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剌子模的成吉思汗山丘

罗新

到希瓦的第二天，2019年12月3日，一大早送走了法浩特·马克苏多夫。他从11月30日清晨与我们在塔什干机场会齐，然后陪我们先飞努库斯，驱车咸海，再南下希瓦，一路看了六座古城遗址，天黑后才抵达希瓦古城南门外这家以亚洲为名的酒店。法浩特如今已是考古所所长，工作繁忙，还抽出四五天时间陪我们，很让人感动。他早饭后离开，坐出租车到乌尔根奇机场，从那里飞回塔什干，这么急是因为他明天就得去伊斯坦布尔。送走他，我们收拾东西。之后在酒店大堂等侯法浩特介绍的本地考古学家。

我们四人，王一丹是第一次来希瓦，罗丰三年前来过，李肖两个月前来过，我半年前来过。可是来过的，也都不是在旅游淡季来的，谁都没有见过冬天的希瓦如此寂寥。古城内渺无人迹，只有冷飕飕的古建筑萧然耸立，仿佛……大概几个月后开始的新冠大疫时期也不过如此吧。昨夜在古城西北角外一家别无客人的餐厅吃饭，饭后从北门（Bakcha Darvaza，意思是“金色的门”）进，从南门（Tash Darvaza，意思是“石头门”）出，穿城而过。月光下走在只偶尔有猫狗飘过的窄巷，我已记不起夏夜的古城被游客洪流淹没时的样子。经过埃米尔·图拉经学校（Amir Tura Madrasah）时，法浩特说中国帮助修复了这座经学校。酒店只住了我们这几个客人，院子里那几株在夏天缀满金果的杏树全无生气。旅游旺季到这种地方，会希望满街游客骤然消失，谁想得到，真是一个游客也见不着的时候，你会禁不住怀念那种有点艳俗的热闹。

上午九点，两个本地学者来了，中年这位是巴赫拉姆·萨杜拉耶夫（Bakhram Sadullaev），年轻小伙子是舒库赫（Shokhuh），都是花剌子模州科学院考古所的。巴赫拉姆是资深考古学家，对花剌子模州的所有遗址都熟悉，而舒库赫英语较好，可以做翻译。这个组合安排也反映法浩特的细心。几乎同时，酒店帮我们订的车也到了，大家上车出发，一路向东。

今希瓦古城只存内城（Itchan Kala），外城墙早已拆除。若外城犹在，我们出城必经东门，东门名为千马门（Hazorasp Darvaza），因为东行最大的城镇是千马城（Hazorasp，意思是“一千匹马”）。千马城是花剌子模历史名城，许多典籍都提到它，跟它有关的故事很多，这里按下不表。1873年俄军征服希瓦汗国时，俄军总指挥考夫曼将军就是从千马城向西，兵临希瓦城下，再由希瓦汗陪同从千马门正式入城，以演示沙俄征服者的荣耀。

从希瓦到千马城，中间村镇不断，田野井然。巴赫拉姆时不时指着路边村里某座房子让我们看，舒库赫翻译道：你们看那是不是中国式建筑？他接着解释，这里不少村民到中国打工，回来后自家盖房，就盖成中国样式的。隔着车窗匆匆一瞥，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那种形近歇山顶或悬山顶的房子。

沿路桑树被修剪得粗壮矮小，当年生的新桑枝纷披四下，如一头乱发，令人想起中文古语中的“柔桑”一词。想起前几天法浩特指着田里这种桑树说，有些西方人见了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这种树是倒着长的。希瓦周围可以说是阿姆河下游最好的灌溉农业区，麦苗青青，桑田纵横。身处这样的绿洲，难以想象几十公里之外的南方和北方，赫然铺展着两大著名的沙漠，分别是卡拉库姆沙漠（Qarakum，意为“黑沙”）和克孜尔库姆沙漠（Kizilkum，意为“红沙”）。

