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舟：攻坚“最毒乳腺癌”，做临床科学家

原创 周晗驰 复旦青年

跨越二十多年的时光，江一舟儿时“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和当下对“临床科学家”的追求奇妙地有了勾连，像是完成了一场冥冥中注定的接力。

“我们一方面需要按照现有的指南知识去治疗患者，但是指南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需要展开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江一舟笑着概括，“其实最后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治疗和服务患者。”

复旦青年记者 周晗驰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孙欣然 编辑

医院，或者实验室——如果在工作时间拜访江一舟，那么多半会在这二者之一找到他。每周二、三、四的白天在医院进行临床工作，这几天的夜晚以及周五、周末在实验室参与项目推进，两点一线的日程构成了江一舟的日常。

江一舟所研究的是乳腺癌的一种亚型——三阴性乳腺癌。因为癌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为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原癌基因Her-2均为阴性，三阴性乳腺癌缺乏靶点，内分泌治疗和靶向治疗对其都没有显著疗效，“除了化疗还是化疗”成了很多患者唯一的选择。2021年，中国共有约250万名乳腺癌患者。其中，三阴性乳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患者生存情况最差的一种，患者人数占到总数的10%~20%。由于基数庞大，其数量甚至与所有白血病患者人数相当。

为了寻求三阴性乳腺癌精准诊疗策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江一舟教授领衔团队对此开展系列研究，在国际上率先绘制出全球最大的单中心三阴性乳腺癌多组学图谱，并据此提出了三阴性乳腺癌“复旦分型”。在精准治疗理念的引领下，经过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以及多学科团队诊治的早期乳腺癌患者， 5年生存率为93.60%，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18届银蛇奖颁奖现场，江一舟获一等奖/图源：受访者

提出三阴性乳腺癌“复旦分型”

对江一舟而言，关注到三阴性乳腺癌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像是一种必然。

小时候的江一舟和很多孩子一样，也有一个“成为科学家”的梦想。2006年，他获得全国高中化学竞赛一等奖，由浙江省杭州二中保送至复旦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本科阶段主要从事分子肿瘤学研究。2015至2016年，江一舟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访问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康毅滨教授的乳腺癌基础研究水平全球领先，这为江一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既往对三阴性乳腺癌基本都“一刀切”地采用化疗，但研究者发现，由于每位患者的个体差异，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统一的化疗敏感。为了进一步找到三阴性乳腺癌的各个亚型并对此展开精准治疗，江一舟加入了自己的老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邵志敏教授领衔的团队，对此开展系列研究。2019年，他们在国际上率先绘制出全球最大的单中心三阴性乳腺癌多组学图谱，并据此提出了三阴性乳腺癌“复旦分型”。研究团队首先收集了465位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标本，通过多组学研究，采集DNA的基因组、RNA的转录组以及多维组学的大数据，借生物信息学的计算方法将其分成四个不同的亚型，每个亚型都有其对应的治疗靶点和不同的治疗手段，由此提出了“复旦分型”以及后续指导的精准治疗手段。

▲江一舟参与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颁奖盛典/图源：受访者

从实验室到病床前

复旦分型的精准治疗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2019年，邵志敏团队将三阴性乳腺癌分为免疫调节型、腔面雄激素受体型、基底样免疫抑制型、间质型四个亚型，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肿瘤学权威期刊Cancer Cell，这标志着“复旦分型”的正式提出。然而，此时“复旦分型”的依托只有一篇文章，要真正落地，还必须在临床策略上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夯实“分型”的基础。于是，团队成员针对四类中生存性更差的两个亚型——腔面雄激素受体型和基底样免疫抑制亚型，即所谓的“难治性亚型”展开攻关，从肿瘤代谢和肿瘤免疫两个方向探索，最终找到了新的治疗靶点，进一步拓展了“复旦分型”，优化了三阴性乳腺癌的诊疗策略。

