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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周年座谈会

沈原 等
2022-12-14 14: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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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每年一册,出版了二十年。共收入四万余字的长文 159 篇,发行近七万册。走入全国社会学院系师生的手中和心田。2022年12月3日,此文集的编者和作者们进行了分享。他们追忆调查、写作、筛选的过程,分享硕士生培养的心得,检讨社会学教育的得失。

沈原:

会议致辞本来另有他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和不便,改由我代为致辞。我当然首先应该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会。

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三校的文集已经20年。20年是不短的时期。开这个会以前我想了一想我们三校论文集有什么特点?我个人认为,它体现的是一个民间学术力量,是我们三个学校的老师在发起人北京大学郑老师的鼓动之下大家自觉自愿义务参加论文编辑和选拔的活动。这个论文集出版20年,据我所知没有花费一文公帑,没有触碰官银,都是这些老师,特别是发起人郑老师用了很大的力量,自己组织起来的。坚持了20年,100多位作者,每年8篇高质量论文。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论文集?待会我在我的主题发言里谈一点体会。在这,我只是说说论文集的特点。

到现在为止,论文集经历了两代编委,20年时间,我希望论文集能够坚持下去,越办越好。我就简单说这么几句话。祝愿这次会议能够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晋军:

好,谢谢沈老师。本来安排老师发言时间10分钟,沈老师只讲了5分钟,给会议节约出5分钟的间。接下来我们进入上半场,上半场6位发言的老师都是三校论文的编委会成员,其中有我们所说的创始编委会成员,还有我们的创始人,以及之前的编委会成员和现任的编委成编委会成员。

那么接下来为了保证每位老师发言的时间,当还有两分钟的时候,我会在腾讯会议的聊天室里边发出一个两分钟的标志,我现在给大家发一下可以看看。老师们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个气泡在会议室的左下角应该会蹦出——“两分钟”。那就说明时间还有两分钟。接下来我们有请三校论文集的创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老师发言,郑老师发言的题目是《三校文集走过的路径》。

郑也夫: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晚上好。

这部文集的主流风格,沈老师精准地用一句话概括了:讲个故事,说个理,我遵循沈老师的教导,讲个故事。说理的高级活交给沈老师,以及他后面的各位师生。

主持人说我是创办者,这个想抵赖也是抵赖不成的。我就如实的向大家交代做此事的动机。我一贯认为社会学系的同学们到我们这里来就是学四样东西:读书,社会调查,思考,写论文。而我认为写论文最重要,也最综合。结业的时候,也是写论文能够最准确的体现出他的水准。怎么帮助同学写好论文呢?我觉得就是两个手段:第一是说教。我03年、05年,在人大北大分别开过“怎么写论文”这门课。在北大开这个课的时候,我跟系里说列为必修课好不好?敝人从来不上必修课,因为不想强迫不愿学我课程的同学。但是这次是破例。同学的认知和老师不对称,不然为什么是我教你,不是你教我。但是没有获得允准,来这门上课的人非常稀少。但是很幸运,北大的天才少年李丁同学上了这门课。人太少,我觉得无趣,就把授课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放飞了,出了一本书叫《论文与治学》,这课以后就不上了。

第二个手段是样板,就是有样学样。您说杜尔凯姆、韦伯这些东西就是样板。但这是高不可攀的,一个同学怎么学那个东西来写论文。要拿同等学历中写的好的论文给同学们看。我在人大的时候向系领导建议:从今年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中各挑出5篇最好的论文,出一个集子发给同学人手一册。系里说这主意不错,郑老师就你来干吧。我就一个人挑出10篇印出来了。文集中还附上了这届全体本硕学生的论文目录,还有他们的毕业合影。我干了两年。这当口,山东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王海玲请我在选题上出点主意。我说你看这文集就不错。如果我们从北大、清华、人大的100多个硕士生从里头挑出8篇,质量是非常高的。她说质量应该很好的,可是能卖出去吗?至少要收支平衡。问我能不能不开稿费?我说这绝不行,那样这事免谈。我说现在全国高校有社会学系50多个,社工系120个,我可以把名册通讯方式都帮你搞到。就算100个系,每个系如果买20本就是2000本、30本就是3000本,这样就把她给忽悠动了,上马了。这是03年的事,那年我还在人大。我张罗清华的孙立平,北大的林彬、刘世定,一同挑出8篇论文交给山东社出版。

第二年我调到北大,重新组织评委。此事在我肚子里酝酿的时候,就跟沈原老师说过,他非常看好这件事。我们俩一商量又请到了我们最钦佩的人大的潘绥铭潘老师。我们三个人商定了两个原则。

第一,挑选从经验调查出发的论文,这是文集的主流方向。我们不鼓励从文献出发的和从理论出发的论文。从经验调查出发,就会有很多事实细节,没有这些细节,就容易大而化之,容易塞进个人的猜想。而多细节,论文的篇幅必然很大。而现在我们流行的刊物上给的篇幅太小。我们给大篇幅,每篇论文4—5万字。

第二,论文的挑选就是我们仨人的事,不拉扯三系的教授、领导。拉扯他们就复杂了,要平衡这平衡那。也不搞匿名评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人格抵押在这里,办不好人家随便骂我们。质量至上,别的都不考虑。

我给大家讲两个段子,印证一下我们筛选的质量至上。那年人大改制三年变两年,论文质量下滑。三人挑选后,人大只有一篇。落差太大。我俩问潘爷,这事您回去压力是不是大了点。潘爷一笑说:没事儿。再讲一个段子。后来潘爷退了,人大郭星华老师接替。他是学生优秀论文的专业户。那年郭老师兴冲冲地来了。商讨后,我和沈原说:郭老师,我俩共识人大这三篇文章不错,但是您的学生的论文不能入选。郭老师很是感慨了一番,说:我没当评委的时候我学生的论文选上了,我当了评委反倒没选上。