我们没有在千马城停留，而是直奔主要目标——库姆布兹山丘（Khumbuz Tepa）遗址。这个遗址位于北流的阿姆河西岸，北边不远处是阿姆河大桥，西邻一个叫Balyqchi（意为“渔民”）的小村子，东南与一个古老的村镇Pitnak相接。遗址所在的河岸高地名为库姆布兹山丘，遗址以此得名。源于波斯语的tepe/tepa或tapa/depa（意为“小山丘”）借入突厥语各语言，在突厥语地名中极为常见。一般而言，出现在冲积平原或洪积平原上的这种小小的 tepe/tepa，通常是人造物，是古代建筑经岁月侵蚀后的遗迹。五月初在伊朗里海边考察戈尔干长城时，见到戈尔干平原上到处是这种被称为tepe或kala（城堡）的小土包。王一丹告诉我，当地人说这种小土包是“密布在大地身上的小针刺”。

库姆布兹山丘遗址自1990年代由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考古学家谢尔盖·勃列洛夫（Sergey B. Bolelov）开始发掘，至今仍在进行，近年主持发掘的就是陪同我们前来的巴赫拉姆。他介绍说，这个遗址规模很大，绝大部分都在农田和附近村庄的覆盖之下，发掘只在河岸这一小片空地进行。目前调查与发掘所见，这个遗址涵盖时间自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是一个古代陶器生产中心。巴赫拉姆指给我们看发掘切出的堆积层剖面，深度超过一米的堆积，全是破碎的红褐色陶片，大概是一个堆放废弃品的灰坑。他说，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发现有陶器作坊，陶窑，火祆庙，还有拜火教信仰者陈放死者尸体的寂静之塔（Dakhma），狗葬遗迹，以及若干金属器物。可以确定的是，火祆庙是公元前5世纪的。

按照勃列洛夫的判断，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7世纪后期，公元前6世纪已相当繁荣。他还发现，遗址所见陶器的形制非常接近公元前10世纪中期的马尔吉亚那（Margiana）文化。在发掘库姆布兹山丘遗址之前，已经有学者提出，阿姆河下游灌溉农业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大体同步，两者必相关联，南方的马尔吉亚那可能是一个重要推动力，当然东边的巴克特里亚也应该有所贡献。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那青铜时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心城市商业与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库姆布兹山丘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证明花剌子模地区的城市发展走了差不多一样的路径。迄今为止，这是阿姆河下游已知最早和最大的制陶中心，更何况这里不仅生产陶器，还生产一定量的金属器物。勃列洛夫认为，从陶器形制看，这里的早期工匠来自南方，极可能来自马尔吉亚那，来自穆尔加布河（Murghab）下游那些城市。库姆布兹山丘遗址文化堆积的最下层，也就是该遗址的早期遗物中，多见圆柱形和圆锥形的大型陶罐，其下部常见类似徽标（Tamga）的刻画图形。研究者猜测，这些图形是工匠师徒们的个人标记，他们各有来历，所以标记异常多样化。而后来的陶罐上不再有这种标记。就与其他遗址所见基本一致了。

考古学家发现，库姆布兹山丘遗址的起始时间，与古代本地的最大城市千马城的起始时间相一致。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千马城作为中心城市的发展，与附近陶器制造业中心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可以作为比较例证的，是粟特地区古代中心城市、古代撒马尔罕地区的古都阿夫拉西阿卜。阿夫拉西阿卜的发展，也与它附近（8公里之外）的一个制陶中心的繁荣完全同步。这个制陶遗址名为黄丘（Sary Tepa），位于古老的水渠达尔古姆（Dargom）两岸，遗址范围大约3公顷，已发现至少20个窑址和80座灰坑。这个制陶中心显然是为阿夫拉西阿卜城服务的。库姆布兹山丘遗址和黄丘遗址都靠近中心城市，其大规模陶器生产都是为了满足农业绿洲的大型市场需求。反过来说，正是绿洲城市的市场规模，才支撑起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制陶中心。花剌子模地区与粟特地区的情形一样，城市、陶器制造业和灌溉农业，这三样是同时兴盛繁荣的。