历时近五年的项目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数据的产生是横亘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没有相当数量的样本，就不能够保证最终结果的准确性。当时，江一舟与团队成员们几乎调动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计算资源，收集样本以后对其抽提DNA和RNA测序，终于生成了足够的测序数据。

拿到海量的数据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同样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在进行三阴性乳腺癌基因图谱研究时，团队原本想自主完成分析工作，但摸索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其中涉及的数据量过大，于是转而与一些商业化公司开展合作。一段时间后，团队又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等单位，经过反复的开会讨论，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最终确定了稳定的、有临床意义的“复旦分型”。

面对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零零碎碎的困难，团队探索出了每周一次的例会制度。江一舟会将自己这一周内的问题总结好，利用例会时间去探讨解决方案。有的时候遇到了棘手的问题，“要开半天都可能”。正是这种“及时发现、及时解决”的模式，团队做到了踏踏实实地将整个项目逐步向前推进。

在形成了相对稳健的复旦分型体系以后，团队进入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临床转化应用。其中，研究团队基于“复旦分型标准”，在邵志敏教授和王中华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名为“FUTURE”的临床试验。

团队选择了一百多名符合入组标准的病人。这些病人几乎尝试了所有的化疗方案，但癌细胞却依旧在他们体内近乎疯狂地增殖扩散。研究团队通过检测这些对常规化疗药物表现出耐药性的病患的亚型和靶点，将其分成不同的治疗组，每一组对应特定的方案开展治疗。通过临床试验，团队论证了分型精准治疗的有效性，它可以将整体有效率从传统的10%提高到29%，帮助更多的患者回归正常生活。

因此，将“复旦分型”由实验室里的分型手段转化为真正的临床应用是江一舟一直关注的事情。研究团队致力于简化应用，开发了基层医院也方便使用的分型试剂盒，现已完成了超过3000余例的分型检测，进一步破解了三阴性乳腺癌“诊疗难”的问题。团队也开发了基于影像组学和数字病理的预测模型，可以在临床上实现快速、便捷、准确的“智能诊断”。通过精准治疗，乳腺癌正在逐渐摘掉“粉红杀手”的称号，走上了向“慢性病”转变的进程。

临床科学家

江一舟对临床的重视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老师邵志敏的影响。“临床科学家”是邵志敏教授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Physician scientist，即临床科学家，指既是一个好医生，又是一个科学家。把临床和科研相结合或者做临床相关的科研人很多，但能真正能成为临床科学家的人寥寥可数。

江一舟心中的“临床科学家”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临床科学家的前提是能够开得了刀、做得好临床诊疗，做一位值得患者托付的好医生。而另一方面，临床科学家也要善于从临床中去发现问题，以科研思路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扮演好一个合格的科学家的角色。

回忆三阴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和靶标鉴定的整个过程，江一舟也反复提到“临床”两个字。“因为我们的研究非常贴近临床，最后的成果也能应用到临床中，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江一舟希望“复旦分型”的相关研究可以真正帮助到患者。通过整个项目，江一舟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以后进行“临床科研”、完成解决临床问题系列研究的志向。

▲问诊中的江一舟/图源：受访者

坚持临床和科研协同发展是江一舟的追求，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不容易。江一舟首先要做的便是细致规划。“如果确立了成为临床科学家的目标，就必须两条腿走路。每个礼拜都要安排好哪部分时间做临床，哪部分时间做科研，尽量按照规划去严格地执行、快速地推进。”江一舟说。而在有了精准定位和详细规划之后，他还必须比常人付出更大的努力。“一个人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要兼顾临床和科研，就要在此基础上不懈地努力。”

跨越二十多年的时光，江一舟儿时“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和当下对“临床科学家”的追求奇妙地有了勾连，像是完成了一场冥冥中注定的接力。“我们一方面需要按照现有的指南知识去治疗患者，但是指南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需要展开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江一舟笑着概括，“其实最后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治疗和服务患者。”

微信编辑丨孙欣然

审核丨徐竞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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