这样,沈原、潘绥铭和我,三个人一拍即合,一个牢固的三驾马车上路了。我每年阅读北大社会学系大约70篇硕士论文,从中挑出6篇作候选。三系大约15篇候选,我们三人商议。每次商量完,挑中8篇,他俩就没事了,剩余是我的事。为什么?我请人家来,人家高度配合,剩下的苦活应该我自己干。我给8个同学打电话,说你入选了,如果同意,你这么办。我们贯彻公平的原则,论文篇幅一样大,每个人55页,我们不按字数算,因为有的论文有图表。你把你的论文排成每页30行每行29个字,不超过55页。还有格式统统按我的要求去做,半个月后发给我。正文收集齐了,我再给三系教学秘书打电话,要来他们的当年全部硕士毕业生的人名和论文题目,编一个附录,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再编好目录,写出前言,给出版社发过去。

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合作的这几年,每年王海玲都会弱弱地跟我发点牢骚:卖的不行。所以从第二年开始,我说不是有稿费吗,按半价变成书给我,稿费我掏腰包先发给他们,反正这些书我也可以卖出去。第二年、第三年我卖的书越来越多,从400多本到600多本。但还是不行。08年的时候,王海玲跟我摊牌,下马了。我们休克。沈老师交钱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了一年,该社的销售我猜测是微乎其微。不能这么干的。家兄在一个部委工作,管部里的出版社,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社长说:“我救急不救穷,今年无偿给你一个书号,明年另谋高就”。拿到这个书号,开始操办,印出来谋求把它卖掉。我一个一个地给全国百十来个社会学院系发短信,大部分都不回。我看这不行,打电话。对方接到电话都很热情:郑老师,您什么事。我说:“务必帮个忙。你这么办,我给你寄去样书,你上课的时候让同学把这书传一遍,下课时忽悠一下,说谁要买到哪个同学那里报名交钱。你把登记收钱的同学姓名电话给我,我的学生跟他对接。”他说:一定办。这样我大概打了六七十个电话,搞定六七十个系。这边我找一个学生,不能白干。北大教师上课都有助教,一门课助教费2000块钱。我上课其实从来不用同学帮忙,课程论文都是我自己判。我说你做助教,就帮我办这件事,跟他们对接,催他们报征订数,然后发书。

但是这一年干完后我就发愁以后可怎么办,谁给我书号啊。终于想出一个点子。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李丕光先生,他是北大毕业的。我说,书号我是买不了的,没这个钱,我有这么个主意。你终审,我印制,无偿给你1500本书,怎么样?书由你来定价。丕光脑子好使,马上就明白了,一本书他能赚二十几块钱,总共比书号钱还多赚点。他说给我们2000册怎么样,我说咱俩都是痛快人,1750册。拍板了。以后每年我自己印制,给他1750册书,我自己卖掉2000册书,一共3750册。当时印制费大约共15000块钱。我卖给学生从来都是12.5元,含邮费。我每一本书大概能回收10块钱,2000册书我能回收2万块钱。我还给作者开稿费,一人500,八个人4千元。收支平衡,我高兴坏了。3500本书走进社会,其中2000本书以最低廉的价格进入学生手里。这个事儿就办成了。有朋友认为找到一笔钱就成了,何必这样干。不成的。你就是给出版社十万元,他能印制一千册就是对得起你。出版社也绝不可能十几元一本卖给你。这样就不可能有两千册书走到学生手中。我以为,我们创造了奇迹。

每次印厂把3750本书印好,兵分两路,1750册送李丕光处,2000给我。到了北大校园后,帮我忙的同学先是焦长权,后是李清彦,马上跟我一起把书分开,一部分马上就拉着板车到邮局,两个小时以后就发走了。剩下那一堆呢?一会李伟东同学开着他的车来了,拉着这些书到北京转两个小时。一所一所学校送给电话逐一沟通好的同学。同学见了我以后都表示很感动,郑老师您亲自来送书。我不亲自谁给你送。我们效率极高。就这样一连走了八九年。

以后出了情况。李丕光离开出版社了。我们还在找出版社,争取复制这种合作方式。

走过这段历程,我有这样两点感受,与大家分享。第一点感受,在一个特别困难的形势下,不要以为无路可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有可能找到一条路径,全看你用了多少心思。我最爱跟同学说的一句话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您惦记得深,路就出现了。而那条路要能持续走下去,一定是双赢。独吃的路径不可持续。

第二个感受,要做自己高兴做的事。高兴的事是赚钱啊,是的。但还有一件事儿,你赔钱,还搭了很多心血,比赚钱还高兴。什么事儿,养你的孩子嘛。你问除了这个事,还有什么别的事是赔钱还高兴的吗?我干的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不赚钱,搭了很多心血,我高兴,为什么高兴,甭说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两件事赔钱还干着高兴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能找到这样的事儿,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大家都找到了,社会变得多么的令人愉快。

跟大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著名军校校歌的歌词:老战士没有死,他们只是悄悄的隐退。

晋军:

感谢郑老师的发言,不仅回顾了三校论文件创立最初的这些历程,而且总结了我们三校论文将来发展应该注重注意的原则,也就是郑老师所说的路径,再次感谢郑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老师,也是首任编委。沈老师发言的题目是《我与三校文集》。

沈原:

在郑老师讲话以后,我们大家可能都要稍微压缩一下内容,以便有更多人能够发言。我主要向各位汇报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说说我为什么跟着郑老师一块搅和三校论文集这个事儿。