作者

巴赫拉姆和舒库赫介绍库姆布兹山丘遗址时，罗丰和李肖当然是听得很专注，不时点头、提问，还在地层上抠出陶片跟他们讨论。我这个考古外行不免东张西望开小差，张望得最多的就是从遗址旁边静静流过的阿姆河。其实也不怪我不专心，我们离阿姆河这么近，冬天的阿姆河又是如此碧绿清澈，我怎么做得到不去时时看它呢？阿姆河的水量当然是夏季远远大于冬季，但不知在哪里读到，由于沿河各绿洲农业区夏季用水量大，冬季用水量小，在阿姆河下游会出现冬季水量不比夏季小的反常现象。不过就我目前在河岸上所见，河上露出三四个很大的沙洲，与我见到的照片上夏季一片汪洋的景象很不同，也就是说，夏季河水上涨，多数沙洲会被淹没，说明水量比现在大得多。不过从观景的角度，冬季蓝绿色的河水比夏季浊黄的河水好看得多。自铁尔梅兹以下，阿姆河大致上是从东南向西北流，只是进入花剌子模时有一个较大的回旋，再一路向西北的咸海奔去。库姆布兹山丘遗址这一带，正是古来渡口所在，或许这也不是一种巧合。

遗址北侧就是考古队的营房，铁皮屋前三棵大杏树，一排生锈的机器。考古队春季回到这里，秋末撤出，冬季是在考古所进行室内整理的季节。从铁皮屋前的小院子有条小路向下，可以下到河边。我们都是热爱阿姆河的，自然要一直走到可以手触河水的地方。除了干枯的芦苇，还见到一种不认识的藤蔓植物，吐出比大朵棉花更柔软更蓬松的、雪白的绒花，河岸上东一团西一团。天空不疏不密地铺着碎碎的云彩，映在蓝绿色的河面上，有一种闪闪烁烁的光影效果。站得稍远，感觉河水几乎静止不动。到河边才知道，河水流速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快得多。越过眼前这个较小的沙洲，可以看见稍南的大沙洲上有一片树林，说明这个大沙洲到了夏季涨水时也不会全都淹没。再远处的河对岸，影影绰绰的一带灰色，是树叶落尽的林子，林地背后偶一出露的黄色斑纹，就是克孜尔沙漠了。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说，1873年，考夫曼的远征军在克孜尔沙漠艰难行进两个多月、经历了断水断粮的折磨之后，终于在5月22日，率参谋总部的军官们走在前面负责侦察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爬上阿姆河东岸一片被称为乌奇乌恰克（Utch-Uchak）的石头山，“在山岭之巅他们望见了远处左方蓝色缎带般的阿姆河”。五月下旬，帕米尔的大量融雪使得阿姆河水量大增，河水上涨，冲刷河岸，裹挟泥沙而下，河水怎么会是“蓝色缎带般”？我自己半年前从土库曼阿巴德（即古之Amul）过河时，眼见河水浑浊如泥，是一种暗黄色。我怀疑捷连季耶夫所据的材料出于追忆，难免把经历浪漫化。乌奇乌恰克北边是一个由夏季河水溢出形成的大湖，俄军在这里得到极为珍贵的休整。很可能这个大湖才是澄净湛蓝的，记忆中会把这一印象移植到阿姆河身上。

结束在库姆布兹山丘遗址的参观，巴赫拉姆和舒库赫问我们：想不想去看看附近的“成吉思山丘”（Chingiz Tepa）？当然，我们说。成吉思，当然是指成吉思汗，中亚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地方通常省去“汗”，只用他的汗号“成吉思”，成吉思甚至成为一个常见的突厥语人名。我此前只知道一个成吉思山丘，是在铁尔梅兹的阿姆河岸边，紧邻著名的佛教考古遗址喀拉秋别，2018年夏天我跟随李肖的考古调查队（王一丹也参加了），在法浩特带领下遍访苏尔汗河州考古点时，曾非常靠近它，但因在边防线上，不能过去。不知道铁尔梅兹的成吉思山丘因何得名，很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在此渡过阿姆河。那么花剌子模的成吉思山丘，又是怎么回事呢？

巴赫拉姆和舒库赫解释说，成吉思山丘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大成吉思山丘（Katta Chingiz Tepa），一个是小成吉思山丘（Kichik Chingiz Tepa）。为什么会有两个呢？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Gurganj，今土库曼斯坦之库尼亚－乌尔根奇），在这里渡过阿姆河。他下令，过河后所有士兵每人抓一把土扔在一处，聚成一座山丘，是为大成吉思山丘。次年蒙古大军撤离时，还是在这里渡河。成吉思汗再次下令，过河前每个士兵抓一把土扔在一处，另聚一座山丘，结果比前边那个小得多，是为小成吉思山丘。很显然，这个传说就是要指出蒙古大军虽然成功征服花剌子模，却并非毫无代价，其实是大受损失。

