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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中心|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的挑战及应对

周灵灵
2022-12-27 12: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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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阶段,就业问题从数量到结构都可能发生一些实质性变化。笔者通过教育层次法测算相应年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发现中国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规模在下降,表明中国就业总量性压力会有所减轻。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短期就业压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事件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较大,“稳就业”依然是近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就业结构性矛盾相对凸显,尤其是产业转型升级、“智能替代”等结构变化和技能需求变迁,契合这些变化正成为解决就业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人群看,就业结构性问题主要存在于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以及“智能替代”或产能过剩行业疏解的从业人员。这些群体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将直接影响未来就业工作的成效。

世界经济论坛研究报告表明,到2025年,自动化和人机之间全新的劳动分工将颠覆全球8500万个工作岗位。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由2015年51台/万人大幅增至2020年246台/万人,发展势头良好。

可以预期,随着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速,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还将继续提升。我们基于3000户企业用工调查数据,发现智能替代不仅可以通过生产率效应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还会加速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在替代低技能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高技能就业岗位。

从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所发生的领域看,智能替代更有可能发生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制造业,用工紧缺的企业进行智能替代的可能性更大。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促使企业更加注重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的招聘使用,实地调研和抽样数据皆表明了这种趋向。当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冲击还有待更长时期的观察,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检验。 

一、新发展阶段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中长期看,就业领域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存在较大的技能型人力资本缺口

当前,技术进步正在重新定义技能需求,技能需求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一些低技能就业岗位日益高级化,对技能转换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新的职业不断涌现,合适的技能组合和终身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的演变表明,近二十年来劳动力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均大于供给。企业用工调查和重点地区调研也都表明劳动者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例如,2021年第二季度,全国83个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显示,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较大,高级技师、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高达3.11和2.68,技能型人力资本需求缺口较大。这种技能缺口如果不能得到较好地弥合,将会阻碍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不利于高质量发展。

2、人力资本配置状况亟待进一步优化

尽管中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人力资本分布还很不均衡,人力资本主要集聚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广大乡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在产业层面,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构成虽有所优化,但其人力资本水平在三次产业中是最低的,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仍以小学和初中为主。第三产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在三次产业中是最高的,但各细分行业的差异也很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汇聚了众多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相形之下,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高学历就业人员比重仍很低。例如,2019年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只占10.1%。人力资本分布跟区域发展状况、行业工资水平和行业特点等因素紧密相关,缩小这些差异尚需付出诸多努力,这种不均衡状态也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存续。在微观个体层面,通过分析1600多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我们发现“所学非所用”不仅会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对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3、青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青年就业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是就业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报告显示,15―24岁之间的青年人,其失业的可能性是25岁以上成年人的三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测算,2021年中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26%,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46%,青年失业率是25岁以上劳动者失业率的三倍多。青年失业率高企,除了青年群体工作经验不足、缺乏职业技能、就业结构性矛盾等因素外,跟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就业竞争压力加剧也紧密相关。从近些年失业率的变化趋势看,青年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就业压力较大,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未来就业工作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劳动者的求职意愿和预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选择工作时越来越关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前景,这会给就业工作带来不少新挑战。

4、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劳动力市场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及市场化程度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前,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最主要的非市场因素有两个:一是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以及城市之间的分割,二是部门性质导致的单位所有制分割。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尽管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呈现稳步提高趋势,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力数量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标增长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户籍开放度的提高。与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数相比,近年来劳动力价格指数有所下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化总指数的提升幅度,说明劳动力价格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理顺。

5、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其对劳动者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工作搜寻方式、降低工作搜寻成本、提升就业技能与匹配质量,以及职业生涯发展和工资福利水平等方面,对劳动雇佣方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提高招聘效率和匹配质量、增强用工灵活性、缓解逆向选择等途径。尽管近些年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的行业规模在持续扩大,人才培训、寻访、测评等高端服务业态快速发展,但在促进就业创业、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领域,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二、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的几点建议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笔者认为在合理应对短期就业压力的基础上,中长期需着力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着眼中长期发展,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人力资本效能。在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加快培养技能型劳动者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数理逻辑推理等通识教育,更好地兼顾专用性人力资本与通用性人力资本,切实提高劳动者适应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的能力,以便劳动者在面对不断变化和革新的技能需求时,经过短暂适应和专门培训即可契合新形势新要求。值得强调的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对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制造业具有较长的价值链条,对劳动者技能产生多样性和不断更新的需求,不仅创造出劳动者、家庭、企业和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还有助于引导社会形成终身学习体系和有效培训机制。

第二,提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就业拉动能力,增强“蓄水池”的韧性。加快发展以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拓宽就业增长点。研究制定促进灵活就业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就业服务政策、劳动用工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完善就业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各方责权利关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加大对教育、医疗、娱乐、家政等服务业扶持力度,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助力劳动者顺利转岗就业。需要注意的是,零工经济在生活性服务业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住宿和餐饮业、批发与零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长期从事零工经济可能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积累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第三,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能。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劳动力市场数字化信息化平台化建设,提高就业搜寻和匹配效率。建立劳动力信息数据库和企业用工数据库,实现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政府就业管理服务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的数据集成,运用大数据手段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进行供求分析,实现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效对接,不断提升就业岗位匹配度和精准度。同时,立足人力资源新特点和行业发展基础,多措并举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就业优先、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

第四,分类研究制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政策,完善就业失业监测和预警工作。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完善就业创业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优化就业失业监测工作,及时掌握经济波动期内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岗位流失情况。完善数据指标,加强企业数据采集和大数据建设,探索开展企业用工定点监测,更好地把握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分析原因和规律,完善失业预警和评估制度。对重点监测企业出现大规模岗位流失情形,探索建立提前报告制度。

第五,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确认识人口结构和生育行为变化,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健全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提高女性在抚育期间的就业和福利保障。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投入力度,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社区等提供普惠托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和推进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延缓人力资本折旧。同时,紧紧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给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正面效应,尽可能地规避人工智能对低技能群体的就业冲击,做好劳动者职业技能更新和转岗培训工作,熨平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变革可能带来的失业风险。

(作者周灵灵系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原载《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4期,转载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田春玲
    图片编辑:沈轲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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