说起来是因为我到了大学工作以后,慢慢感觉到我们的硕士教育是不是有三点不足。第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学文科同学可以说是知识准备不足。这跟我们的大学前教育有关。因为我们的大学前教育主要是为了应试,我们的中学跟西方那种大学前教育不一样,因此在学习文科方面的知识准备上有缺陷。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就发现我们的学制定为三年,虽然不短,但实际上你看第一年基本上都是学英语、体育和其他课程,而到了第三年就开始找工作,所以真正好好念点社会学的书,沉下心来做点研究,也就中间那年时间。再加上有的大学又开始改革,把硕士教育又压缩一年,那真正念社会学的时间就太短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好学生,显然有困难。

第三点,现在看起来能不能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内容也有短板。我们系的孙立平老师曾经说过,说现在我们的社会学教学,教出来的学生是研究社会学的,而不是研究社会的。差什么呢?差田野的功夫,特别是差在田野里面白描的功夫。所以我是觉得有这么三个局限,这么三个局限对我们培养硕士生是不利的,而硕士生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因为硕士阶段承上启下,在本科生习得一定的知识、培养出一定的能力之后,在硕士阶段进一步巩固、发展,为将来念博士、从事学术工作打好基础。但是这个培养上我觉得是有一定局限。所以我跟郑老师掺和这件事儿,主要是冲着弥补这些局限去的。具体说来就是,因为我认为好文章是模仿出来的,而不是你拍脑袋自个想出来的。模仿就要有模本,我高度认同郑老师说的,把我们当中硕士生写的好文章印出来,给更多的同学看,让大家能够模仿,有一个模仿对象。所以就出于对硕士生教育的一些不足。所以我深度介入郑老师办“三校论文集”的工作。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一晚上坐在这,总得听点八卦,是吧?我们办三校论文集出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事。刚才郑老师慷慨激昂,说白手起家来办三校论文集,但是这里边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说,郑老师为了维持这本论文集,他不得不亲自卖书,找各种机会卖书。有一年中国社会学会在长春开年会,郑老师就说你去不去,我说去啊!郑老师就说咱去卖书,卖三校论文集。郑老师一个人扛到40本还是45本,去了。在社会学会的会场上把这书刚排开,就被主办方的一个社会学者,社会学所所长一把擒住,说二道贩子怎么也进来了?他不知道,那是北大的郑也夫教授!他认为是一书贩子,就抓住了!当时把我们都弄得哭笑不得。郑老师是事必躬亲。办三校论文集非常不容易。还有老潘。

老潘走了是吧?(潘老说还在呢)老潘也有故事。有一年夏天很热,忘了哪年了。我们在郑老师办公室里说开会定文章是吧?那时候郑老师好像不太会调那个中央空调,调成热风了还是怎么了,反正那天特别热,结果左等老潘也不来,右等老潘也不来。最后他晃晃悠悠来了!说是要犯了心脏病了。老潘记得这事儿吧?

(潘老说:是门卫卡着,进不去。)不对吧,好像是你犯了心脏病。那时候,大脑门上都是汗。给我跟郑老师吓坏了那次。其实大家都是义务在做,真的也是非常费劲。郑老师他是自己去跑书号,跑印厂,甚至于纸的克度他都要过问,然后要组织销售,最后让这个书能够运转起来,能够坚持到现在。所以我在周晓虹组织的社会学重建口述史访谈,我还提到,我说你们都以为郑也夫是独步江湖的,你们不知道他做这个三校论文集对我们培养新的学生,培养社会学的新生力量,对我们学科建设是卓有贡献。

第三点,我再说一点希望。三校论文集坚持20年了,现在编委已经也换了一届了。我们是希望大家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事业把它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我们一年一年办下去,通过这个方式把好的研究生论文选拔出来,把它推广给更多本科生、研究生,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提升我们社会学教育质量。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各位。

晋军:

谢谢沈老师,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强调了三校论文的重要性,而且还分享了有趣的学术八卦。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人大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潘老师也是第一届编委会编委,潘老师发言的题目是《别学孔子》。

潘绥铭:

这个论文集,我们三个编委说实在的,全靠郑也夫老师一个人。他要是哪天病倒了,我们俩人也就没辙了,这事就黄了。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沈原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再重申一下,这是一个民间活动,我们三个人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我们就这么干了。

当年曾经有过很深的一个误会,就是说你们的书名怎么叫《北大清华人大……》,难道这就是排名吗?北大就比人大强?还真有这种误会。这个事儿怎么说,我把内幕也得说一下。因为从第一次开始郑也夫老师曾经提过,说咱们仨人轮流坐庄,第一期我第一编者,然后你们轮着上。我坚决反对,我说不行不行。为什么?我个人能力不够。社会学万紫千红,五花八门,那么多学生写的东西有很多我评审不了,我做不了主编。我当时跟他们俩人都商量说,我是永远的第三名,咱也别争也别吵,都是哥们,这都能互相理解。

但是这些话那时候没有抖音,咱没地方说去,真有的老师误会了,跟我说老潘你怎么把咱们弄第三去了?我说你看,这跟学校没关系,跟系也没关系,系里边也评优秀论文,但是跟那个也没关系。它会有重合,英雄所见略同;但是不是按照那个,就是我们仨人,就这三个老爷们(现在都是老眉喀哧眼的都没几天了),就我们就干了这么一件破事儿。