小成吉思山丘就在公路旁边，不过早因建筑和耕种取土而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凸起。我们在这里稍稍走了走，看残留部分的土石堆积，显然是人工而非自然的。之后开车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叫“渔民”的村子附近，看保存状况好得多的大成吉思山丘。我们爬到山丘顶部，四下眺望，平原景观尽入眼底，阿姆河如一条玉带，河东不远就看得见黄白闪烁的克孜尔沙漠了。而南望只见农田和村庄，卡拉库姆沙漠远在数十公里之外。巴赫拉姆说，两个成吉思山丘都是人工堆砌的，时间都在伊斯兰时代之前。他指着南边看起来有点模糊的、一片略略隆起的地方说，那里是一座古城遗址，跟两座成吉思山丘同时代，它们之间应该有密切关联。很可能，两座土台是古城的防卫设施，主要是守卫阿姆河渡口的。

离开成吉思山丘，我们到千马城参观、吃饭，然后去看沙漠边缘的卡拉吉克古城（Kalajik Kala），天黑前返回希瓦，看科学院考古所的文物陈列。真是紧张充实的一天。不过我得承认，从中午开始，我一直在想着成吉思山丘。我感兴趣的是，古花剌子模人为何把成吉思汗的大名用在这两座古堡上。成吉思汗并没有到这里来，前来攻击玉龙杰赤的是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他们的确在这里吃了几个败仗，这使得他们后来以更血腥的屠杀来泄愤。不过对花剌子模人来说，这三个儿子都不足以代表蒙古，只有成吉思汗的大号胜任——让他自己演示蒙古人在花剌子模所吃的苦头。

冬日的阿姆河

花剌子模人不止是坚持了历史真相，而且是以这种幽默和嘲讽的方式。蒙古征服之后七百多年里，花剌子模的统治者都号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后裔，不过正是在成吉思汗血统代表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时期，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的嘲弄凝固在阿姆河边这两座土台上。

我想起在东方的鄂尔多斯，也有至少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那些被征服的地区，人们当然没有能力对抗那不可一世的征服者。不过，俯伏在成吉思汗马蹄之下，并不意味着拥戴敬爱、心悦诚服。被征服者竭力隐藏的真实情感，总有一些会在适当时机涌动而出，其中某些会通过传说，通过地名，穿透历史，凝固至今。在鄂尔多斯，在被蒙古征服的西夏人及其后裔的情感世界，有一个类似花剌子模成吉思汗山丘的地名，那就是蒙古语对黄河的称呼。

黄河中上游很长一段流经蒙古人游牧区，特别是河套内外。蒙古语称河流有木伦（mören，或音译为木连）和郭勒（gol，或音译为豁勒）两个词。那么蒙古人怎么称呼黄河呢？今蒙古国的蒙语与中国内蒙古的蒙语有不同的称呼。蒙古国蒙语称黄河为沙拉木伦（Shar Mören），意即“黄色的河”，应该是从汉语直译的，并非蒙古语旧称。内蒙古的蒙语称黄河为哈屯豁勒（Qatan Gol），意思是“皇后河”。Qatan即突厥语的Qatun，中古汉语音译为可敦，是游牧政治体首领可汗（Qaghan，蒙元时音译为合罕）之妻的称号。

在蒙古崛起时代，蒙古人对黄河的称呼本来是哈剌木连（Qara Mören），见于《元史》等文献。哈剌木连字面的意思是“黑河”，也许就是指“大河”，可能是沿用了黄河流经的地区比如西夏的叫法。后来（大概是明代）哈屯豁勒之名代替了哈剌木连。这个哈屯豁勒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成书于清康熙元年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记载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以解释这个名称的来历。《蒙古源流》的作者是世代生活在套内（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贵族萨冈（Saghang，乾隆时误译为萨囊），现有汉译本中，最好的是蒙古学家乌兰的译本（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以下皆引据乌兰译本。

