大学生抑郁后：失落的一角开始试错人生｜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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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虚白君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最近一部现实主义女性台剧《她和她的她》引起热议，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6。这部剧讲述了一个“房思琪式”的故事——主人公林晨曦自中学时期遭遇老师谢志忠的性侵之后，患上解离性障碍，从而将自己的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混合在一起。美国精神医学会手册将解离症界定为，个人的意识、记忆、身份或对环境知觉的正常整合功能遭到破坏，患有解离性障碍的人使用解离作为内心的防御机制，以此来逃避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创伤，获得一种情绪缓解。这部剧少见的以一个解离症患者的经验视角出发，通过悬疑手法，让观众们感受到受害者所遭受的严重伤害和心理创伤。下面这篇文章是一篇重度抑郁患者的自述，或许你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她的挣扎与自救，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关于“失落的一角”如何开始试错的启示，正如作者提到的那样，“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条轨道，而是一片宽阔的原野”。

2018年8月，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两天，在阳台布满灰尘的地板上席地而坐，手机里循环播放《她曾活过啊》。

最终姑姑把我从地上拉起来，骑着电动车带我去本地的精神病医院。她说：“当初你爷爷有段时间也是这样，吃点药就好了。”

姑姑找了当时给爷爷做治疗的医生。交完费，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些测试题，又做了心电图和脑电图，医生让我们在住院部前等她。那里的灯光昏暗又蜡黄，我们与住院的患者隔了一道栅栏，他们穿着有些泛了黄的病号服，有的人拿着饭碗踢着拖鞋缓慢地行走着，有的人略微佝偻地站在那里，眼神定定地看着我们两个入侵者。

我接过自己的诊断书，重度抑郁症。

18年确诊证明

回家的路上，姑姑说她突然后悔带我来这里了。姑姑认为我只是短暂性的心情不好，只要吃点药就会恢复成以前那个正常的我、积极阳光的我、作为当代985大学生的“闪闪发光”的我。

当时的她没有想到，这药一吃就是四年。

从医院开了很多药

虽说抑郁了，家人和我都认为这是可以克服的。九月份开学后，我又坐在了大学的亮堂教室里。

但是，我再也学不进去了。

我的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上课时发呆走神成了常态，不管晚上睡多久都会在课上犯困。从前那些在我看来简单易懂的知识点，现在我连题目都读不懂了。不管我多么努力，成绩还是在肉眼可见地急速下滑。

我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无法正常学习，那么作为学生的我，还有什么价值呢？

于是我敲开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大门，接待我的是一位人文学院的老师。她是个温柔又美丽的年轻女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从不打断我的话，也不居高临下地说教。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这么认真地听我讲话了。一个小时的咨询结束后，她告诉我，我可以向所在学院的辅导员求助。

后来，我走进自己学院的办公室，两位辅导员坐在长长会议桌的另一头，关切地看着我。

其中一位女老师说：“我们了解过你的家庭情况，不算差。我们学院有很多学生的家庭条件还不如你，他们中有的丧父或丧母，有的父母离异，有的家里不让念书，有的交不起学费。你要想想，他们可比你的起点低多了，但是他们也不会像你这样抑郁呀，大家都在积极乐观地活着。”

他们问我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我说没有，我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这就是你的病因所在，你应该多去运动，让自己动起来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他们问我平时喜欢参加社团活动吗，我说不太喜欢。

“你应该多去参加集体活动，让自己感受这种欢快的氛围，积极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去。”

我看着他们正能量满满的脸，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和厌恶感从心底升起，在他们面前我显得好低。在他们期待的眼神之下，最后我把他们说的这些话做了一二三点总结。他们对视了一眼，“这不是很清楚明白吗！你的逻辑思维很清晰，完全不像一个病人的样子。”

男辅导员把我送出门时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就是想得太多了，自己走不出来了。”