这个破事说实在的,我参加的真是不多,我也说不出更多的故事来。但是对我个人极有帮助,在这个论文集的启发之下,我在我们那个领域——性社会学研究这个领域中,每两年开一次学术会,每开个学术会,我们一定要出一个论文集。……我们就送人。为什么?我就体会到了对那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那些学生,对刚刚入行的人来说,能够发表一个论文,哪怕是体制不认,哪怕是评职称的时候不认,那也是对我的一个肯定一个激励一个鼓舞对吧?这样他就有可能继续研究下去。

如果不给这样一个机会,他可能也就是一时的兴趣,一看也没什么前景,走了。优秀学生走了,我们这行当,我们这研究还有什么希望是吧。所以带学生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国家给的任务,不是学校的工作量,不不不不,就是带徒弟,就是希望有接班人,人亡政息,这就没有意思了对吧,所以对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在这。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说别学孔子?因为孔子和他的72弟子,后来的私塾乃至于书院,跟咱们现代的教育制度似乎很相似。

但是要注意,在西方教育史上,大概在文艺复兴时期,高等教育中参加进了两个重要的因素,不是唯一的两个,是很重要的两个因素。第一,修道院制度,就是你自觉来的可没人强迫你,来了可没有任何好处。只有苦修,只有纯粹的精神追求,什么利益都没有。后来,虽然新教把修道院都废除了,但是这样一个传统一种追求出来了,所以我们到现在收学生,大多数老师都是看你的志向如何,哪有你考研这一说,你考得好,我就一定要你啊?我们社会学是一个宗教,你得信我们这个。你都不信我们,那你来干嘛来了?这就是基督教的修道院的一个传统。

另外一个传统呢,手艺人的传统。中世纪工业不发达的时候,行会里边学徒规矩可多了,可大了。但是双方相互制约,我给你这么多的贡献,师傅你就得给我教这么多,不能藏着瞒着。你以后学不成我也不管你,那也不行。所以师徒到了后来的教育制度里边就变成了导师制。它跟本科生最大的区别(当然本科生现在也是推广导师制)就在这儿。所以你考研不是考一个学历,不是一个就业培训,不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是你疯了,你糊涂了,你就信了这个教了,你就非想干这个,那你就来。尤其是到了博士,钱没钱利没利名没名,将来毕业找工作是很困难,我的一个博士生毕业到了985去了,人家让我签字画押说他不能跑,导师还得给你连坐对吧?

干嘛?你就是想学,你就是想干这一行。当然了我已经退休8年了,但是那个时候这样的学生其实并不多,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我也不敢乱说。所以说,修道院和手艺人这两个因素参加进来,才有了硕士博士的培养机制。

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学里边,带研究生有三种类型。

一种呢儒家的传统更多一点,师徒如父子,我们师门确实这种色彩比较浓。首先没大没小,胡说八道,开玩笑,吃饭也是,除了不灌酒(因为我不喝酒)什么都行。师徒如父子,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呢?有时候就不好,导师不好意思说,学生也不好意思说。我是做红灯区研究,带着女生们去调查小姐。先后曾经有两位女生私下里偷偷的跟我说说,潘老师我心理上受不了。一方面,因为师徒如父子,她才可能跟我这么说,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师徒如父子,她也不好意思早说。我说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想法,她说是。我说你看你忍了一年多对吧,跟着我跑了4个红灯区了,你才跟我说。这就是师徒如父子的缺点。她因为尊敬你因为想跟你学,结果把自己给压抑了,所以亲情关系都是双刃剑。

第二条路线那就科层结构了,一种组织化了,老师就变成上级了,学生们就变成下级了,群众了。在理工科更严重的就是变成老板了,老师变成发工资的了。当然文科这种稍微少一点,这种科层制度有它的好处,否则它也不会存在。它的批量生产的效率确实比较高。可是也有缺点,第一我想到的就是把学生给压迫了,真的是给压迫了。有一些学生他根本就不是来学你这个的,他就是为了要一个学历好找工作,你逼他干嘛,对吧?你在每天一天到晚催他,你何苦来的?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师生双方本来就应该跟说相声似的,捧哏逗哏,咱俩还用交流吗?那你干嘛要逼人家?科层制说:不行,你就要逼他。

第三种就是放养了,无所谓,你们爱干嘛干嘛去,我反正就不管。例如,我前些年开刀动手术,找着一位国内的大权威。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你有多少个博士生?我说十来个;他说我有120多。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果然做手术出问题了,给我做了第二回,本来住院5天给我住了29天,所以以后大家都小心教授啊。

回到最开始说的,修道院制度我个人最喜欢但是最无能为力。一直有学生立志做我们性社会学的研究,但是就是考不上,英语过不了。考上的呢,有些其实不感兴趣,早年还有被分配给我的,结果闹得不欢而散。

但是我在儒家的师徒如父子里边,真的加进了手艺人因素。所以我的学生统统跟我做过调查,所有的女生都去过红灯区,都调查过小姐;所有的男生都参加过全国总人口的随机调查,这是问卷调查。大多数人都知道我的红灯区研究,很少人知道我还做过全国的总人口的一个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而且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

所以必须像手艺人那样带徒弟。从一开始这个调查主题是跟美国的三位学者一块设计出来的。然后我们师门就讨论下去,然后是问卷设计,一道题一道题一个词一个词的抠。当然大多数学生说不出个啥来,我也没要你说出来啥,让你在这盯着让你学。然后开始做全国的随机抽样方案。你得会怎么抽,一直到居委会里边,按照名单隔23个人还是32个人还是56个人抽一个。抽了以后怎么能找到他,谁来帮你忙,怎么打通居委会,到哪吃饭去等等,我可一概不管。我不去,你去,你自个儿带着七八个人,你就走吧你。

最后上来以后做统计,当然做统计参加的人少,因为没办法很多人参加。但是统计结果是要分析的,然后大家一块讨论:相关说明什么,假设是这样的吗,都一块讨论。我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都去做定性调查,有很多专门做问卷,也有专门做方法论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好处,来自手艺人的路线。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在问卷调查中,这样的方式恐怕不可复制,因为很多老师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经费,也没有这样的任务,所以他就很难了。定量调查这东西确实这要求太高,你让大家做定量调查也是很难,所以在我们的《三校论文集》里边也是有过争论,有的老师就提出来了,说你们怎么老是定性调查,你们能不能发点定量的?