据《蒙古源流》卷三和卷四，西夏国君派使臣朵儿统向成吉思汗表达款附之意，得成吉思汗恩准，返回时对蒙古的牙不哈说，你们合罕的哈屯们都不美，远远比不上我们西夏国君失都儿忽（Shidurghu）的哈屯古儿勒别勒只·豁阿，她脸上的光泽可以照亮黑夜。那时成吉思汗“正带着那个牙不哈的妻子出游郊野”（似乎有更深的意思），牙不哈就向成吉思汗报告西夏国君有个绝美的哈屯，“（在她）美丽绝伦容貌的光彩之下，灿烂的太阳也会黯然色浑。……请您务必娶她作为哈屯”。不久成吉思汗征伐西夏，失都儿忽被俘杀之前，告诫成吉思汗：“如果你要娶我的古儿勒别勒只·豁阿，应当仔细搜查她的全身。”

凯旋的蒙古大军在哈剌木连（黄河）岸边驻夏，成吉思汗纳古儿勒别勒只·豁阿为哈屯。当众人都惊叹她的美貌时，她却说：“我的容颜从前更美丽，现在蒙上你们军队的尘土，已经减色。如果在水里洗浴一下，就可以恢复从前那样的光彩。”成吉思汗让她去洗浴，她来到河边，看见父亲喂养的一只小鸟盘旋而至，就把它捉住，还对护送者说：“有你们这么多人陪从，我感到害羞，你们大家待在这里，我要一个人去洗。”护送者只好停步。

古儿勒别勒只·豁阿下到河里，写了一个字条，说“我将要落入这条哈剌木连河而死，不要顺流去找我的遗骨，要逆流去寻找”，把字条系在小鸟的脖子上，放它飞回去。然后洗浴一番，成吉思汗一看，果然容貌更加艳丽。“夜里入寝之后，（她）加害主上的御体，主上因此身上感到不适，古儿勒别勒只·豁阿趁机起身离去，跳进哈剌木连河身亡。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哈剌木连河就被叫做‘哈屯·额客’河。”额客（eke）是母亲，哈屯·额客河即母后之河。古儿勒别勒只·豁阿的父亲按照女儿的话来寻遗骨，可是只找到她的一只珍珠镶边的袜子。后来，因为人人都在那袜子上加上一锹土，形成了一个小山包，名曰铁木儿·兀勒忽（Temür ulqu）。值得注意的是，今呼和浩特南郊的青冢（俗称“昭君墓”），在蒙古语里也叫Temür ulqu，Temür的意思是铁，ulqu是小山包。

这个故事用西夏王后的个人遭际把蒙古灭夏、成吉思汗之死与黄河名称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同样成书于17世纪的蒙古史书《黄史》和《黄金史》等，也都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不过13、14世纪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古儿勒别勒只·豁阿这个人，18世纪蒙古学者喇什朋楚克《水晶数珠》一书已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是与成吉思汗有仇的斡亦剌、泰赤乌部的后人在元亡以后编造的。当然，现在的蒙古史研究者没有人把这个故事当作史实。从这个故事特别流行于鄂尔多斯地区，以及当地蒙古人至今还把准噶尔旗境内的一座灵帐（20世纪50年代已迁入成吉思汗陵）视为古儿勒别勒只·豁阿灵帐来看，这个故事起源于鄂尔多斯，那么非常可能，是心怀故国的原西夏遗民所创。

乌兰据《史集》记成吉思汗灭夏后曾搜寻西夏王的美貌王后却遍寻不得，认为似乎“14世纪初已经有了一些这方面的风传”。不过，对于这个故事的性质，乌兰说“是在对哈屯豁勒一名的俗词源学理解的基础上编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她认为是先有这个名称，后有解释这个名称的故事。所以她强调：“蒙古人改变对黄河称呼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传说故事当然不是史实，但自有其起源流变的逻辑。就哈屯豁勒这个案例，也许可以说是加入蒙古治下、最终成为蒙古人的西夏遗民及其后裔，以如此曲折的方式，把自己的一部分记忆和情感，保存在新的蒙古文化之中了。

成吉思汗山丘，哈屯豁勒，都映射着古老的情感。如果历史真实被覆盖、被垄断、被改写，那些最平常的人，那些被征服、被驯服的人们，也会有独特的办法，在征服者意想不到的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记忆和态度，无论是在黄河环抱的鄂尔多斯，还是在远离蒙古高原的阿姆河边。

花剌子模古典时代古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