关上门后，我像一副裂开了的面具。我奔向卫生间，锁上门，哭得像只疯狂的野兽。

后来，我们学院公布了下学期心理咨询室老师的名单，这两位老师的名字赫然在列。自此，我再也没有去过学校的心理咨询室。

2018年年底，我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了月姐姐。

虽说叫人月姐姐，但他既不是女生，也不是姐姐。月姐姐是东北人，比我小一岁，在读大专。初中时，因为父母离异，他患上双重人格，住院后病情得到控制，现在已经痊愈。

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老了在院子里躺摇椅盘核桃。我那些在外人看来令人丧气的话，他都能理解。悲哀的童年、相似的命运、不被认可的思想，这让我们一拍即合，每天都要聊到深夜。

我们天南地北地胡侃，在难捱的日子里，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互相取暖，互相舔舐对方的伤口，对抗着残酷的命运。

我画的小画

月姐姐的母亲离婚后在北京定居，重组了家庭，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月姐姐说他会在母亲的新家里住一段时间。于是，2019年1月，在完成几门结课考试后，我瞒着家人，一个人拉着重重的行李箱去了北京。火车吱呀吱呀地慢慢摇晃，我心里也摇晃着对另一个相似灵魂的渴盼与呼唤。

在出站口，我见到了那个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的他。他一米八的身高，微胖，穿着长长的黑色羽绒服，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卷发，肿眼泡，但是眼睛像小狗一样可爱。

一路上他一直在笑，时不时摸摸我的头顶。他说在东北这叫“盘”。他说我好小一只，但是他的手正好可以舒服地放在我的头上。

我在北京待了三天，他带我玩了三天。临别那天，火车站口，月姐姐点燃一只细长的烟。我不喜欢别人抽烟，我说小心以后得肺癌，他说没事，这烟不上瘾。

他吞吐烟雾的样子迷离又幻灭，像一只迷失在大城市人潮中的带刺的小兽。

“我们还会再见的对吧。”

我说一定会的，拉钩。

我和月姐姐的交流，一部分在QQ上，另外一部分在一个共享日记的软件上。我们记录着每个细碎的瞬间，看到自己的日记被对方已读后，就会兴冲冲地过去问对方有什么感触。三四年来，我一共在这个软件上记录了七万字。

2019年2月，从北京回来后，我越来越觉得他情绪不太对。

以前的他总是没心没肺的，乐乐呵呵，以调侃我为趣。但在日记里，他的文字很痛苦，带着一种破碎感与撕裂感。

“悲哀的是，我的天空一次次崩塌，却没人看到。我一次次崩溃，再把自己拼好，也没人看到。”

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曾经错过了一个喜欢他的女孩。

这个女孩是他高中时期的女闺蜜，在愚人节那天递给他一个纸折的心，里面写满了她的告白。月姐姐当时没怎么看，翻到背面看到了“愚人节快乐”五个字，就随手放在一边了。直到前阵子在家时，他又翻出了这个纸折的心，才发现那段告白，才知道那个时候的女孩，是真的喜欢过他。

当时的我不以为意，心底悄悄吐槽着，好老套的剧情。

四月份的时候，学校的梨花开了又落，香气四溢。有时我驻足在满地的白色花瓣前，想象着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死去，竟有些浪漫的意味。但是梨花好美，我感受着指尖触碰着花蕊的冰凉，如此细腻真实，突然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坚持一下。

我开始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本我很早就听说过、但不忍卒读的书。我在图书馆拼命忍住哽咽，忍到喉头发痛。小时候的我并没有性的概念，当表哥一次次把手伸向我裙底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只是在每次游戏的过程中，下体会被他尖锐的指甲拉扯得很痛。

如今，表哥早已结婚生子，他的女儿娇小可爱，常常睁着一双可爱的大眼睛抬头看着我。我什么都做不到，枕头被浸湿，手腕被美工刀划伤，没有任何的嘶吼，心底深处的一角无声崩塌。

回想起刚和月姐姐在网上相识时，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我能叫你姐姐吗？”他尴尬地回了一串省略号。我说，“我害怕男性，总是被男性伤害，只有叫你姐姐，我才不会那么恐惧。”