我跟他解释的,我说确实有难度。咱们的定量调查,第一理论和假设是咱们出的吗?谁敢说这话?我反正不敢说。第二,咱们的统计方法是咱们自个的吗?还不是学来的吗?第三,在实地调查中怎么把一个人的情况问出来,怎么能让他说出性生活这样隐私的事儿,这你会吗?如果什么都没有,写什么呀是吧?

我刚到社会学的时候(1986),好多人(历史学的人)跟我说,你去那儿干嘛,那地方是假数真算,数根本就是假的,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然后就猛算一顿。结果30年了到我退休,我们本行内,我们社会学界内从来没人说这话,我从来没听见过,都是外学科骂我们。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您这数据真实度有多少?百分之百绝对做不到,谁都知道。70%60%行不行?对吧?你不能百分之一二十您就拿来统计来了,对吧?所以这事儿真的是比较难。

但是后来也做了,我们也发过定量研究的。主要看重什么?就是统计结果出来了,这两个因素相关,你怎么解释?可以有10种20种100种解释,那你符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你能不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解释?细讲起来就多了,包括指标设计,包括问卷的排序,包括选择项的确定,都有一个中国国情的问题,都有一个论方法的学问在里边。可是我们大多数定量研究的论文根本就不写这个,我很怀疑他们就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还需要干这些事。

好好好扯远了,我的时间也到了,谢谢各位,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骂我,反正我现在耳背也听不见。

晋军:

感谢潘老师非常生动的发言,不仅仅讲了三校论文的故事,而且还讲了为师之道和为学之道,让我们有巨大的收获。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郭星华教授,郭老师也是前编委成员,郭老师发言的题目是《兴趣与良心:参与编辑三校文集的一点体会》。

郭星华:

晋老师好!郑也夫老师、潘老师、沈原老师三位老师好,为了简便起见,三位老师我就叫三位爷,他们确实也有爷的风范。

刚才沈原老师介绍的时候介绍我,他介绍编辑过程,他讲有两代编辑,我不知道我算哪一代,我肯定不算第一代,第一代就是他们三个人创始人,第二代他们太年轻了,他们是80年代,所以我算一代半或者我不算代,我算一代到二代的过渡人,其实我这个角色很尴尬,这个三校论文集,我的角色就是三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旁观者,第二个是协作者,第三个是参与者。

三校论文集能够做到今天很不容易。刚才也夫老师分享了他的历程,可以说是惨淡经营。我设想一下,假定他们三位老师里有一个是院长,或者说甚至是校领导,这件事情根本没有那么多麻烦,真的这点钱对一个校领导或者对一个院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在早年有2万块钱就够了,在今天有五六万就够了,这是很少的钱,而且北大清华人大三个学校有的是钱出书,这点钱跟院长掌握的经费根本不算回事,但是这个事情要个人来做,民间行为就变得非常艰难。一个人一生中要做很多事,也要做成很多事,但是真正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要把这种感兴趣的事情做成做好,很难。这三校论文你就可以说是大家有兴趣,而且有兴趣把它做好,最终也把它做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要对三位老师表示我的敬意。

三校论文集我当年作为协作者,我就负责给潘老师送论文,选论文我也偷懒很简单,每一组的前2名我就送过他,你去挑去我从来不管,很有幸我学生的论文也被挑中很多次。

我记得有一次在人大的办公楼里边,在楼道里边,我碰到了郑也夫老师,他见到我说,他说老郭你不错。我说怎么了?你连中三元啊!他的意思我的学生的论文连续三年进入三校论文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进一次有可能是运气,进两次有可能是学生特别优秀,连中三次,不得不说你这个老师还是花了功夫还有点水平的,我当时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重视三校论文集,从此我的学生就必须看三校论文集,硕士博士都看,什么叫好论文去看一看,不需要我讲,就是简单的一个样板去看嘛,我这才真正的重视起来,这个真是不错。

说实话当老师这是一个良心活,出三校论文集,尤其是没有任何功利目标,一没钱二没利,现在谁干这事,没名没利的事,你出的书卖得再好,你挣不了多少钱,你的学生入选的再多,学院不认,学校也不认,甚至业界也不认,有什么了不起,根本大家不关心。所以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没名没利的事业,那是靠什么?靠良心。

所以我的发言题目是兴趣与良心。出这本书凭良心,他们不搞任何平衡,不是说北大每年三篇,清华每年三篇,人大每年两篇,他们没有搞平衡,就是用他们的眼光去挑选,学术标准就是他们认为的好的学术标准,怎么算好的那就完全凭他们的学术良心,这是我说的良心。我记得有一年我参加编辑郑也夫很奇怪,他说老郭今年怎么没有你的学生入选,我说我的学生没有挑上,他不在一组的前两名,送的时候我是送每组的前2名,有4个组一共送8篇他们去挑。他问我的学生写的什么?我就简单地说了说我的学生写的什么题目,就是一个所谓拔青苗,不知道郑老师还记得不记得,他一听这个题目有很有意思,因为这是被人们遗忘的一个事件,这是50年代刚解放的时候,有一些很特殊的事件,也是在这特殊的时代,发生一些特殊的事件,他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把论文拿过来,你的眼光就是我们三校论文集编委会的眼光,我这句话记得很深刻。他说你不要考虑任何人,你不会以权谋私,你去把自己学生拉进来,那不是,你不管这些。后来我拿过来给他们看,他们果然选中了。我就分享这个小故事,就想说他们是既凭着兴趣,也是凭着学术的良心做这件事,我希望以后二代三代的编辑继续这种风格,把它越办越好,确实是对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作用。好,谢谢。

