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片凶猛：戛纳电影节上的90后中国导演

第71届戛纳电影节行至进入尾声，中流砥柱的贾樟柯在主竞赛单元热烈厮杀，影坛新星毕赣的长镜头成为热议话题，沉寂已久的章明也在“导演双周”被重新探讨。而此次戛纳电影节上另外两个重要的官方单元，短片竞赛单元和电影基石单元中同样有中国导演入选。两位导演都是90后，都还是学生的身份，带着自己的毕业作品杀进戛纳。电影事业刚刚起步，尚未扬名，带着踌躇满志的初心，在南法的蔚蓝海边，向世界讲述来自中国的“小故事”。

短片是个更加天马行空的创作

入围主竞赛短片单元的魏书钧即将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在此之前，他已经拍过一部长片。2016年，魏书钧执导的处女作《浮世千》(Duck Neck)，入围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之窗”单元，是历届入围釜山电影节最年轻的中国导演。

《延边少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的采风经历，围绕着“少年的烦恼是什么”展开故事，主要讲述朝鲜族少年花东星离开村庄去城市寻找父亲索要旅费的故事，反映出青少年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以及成长道路上所面临的困境。

电影中延边小城的种种风貌映衬着少年心事，考究的光影外化了成长过程中种种属于内心的不动声色的历险。

魏书钧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短片的创作灵感缘起于一次到延边旅游，“看到那边的生活场景，几乎都没有什么年轻人了，有感而发顺着这个感触往下开发就有了现在的故事。”他自己是在城市长大的男孩，但不管是不是“小镇青年”，一样的年纪里，都有过一样经历，“想逃离原有的秩序，想去远方看看；还有对异性的渴望，突如其来的念头，可能没什么章法，我试图寻找这样的状态。”

延边的拍摄记录取景于中朝边界，当时还面临着“核试验危机”，等到影片被世界看到的时候，当时的危机已经载入史册。影像在无意中多了一份记录的意义。这是属于创作者的奇遇。

因为有个身为曲艺艺人的舅舅，认识一些副导演，魏书钧从14岁开始接触影视表演，主演过《网络少年》《戈壁母亲》等影视作品，到了考大学的时候， 他被中传招生简章上录音专业的图片吸引，觉得戴着耳机推调音台的师哥“帅爆”，于是报考了录音专业。

上大学以后，魏书钧慢慢找回以前拍戏认识的副导演们，他们许多都开始独立拍戏，他在大学里做场记、副导演，开始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大学各个工种的经历让我真正意义上了解创作电影是什么事，电影是怎么诞生的。有的导演没经历过这些，很幸运我能从各个角度细枝末节的去了解整个过程。我不仅喜欢电影，也喜欢拍电影这个过程。”魏书钧说。

本科毕业后，魏书钧机缘巧合之下拍了处女作《浮世千》(Duck Neck)，电影入围了釜山电影节，仍未公映，但让魏书钧更直面了电影工业的繁复。

在欧洲，短片是许多大导演成名成家后依然有兴趣创作的载体，但在中国，蓬勃的电影市场让短片很多时候仅仅是作为一个电影人起步习作的踏脚石，真正进入长片创作后还能回到短片的并不多。

魏书钧拍《延边少年》最直接的原因是学校毕业作品的硬性要求，但真的操作起来，他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出于自身创作欲望的需要。“短片太重要了。短片灵活好调整方向，更天马行空，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去抓住人，去抓住观众，相信你的角色，是导演觉得有挑战有意思的地方。”魏书钧对比拍长片的经验，“长片反倒会消耗你很多精力在管理上，现场人员调配工作安排，很多精力就要分散掉。”但魏书钧说，“拍过长片回来就会知道最核心的什么，所以围绕这个核心的就是对的，其他与之无关的就都不重要。”