后来他看了我日记里关于这段的回忆，难过到不知所措，凌晨给我打电话，我哭，他听。

他说：“只要你还在思考，只要你还在悲伤，只要你还在沉思，你就依然活着，你就依然还能往前走。”

2019年上半年以来，我们两个的情况都越来越不乐观。

最开始认识的他，虽然深夜时经常发表一些厌世言论，但大体上还是个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人，总是在我难过时逗我开心，说些无厘头的废话。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变得有些极端、阴郁。

或许这才是他原本的样子，只是为了生存，他不得已才装出一副阳光开朗的大男孩模样。但是这种感觉太割裂了，有时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演，还是在真情流露。

他开始在日记里流露出人格分裂的倾向，他在脑海里慢慢构建着属于自己的伊甸园，那里有很多个他，很多个不一样的人存在于同一副身躯中。

我曾经了解过这种疾病，我在YouTube上看到一位考上麻省理工的韩国女孩Jess，她做了很多视频来介绍DID（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她的身体内有6种人格存在，他们互相支持和保护，必要时切换人格，以承担其他人格承受不了的痛苦或应付不来的状况。

很多人觉得拥有多重人格是一件很酷的事，就像一些人觉得在网络上无病呻吟装抑郁也很酷。只有真正患有疾病的人，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些痛苦的人，才知道那种触及不到的绝望感与无助感，是多么真实。

我至今仍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月姐姐会发病，或者容我说一句残酷的话，以我的水平根本无法判断出他是否真的患上了DID。我曾多次告诉他去医院治疗，好好吃药，但他从来没有采取过我的建议。

他说，我们天性敏感而丰富，我们不是抑郁，我们只是孤独成疾，药石无医。

陪伴我很久的药盒

2019年6月份，我疲于应付学业，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我想起之前那位人文学院的老师提出的建议——休学。在以前，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怎么看都不可能选择休学。

在我国，没有真正的gap。选择休学的人，要么是抑郁了，要么是有什么身体疾病。社会发展得太快了，快到每个人都不敢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会被抛弃，停下来就会被嘲笑为“失败者”。

如果社会是一台大机器，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像是这机器上的一枚齿轮。刚一出生，我们的人生就已经被拧紧了发条。从上学伊始，我们就活在各种比较中——比谁参加的补习班多，比谁睡得更晚，比谁的分数更高。毕业工作后也不能停歇，我们比谁的工资高，比谁在公司里的职位高，比谁的孩子更争气。

不能停。这三个字仿佛烙印在我们的大脑上。它时时刻刻警示着我们，停下来就会完蛋。于是人们开始内卷，媒体也顺势制造各种焦虑：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年龄焦虑……在这片歌舞升平中，工作或学习了一天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还要被网上的一些自律软文洗脑，默默给自己定下无数个难以完成的计划。

那段时间的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很没意思。无论怎样内卷，无论是否比得过其他人，我都不能变得快乐。所以，我想要跳出“社会时钟”。

当我把休学申请递给学校的教务处时，我的辅导员、班主任和其他几位老师围着我开了个小小的会议。我一向是个倔脾气，认定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而促使我最终坚定这个选择的，是我的妈妈。有一次我实在学不进去，就打电话给她，听到熟悉的乡音和温柔的语气，我心底一直紧绷的弦突然断了，我崩溃地大哭，大声喘着粗气，像快要渴死的鱼。

妈妈说，不想学就不学了吧，我们回家。现在我只想要一个健康快乐的你。

办休学手续那天，我又见到了去年用“正能量”感化我的女辅导员，也是我第一次想去求助但不相信我病了的老师。我收起多余的表情，本能地站在离她有点远的地方。她却主动走近我，问起我的近况。

6月份正值夏天，我穿着短袖，她看到我左臂上因自残而留下的大大小小十几条刀痕，心疼地拉起我的手说：“你当时一定很疼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刚做了母亲。也许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她也能够稍微与我共情了。

至今我也仍然不好说，休学的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年的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我收获了很多，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一个从小到大都成绩优异的人，一个有着985名校光环的人，一个在所有人眼里都有着光明前程的人，却在这一刻停住了脚步，说自己好累，走不动了。