晋军:

感谢郭老师,没名没利的事情,坚持下去只能靠良心,我们都记住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储卉娟老师,储老师也是前任的编委,储老师发言的题目是作为编者和编辑的一些心得。

储卉娟:

各位老师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跟三校论文集的关系,首要的当然就如刚才郭老师所说,我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编者之一。但听完郑老师关于三校历史的回溯,我想,可能我与三校论文的关系,比之前想象的还要更久远一些。在此之前记忆有些模糊了,以至于今天下午我还在跟盈盈老师确认,在三校论文之前是不是有过本科的论文选,可是连她都不记得了,但刚刚我可以确认,我是见到过的。

当时我还在读本科,在法学院的小图书室偶尔看到了社会学系本科论文的选集。那时候正在写自己的本科论文,我读完之后觉得很震惊,没想到跟我同级或者略高几级的其他学院的同学,论文是这样写的,有自己的调查,有自己的思考,体现出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深度理解的能力,当时其实有点羡慕。这是我对于论文集最初的一个印象。

后来我到社会学读研,意识到有硕士论文集的存在,是在自己的论文入选的时候。很清楚记得那天早上,很意外,胡鸿保老师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听说你论文写得不错,为什么不给我送一本。我才知道原来论文入选了,同时也意识到,当时系里的老师很关注这个论文集的选择,而这种关注,也意味着老师们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视。就是说,老师们其实非常在意自己所培养的研究生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做到什么程度。对于学生来说,发现自己在努力做的事情有被看到,是很感动的。

到了2009年前后,郑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够给论文集做文字编辑。其实我刚才听郑老师讲才意识到,当时论文集处于一个需要努力压缩成本才能够继续经营的状态。所以,后面几年,我就负责把大家的论文压到55页以下,保持单倍行距,压缩图表的空间,统一参考文献,做这些技术性的处理。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才慢慢体会到,对这些编辑细节的技术性执着,在空间极有限的状况下,其实对于一项事业的持续有着这么重要的影响。确实是要在极其细节的部分去着眼,你才能够控制成本、达到几方利益的平衡,然后把把这件事情进行下去。尽管这项事业讲起来是基于一个跟更大的、与利益完全无关的愿景,但确实是靠各位老师各位出版社的同仁以及各位志愿服务同学的技术性努力和苦心经营,才让这个愿景能够一直持续。

一件事情要做成不容易,但是让它不走样地一直做下去,不偏离最初的宗旨和追求,其实是更难的。所以呢,当2016年前后,郭老师和郑老师推荐我接替加入三校文集担任编者的时候,我会感觉确实有责任和义务来承担这样的工作,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

接下来我想分别从编者和编辑的角度来谈谈我理解的三校论文集的意义。

各位老师已经谈了很多三校和学生培养的关系,在此我想提出的是,三校论文集除了帮助和促进学生写论文,可能也在见证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状态的发生。在2015年之后,我跟卢老师和晋老师在每年的选稿会上,都会花很长时间去讨论我们究竟应该选什么样的论文,而且每年的讨论都蛮激烈的。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学生论文开始跟以前的论文不太一样了。以前的论文可能很多都是跟随自己导师的研究兴趣,研究都是在一个很长很成熟的研究脉络里去进行的,然后学生们尝试着做一些推进的工作。对于熟悉社会学既有研究的老师来说,比较容易能看出学生的学术积累和论文是否有真正的推进。但是从2015年之后,也许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也许是因为社会事实开始在一些全新的stage发生,我们看到大量的学生开始聚焦自己的个人体验,去做非常新的领域的经验研究。这样的论文越来越多,一方面,这表明社会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身边世界的大发现状态,我们平常所说的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有非常大的激发,大家在很踊跃地想要深刻理解周边发生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论文很多是基于学生自己的兴趣和思维能力在推进,它不再严丝合缝地处于传统的研究脉络当中,也没有什么既有的研究与它们在经验层面相互印证。所以每年选择论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犹豫,首先这些学生所描述的经验世界,老师们并不了解,甚至连它存在与否都不知道,其次,我们即使能看到他在经验上的新,也还需要商量出一个标准,对于这样的新的研究,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它?

也许可以这样说,当社会学面对新的经验世界和新的问题意识的时候,大家都需要摸索什么样的研究是好的研究:不是一定要回答传统的问题,那么要回答什么问题,不是一定要从传统的渠道去获取材料,那么如何重新理解方法与获取的材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三校文集最后选择某些论文,其实也是我们三位编委针对以上问题做出的一些微小的工作。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三个人的标准就是对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论文集的编选也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大家看到新的研究在进行中,新的论文在写作,而我们在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个所谓的写作模板之外,也在探索一种标准,可以帮助更多的同学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呈现到社会学的世界里面。三校文集最后的选目如果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或者信心,这是我们编者特别希望看到的。