魏书钧认为，好的电影应该是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以人为主题，探讨电影本体，探讨真实于虚构的边界，围绕这些东西去展开。他的下一部电影长片带有悬疑的类型元素，已经获得吴天明电影基金会的支持，这次在戛纳他也约见一些短片的发行方，接洽之后项目的资方。同时也聊了几家对他新片感兴趣的公司。

有釜山、戛纳作为进入行业的敲门砖，魏书钧坦言现在的话语权比之前有所增益，“希望碰到好的钱，懂电影的钱，不是傻钱。现在市场上什么钱都有，稍微有一点选择的权力了，当然找靠谱的钱，懂电影的制作规律，能够用钱为电影服务，而不仅仅是把电影作为商业的投资。”

青年电影人不该只局限于电影

“电影基石”单元是戛纳电影节专为学生设置的单元，不少之后在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的导演都曾在这里起步。

相比魏书钧，1994年出生的申迪要学生气得多。《动物凶猛》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申迪的毕业作品，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她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来到戛纳，只是想找个好故事，顺利毕业。

《动物凶猛》刻画了来自非洲的女孩乌玛只身远赴中国东北农村的“寻夫之旅”，跨越文化的故事在放映过程中引发观众的阵阵笑声，其中也传达出导演对于女性话题的探索与见解。

故事来源于导演申迪的非洲朋友的真实故事。大二的时候申迪因为打算报考国外的学校，在网上找了个非洲姑娘练习英语，闲聊之余得知她十年前从肯尼亚远嫁东北的故事。在被老师催着要交毕业作品的提案时，申迪把这个在素材本上躺了三年的故事翻了出来。

大学四年，她这样随手记录的故事有七百多个。选中“乌玛”，申迪觉得，“其中有性、有文化差异、有喜剧元素，比较‘能赢’。”她说的“赢”是在学校里拿个好成绩，大学里她在专业课方面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

临毕业实习忙，申迪向原来的公司请了半个月假，15天的时间跑到爷爷的东北老家，写剧本连看景带拍，就把片子完成了。她几乎是“硬着头皮”在创作，“一直到拍完，我的剧本都没写完。拍摄当天给剧组其他人一个今天要拍的东西稳定军心，但其实实拍的跟写的也不是一回事，好多都是就地取材临场发挥，所以和我合作的团队必须完全信任我。”

如果没有《动物凶猛》，申迪可能不会下定决心做电影。她说自己因为闲不住，“大一开始就没怎么好好在学校上课，都在外面混，做了三年真人秀，还有些财经、旅游节目。”

因为喜欢话剧，申迪报考了上戏，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能遇到的实习机会几乎都和电视有关。和电影有关的创作，只来自于各门课程作业需要拍摄的短片，但申迪觉得，这已经足以衡量“做电视节目和自己的创作之间，哪件事情给你的兴奋度更高，哪些事情让你有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哪些事情即便你做得非常非常累，你也会觉得做这件事是比较开心的。两者衡量之后还是电影。”

也是《动物凶猛》这部短片，让申迪获得了王思聪“香蕉新导演掘地计划”的支持，她成了王思聪电影公司旗下的签约导演，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可以在“被包养”的状态下静心创作。

她也不像魏书钧那样，试图在戛纳寻找未来的合作伙伴，她依然像个学电影的学生一样，从来戛纳的第一天开始，把精力都安排给了看电影。“我先得适应一下这个环境，像第一次‘进城’的感觉，对比赛结果没有报任何希望，我就是来看电影的。顺带对市场、对电影节各个单元有个概念。”

问申迪对90后导演以及这个时代导演面对行业的感受，她说自己尚未真正接触行业，只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同龄人其实“缺非常多基础的东西，功底非常不好”。她说的不是拍电影的技术，而是“缺乏对生活本身的了解和方方面面的知识，这一行有很大的局限性，年轻人很容易局限在这个框架，局限于要拍电影这件事和眼前自己的小世界。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东西。电影是来源于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