大家都以为我的人生从此“脱轨”了。然而，我的人生从来不是一条轨道。我的人生是一片宽阔的原野，我可以在上面自由自在地奔跑。

从此，我开始了“试错”的人生。

好像很多人认为gap是为了大刀阔斧地改变什么、切除什么，而我的休学生活却很平淡，每天可以睡到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没事就看看书、唱唱歌、化化妆。

在那一年里，我没有额外学习任何一项技能。比如休学前我踌躇满志地列了个日程表和清单，把每一天的时间都规划好，让我产生一种并没有落后于原来的同学的错觉。我想自学日语、我想练书法、我想健身、我想学做饭……

而休学后的真实情况是，我只想躺在床上睡觉。

《丈夫得了抑郁症》这部电影，我很早就听说过，直到休学回家后才有机会好好看一遍。女主说：“如果痛苦的话，就别努力了。保持平常心就好了。” 这句话牢牢刻在我心里，直到今天我也不会逼着自己“努力”起来。我不想再被“成功学”洗脑了。我不想再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了。我不想再钻进一个“坚强乐观”的壳子了。那不是我。

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如果痛苦的话，就别努力了。”

待在一种“被允许”的环境里，才会让受伤的心灵慢慢恢复。在这里，哭泣是被允许的，不努力是被允许的，学习不好是被允许的，什么也不做、发呆几个小时是被允许的，难过的时候、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一个下午也是被允许的。

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我曾翻开一本绘本，书名叫《寻找失落的一角》。主角是一个缺了一角的圆，他想要寻找缺失的一角。在这一路上，因为他缺了一角，所以不能滚动很快，于是他常常会停下来和小虫交谈，或者闻一闻花香，或者与蝴蝶嬉戏玩耍。

他走了很远很远，有时找到的角太小，有时又太大，或者太尖锐，或者形状不合适。

他继续前行，终于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完全合适的角。他们结合了，组成了完整的圆，因为不再缺失一角，他们越滚越快，快得不能停下来与小虫交谈，不能闻一闻花香，不能与蝴蝶嬉戏玩耍。终于，他明白了什么，停了下来，温柔地把那一角放下，从容地离开。

月姐姐曾对我说，你是完整的，正因完整，才容易破碎。

我说，不，我们都是缺了一角的圆。正因不完整，才更像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圆满有缺憾的人。

休学回到家后，家人立刻给我办理了住院，还是2018年我去过的那个精神病医院。

交了钱，去一个房间里领了脸盆、牙刷、毛巾和床褥等生活用品，我就开始了住院生活。而因为家离得近，名义上是住院，实际上我每天早上过来后，做完各项检查就回家休息，不在医院住宿。

前七天，每天早上我要躺在床位上输液，输完液后等到九点半，就去护士房间领药。 这间病房里有三个床位，我睡在靠门的床上，靠窗那里还有两张床。一张空着，一张住了一对来自附近县城的母女。有时我妈妈会跟女孩的妈妈聊几句，但是我们两个病人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交流，要么玩手机，要么呆呆地望着医院老旧的天花板。

有一天，这间病房里抬来了第三位病人。没错，是抬过来的。这个女人明显比其他人的情况要糟。她不说话也不动，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地平视着，没有对焦点，如果不是心脏还在跳动，看起来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同行的是她的婆婆和丈夫，他们一声声喊着她的名字，用拔了针头的注射器往她嘴里灌牛奶。

第二天，女人的娘家人也来了，为首的男人开始痛骂她的婆婆和丈夫，说要接女儿回家。被骂的两人低着头不说话，而床上的女人还是这样躺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皮肤在阳光下甚至白得透明。

后来她搬去了别的病房。又过了几天，我爸告诉我，他在走廊上看到那个女人下床了，也开始说话了，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其实抑郁就是心病，只要心结打开了就好了。”爸爸这么说。

然而心结真的这么容易被打开吗？有时我望着走廊上的病人们，他们眼里无光，他们佝偻着背，他们低着头缓慢地走过，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心酸往事，都有一个或几个家庭。