最后,我想从从编辑的角度上来谈谈三校。刚才郑老师也提到,三校一直在坚持做一个苦工作,每年打电话给三校的秘书,要来当年所有的论文目录,编成附录。大家如果去看这个附录,你会看到三个学校的年轻研究者这二十年工作的合集。分开看每一年,它可能就是个index,但当二十年累积在一起,它实际上带来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个维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线索,看到这些年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在怎样的变化,研究的角度在怎样累积或者变迁。虽然它只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小侧面,但也因为这来自于三个最活跃的社会学研究单位,来自于硕士研究生,而硕士阶段可能是研究兴趣最广泛最不受限的时期,所以这20年的数据累积或许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特别的角度,去探看社会学研究者兴趣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前两年,我指导的本科生曾经利用这些资源写过一篇论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而作为参与编纂历年目录的编辑,我能很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选题中蕴含的时代感,也深感这些数据积累不易,这里头能看到师门的传承,青年学子的关切和少年意气,也能看到三校老师们的品位和学术坚持,而这些数据都是因为各位老师20年的坚持才成为可能。我衷心地希望,如果有可能,它可以继续延展,积累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学科数据库。

以上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跟大家分享这20年的三校论文集对于我个人、青年学生和社会学学科的意义。谢谢各位老师。

晋军:

好,谢谢储老师,储老师是作为作者和编者的双重身份,而且储老师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三校论文,就是三校论文可以变成一部中国社会学研究发展的编年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上半场最后一位发言的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李丁老师,李老师也是现任的编者李老师,发言的题目是《在薪火相传中成长与担当》。

李丁:

非常高兴今天和郑老师还有前面的几位爷们一块开会。作为我们新一任编委成员,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在传承过程当中逼迫自己不断的学习新技能,学会担当。

我是从2017年开始承接论文集出版相关的工作。之所以会参与进来,实际上和17年上半年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密切相关的。那时候中国社会学界正在换届,郑老师希望发出一个关于社会学会长选举调查。我就帮着把调查发到了社会学的圈子里面,虽然最后应者寥寥,但在今天看来,应该说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由此也跟郑老师重新结下了缘分。最开始的缘分实际上是05年,郑老师到北大没多长时间,给我们上论文写作课,那时候我们上课的人不是特别多,但课堂上非常活跃,我们几个学生在课堂上讨论问题,能争吵起来,郑老师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空间。后来我在北大读硕士和博士期间,与郑老师的直接接触很少。但2017年因为上面的调查重新和郑老师联系上。郑老师看我热心公共事务,不久就托储卉娟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参与到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当中来。后来我就参与进来,参与进来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论文的销售发行与推动工作,论文的挑选工作由另外三位主编来做。

我们当时还写了一个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面我们两任编委都签字画押了,签字画押部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备忘录里明确写明了一些我们编三校论文集时的一些规定,包括编者怎么来排名,价格怎么来定,选什么样风格的论文,挑选时不搞平衡,每篇论文篇幅多少页之类的都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写到备忘录里,但在后来编辑的过程中郑老师也补充明确了,例如论文集里学生论文篇目顺序要按照姓氏版笔画排名,避免麻烦,也避免论文排序时出现主编以权谋私的行为;例如学生论文的标题尽量简短,不用副标题;排版有固定的要求;附录包括刚才储老师提到的三校全部社会学相关硕士论文的题录,都放在论文最后面。有一年因为疏忽忘了,郑老师还郑重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

此外郑老师再三叮嘱论文集编写进度,7月第一个星期一定要开选稿会议,十一前要准备付印,最好在11月或12月之前送到同学们手里。不然,到了后面就会非常难。要保证这样的进度需要很强的执行力。后来我们自己操作时,真的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2020年新冠以来,压力更大,后面大家会看到论文集出版时间一拖再拖。中间就有疫情的原因,出版社变动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虽然是我们几个新任主编在选文章,然后销售发行,但郑老师一直都在关心论文集的出版进度和情况,包括提醒我们学生的论文题目怎么又回到了原来那种两节标题的情况了,给我们发备忘录让我们要注意,论文题目一定要简短。

这里,我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三校论文集最近这5年的印刷和发行情况。第一年,我们完全遵照郑老师的经验和提供的方法,储卉娟编辑排版文稿,付印之前,我与全国各个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和朋友,特别是郑老师原来联系的朋友和学生,请各个老师征集预备采购的数量,定好印数,书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去送或者邮寄。北京高校订购的,自己提着去送,其他地方的通过邮局去寄。当时感觉网购的潮流流行起来,靠各个学校的负责联系的老师或同学组织收钱、发书组织成本比较高,我们也开放了一部分零售业务。第一年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特别有经验,找地方存书,包扎邮寄都特别费事,把这个书寄出去之后还发现对不上账,之所以对不上账是因为我们先寄书后收钱,钱是对方通过扫描我的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打回来的,但是微信支付没有留姓名信息,所以我到后面发现这个账对不起齐,没有办法知道谁没交钱,也不知道去找谁,加上售价只有12块,所以第一年虽然我们印了5500本,但效益并不好。这书给了出版社1500本,出版公司50本样书。最后我们花的成本大概是3万多块钱,自己销售大概是3800本,最终盈余金额其实不是特别多,给每位编辑发800块钱的稿费,给帮我捆扎邮寄的学生开了一些劳务费之后,实际上就是不挣钱。

有了2017年的经验以及邮寄和收款的教训之后,2018年我就更多地依赖微信来进行推广,然后与吕进师兄的淘宝店铺合同在线预售,他们公司同事帮忙邮寄,这样我就不用自己去打捆,自己去找邮局了,节省了我大量的时间。第二年,论文集印了4000本。第三年进一步优化,相关图书在河北印好之后不进北京,直接送到吕进师兄河北的库房,在那边直接发货,我可以集中精力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宣传推广。这一年我们印了5000本。2020年也印了5000本,但因为出版社的变化,换了出版公司,加上疫情影响,出版时间晚了很多。2020年的论文集到2021年的4月份才出版。2021年的论文集出版同样很曲折,到2022年3月1号才出版。所以,现在后面两年的论文集库存量还比较大。前面几年,我们的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论文集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特别感谢李丕光社长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感谢大吕文化图书的吕进和梁秋丽夫妇俩,他们俩给我们这个论文集的出版、销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支持。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李成轩副总编辑在论文集最近两年的出版中也给了我们大力支持。非常感谢!

论文集最近几年的销售出版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推动我学习很多新东西。论文集的宣传推广经历了从电话+短信到电话与推文相结合,最后以微信公众号推文为主这样一个传播变化,论文集的销售经历了从团购到零售的变化。

这是2017年我们送书的情况。这个是焦开山老师,现在中央民族大学的焦开山教授开着车送我去各个学校送书的情况。后面这些截图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每年发文情况。2017年、2018年,2019年,到这两年稍微受一点影响。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忙起来了,花在上面的时间也少了一些。

这里是论文集的团购大户,由网购和快递业的发展,零售占比越来越大。这里我们只截取了部分团购比较多的学校。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汕头大学、广东金融大学、河海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深圳大学、广西大学、郑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等这些学校这些年对我们论文集的支持都特别大,订购量非常多。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科技大等订购量比较大。郑老师的几个学生在论文集的销售过程非常负责,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这几年有不少20本的大订单,因为不少老师订购论文集送给学生。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同行的帮助。

在配送方面,经历了从自送+邮寄到仓库代发的变化。这就是帮助我们公益代销的大吕文化专营店,右边是图书购买链接的二维码。大吕文化按照成本价格销售,因为零售需要打包和快递邮寄,费用相对会高一点,这个25元一本是包含邮费的。如果大家订购20本以上,还是按照15块钱一本给大家,免费包邮。

在传承上一辈主编开创的事业过程中,我们发现,要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要把它做成长久的公益,实际上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需要坚持很多原则,承担很多责任。

第一,郑老师定下了经营模式,它是薄利的,利润非常的低。所以一定要多销,销得越多才可持续,因为印刷的边际成本比较低,印3000本和印4000本成本相差不大。薄利多销不仅仅可以让这个论文集可持续,也可以扩大它的影响。

第二,我们希望论文集能够引领学术,强调定性经验研究,要能代表三所学校的老师的眼光、指导水平,以及优秀的学生论文。

第三,编委会的自主性和内部的平等性。自主性,前面有老师已经强调了。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责编之间是非常平等地讨论问题。包括我们这次会议的,怎们组织经历了几轮投票,老师们都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鲜明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第四,论文集还固执地保留了某种样式风格,包括一直不变封面。这些风格在今天很多编辑、出版社来说都是非常奇怪的,但它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我们编辑出版的效率,降低了成本,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吵和琢磨。

在传承中,有很多东西去学习,要担责任。一个是,我在给学界老师打电话推销论文集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咱们这个论文集一定要是一个好东西——水平高,风格鲜明,价格实惠——才敢理直气壮地向同行们进行推销。如果不是真的好,迫于关系,同行们给一次面子可以,麻烦第二次就变成一种负担。第二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编,不能拖拖拉拉,不然就错过了黄金销售期,一旦过了元月份,进入到寒假,组织销售特别是团购就非常难了。第三,一定要用心来推广,不仅要微信公众号来推广,还有和主要学校的同行线下叮嘱和联系,才能得到落实,赢得生存空间。第四,作为学者,要不断钻研学习,认真选择学生,支持学生、陪伴学生,才能够有可能让自己学生写的论文被选进论文集,不然根本进不去。这些都逼迫我们来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真的是一个良心活。大家会发现,坚持原则、风格、要求,都是要担很大的责任的。比方说,面对学生不合格的毕业论文,必须坚持让他们修改好,甚至不通过。作为老师,这些都需要承担压力的,至少意味着自己要认真看,认真评,还要坚持原则。今天,我们人民大学社会学在学生培养上都非常严格。实际上,老师们要承担更多责任。第五,做这件事情要不断去争取。就像郑老师说的,你需要经历各种努力,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都不断努力争取,才能够保证延续下来。要尊重各位编者,团结合作,就事论事,不要因为事情牵扯到人。做好了各方面的工作,提高能力有了当担,才算有风骨,有尊严。

说起传承,我发现自己对郑老师的传承不仅仅是在论文集的编写上,在给学生上城市社会学的课时也在努力传承郑老师的理念和做法。原来看过郑老师城市社会学的书,现在教学,重新细读郑老师的《城市社会学》,发现他真是树立了非常多典范的东西,包括对于理论的偏好但鼓励同学们了解城市社会的鲜活经验,后者更为重要。在教学过程和布置作业时也在传承郑老师一些好的做法。

总之,在传承过程中需要不断学习,并承担很多责任。希望能够通过这10多分钟的讲解,致敬前辈们,感谢朋友们,谢谢同学们。这个事很普通,但个人确实非常的渺小,只有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包括老中青各辈学者一块来做这件事情,方能走得更加远。这也是我们个人联合起来做这件事情区别于行政领导做之处,行政领导做事情可能轰轰烈烈,时髦,很快就能做起来,但要默默坚持不下去很难,最多做个三五年,一换届可能就完了,要做20年甚至更长时间,非常难。民间个体联合起来做事情,有时候更持久、更稳健!谢谢大家。

晋军:

好,谢谢李丁老师。最后这一页PPT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不仅仅是我们现任编委会的工作的总结,同时也是我们上半场发言的一个特别好的总结,再次感谢李丁老师。

    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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