也许他们是学生，被寄托了太多的期望，没有人看见他们的痛苦，于是抑郁的黑狗缠住了他们的脖子。也许他们是家庭里的顶梁柱，他们倒了，这个家庭也垮了。也许他们是老人，子女们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来陪伴和关爱他们，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开心。

一个人的抑郁，背后一定有更为复杂的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就像蝴蝶效应一样，每个人只是在不起眼的地方不经意地推了一把。也许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微不足道，纵观全局看来甚至是非常荒谬的一件小事，却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压垮。

太多人揪着最后那一件导火索不放，但是回头看看，一路走来，那个被压垮的人身上已经背负了太多沉重的稻草。

因为害怕看到曾经的同学们发的动态，那一年我卸载了大部分社交软件。到了2020年4月份，我把社交软件重新下载回来，开始考虑复学的事情。

教务处的老师说，复学需要康复证明。我并没有完全康复，但姑姑还是带我去医院，我的主治医生让我做SCL-90测量表。这张表我至少做了三遍，我非常明白选择哪些选项可以得到“康复”的结果。但我还是很犹豫。

有时，我选择了“不该选”的选项，姑姑就会瞪我一眼，靠近我压低声音说“你还想回学校吗？”我就在接下来的几个题目中点了“应该选”的选项。

结果出来了。医生笑了，家人笑了，我笑不出来。

我心底很明白，我没有康复，也没有痊愈，我的病情只是得到了暂时的控制。但是不这样做，我就回不了学校。我别无选择。

2020年8月份，我复学了，被分配到新的班级与新的宿舍。月姐姐则留在北京工作，做房地产销售。

我刚来到新的环境不太适应，经常在QQ上找他唠嗑耍贫。他有时说自己得到经理的赏识，有时也跟我吐槽同事的一些坏毛病。他说要买手机，于是我借了他8000（当时我从高中存钱到大学，这是全部的积蓄），过了几个月他还上了，从此总是叫我“小富婆”。他每隔几个月从我这儿借两千到四千不等，后来也都还了。

其实我挺怀念那段时光的。室友们都很友善，经常拉着我出去逛街拍照，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和月姐姐煲电话粥。

我也遇到了一位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因为她在上海，我们只能通过打电话来做咨询。在她面前，我剖析了自己现有的人生。

在我的记忆中，成绩好，父亲就眉开眼笑。成绩不好，父亲就破口大骂。十几年的精神暴力，让我把自己训练成一台精密的机器，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学习。可是再优秀的机器，也有损坏的一天。

我坏了。我学不进去了。我对这个家庭不再有贡献和价值。

父亲冷眼看着坏掉的机器，骂我“废物”、“白痴”。甚至一见到我回家就无端开骂：“你怎么还有脸吃饭？”、“我就应该在你出生的时候掐死你！”

心理咨询师隔着手机抱了抱我，“你辛苦了。过去的你能走到今天，可真不容易啊。”

她说：“你依然要感谢，在这一步你停了下来，开始审视自己。不然就不会意识到，原来的成长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以前的你，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什么温度的你，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你。找到你的血和肉，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月姐姐说：你变了。

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我试图向他这么解释。

于是他在电话那边深深吐了口气，“没有人会在原地等我，我终究还是杀死了我所有的情感。想起一句电影台词，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到我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苦楚，何必打扰呢。”

我们曾经是朋友，是战友，我们窝在一起互相取暖，孤独地对抗着这个世界。后来我的情况有所好转，我开始触摸阳光，有人伸出手，想把我从那里拉上来。而他，依然留在那个冰冷又黑暗的战壕里。我想拉他上去，而他不再相信我，甩开了我的手。

他说：“我不太想像个年轻人一样，为了生活拼搏，为了身上的责任努力，为了未来担忧，我想躺个摇椅，盘个核桃，养个狗，和狗比谁先死。”

抑郁的痊愈，在我看来是一件很需要运气的事。要远离刺激源、要远离复杂的工作或学习、要花大价钱吃药和做心理咨询，最重要的是，患者本身要有自救的信念。光是上述几点，寻常人家就很难满足。如果能遇到温柔的朋友、和善的老师或上司、坚定不移陪在身边的家人或爱人，那更是天大的福气。

我只是比月姐姐幸运了那么一点，但还是走了很多弯路。可以想见，他的路，只会比我更难走。也可以想见，更多没那么幸运的抑郁症患者，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水深火热。

后来他谈了7个女友（我不知道是同时谈还是分别谈），我笑说他可以凑齐七龙珠了。

再后来，我也经历了三段感情。我曾经给暗恋的人写过3000字的情书，曾经跑到很远的地方只为见一面有好感的人，曾经因找到能完全理解自己的人而惊喜，最终又被这个人精神霸凌，双方不欢而散。

在我最后一次分手后，月姐姐陪我一起痛骂“渣男”。过了两个月，我又开始了新的恋情。我在QQ和微信上分享着新恋情的甜蜜，可能是出于避嫌，也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开导他，我们的联系变少了。

2022年2月28号，他在我们的共享日记APP里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祝你幸福，快乐。”

回想2019年过年前的那个冬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以为来日方长，没想到第一次就是最后一次。

自此，我的所有联系方式被他拉黑删除。

夏天到了，正值毕业季，校园的林荫道上挤满了拍毕业照的同学，女孩们穿着格子裙，男孩们穿着白衬衫，他们或笑着、或哭着，大声唱着青春不散场。

我拍的小草

我并没有如期毕业，尽管已经努力追赶着大家的脚步，还是差了三门课的学分没有修满，辅导员说我会延毕一年。

有时我还是会犯病，但我已经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学会及时求助医生，学会在难过的时候下楼晒晒太阳。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我又加回了月姐姐，没多久他又删了我，我又进行好友申请，他留言道：“你给我造成的伤害，是最特殊的，使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不一样的痛苦，我真的怕疼。”

7月份，我的好友申请被通过了。月姐姐问，最近还好吗？我说还好，延毕了半年，但还不至于一塌糊涂。

月姐姐说，以后记得自私一点，照顾好自己，言尽于此吧。

于是，我们就像美式电影里的战友，在击退敌人后，心有灵犀地默默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继续前行。

最近，银杏又黄了，我和男友去街上拍初秋的景色。

银杏落了

此时距离我患病已经4年，距离疫情爆发也已经有3年。路上的行人戴着口罩，街边曾经生意红火的店铺也大多关门倒闭。每个人都在见证历史，每个人都在谱写历史。

荒谬的世界，无意义的生活，但只要人们还活着，只要还存在着，就是对不公的命运最大的反抗。

男友突然说，“关于你讲过的那个绘本，我有个问题——那个缺失了一角的圆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了，那么被他抛弃的那一角，后来又怎样了？”

我说：“那个失落的一角，期望有谁能把他带走。有的合适却无法动弹，有的根本不懂怎么配合。他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总算遇到了跟他匹配的。他们相结合，又再次滚动了。

“然而，失落的一角突然开始长大，他们不再匹配了。对方说，‘想不到你会长大！我要去找那不会长大的一角，再见！’

“失落的一角很难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家伙，他的身上一点缺角都没有。那个家伙说，他是大圆满。一角认为自己一定是他那失落的一角。而大圆满说，自己没有缺失，也没有地方让他容身。一角很失望，他一直盼望有人能带自己走。大圆满说，‘我没有办法带你走。不过，你应该可以靠你自己走’。一角不相信，自己这尖锐的角和天生的形状，根本滚不动。大圆满说，尖锐的角会磨掉，形状也可以改变，说完就向一角道了别。

“失落的一角呆呆地坐在那儿。终于有一天，他开始尝试用一个尖角把自己的身子立起来，又重重地跌落在地上。再起立、再跌倒。他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推进，那尖角开始磨掉了，他的形状也改变了。虽然还是有磕磕碰碰，但不再跌倒了。

“最后，失落的一角慢慢地滚成了一个圆。他可以靠着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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