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凉山记：少年阿布和他的家人们

舞台的灯光打下来，所有孩子都吓哭了。

那是一年前央视“出彩中国人”节目彩排现场，彝族少年阿布（化名）和15个彝族孩子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既紧张又兴奋。

他们身穿红灰色套服，合唱彝语歌曲《阿杰鲁》（汉译：《不要怕》），“春去秋来，心绪起伏，时光流转，岁月沧桑，不要怕，不要怕，无论严寒或酷暑，不要怕，不要怕……”声音空灵，直抵人心。

15岁的阿布站在后排，他的镜头并不多，但家人还是发现了他。表演播出后，他们成了小明星，去到更多从未去过的地方演出。

阿布遗憾自己的舞台表现不够好，但这样唱歌的机会恐怕很少了。2018年2月9日，他告别了彝族合唱班，从武汉“子墨艺高”学校返回大凉山。

凉山少年

炉子里烧着木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在昏暗的出租房里，母亲阿拉（化名）坐在低矮的凳子上，用彝语跟阿布说了一会儿话。 位于四川凉山州东南部的布拖县，94%的人口是彝族，不少当地人只会讲彝语。尽管在武汉待了两年，阿布的普通话依然不太好。

2002年出生的阿布，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母各自带了一个孩子再婚，婚后生下二姐和他。

二姐比他大八九岁，早早就结婚生子，阿布是家里唯一读过书的孩子，父母很宠他。上小学一年级时，阿布说想要一辆遥控车，妈妈很快就给他了买回来，“三十多块钱的那种”。村里交通闭塞，那时还没有通电，阿布拿着遥控车在地板上晃来晃去，让周围的小伙伴羡慕不已。

地洛乡和睦村距离布拖县城五六十公里。中巴车一路颠簸三个多小时，翻过几座大山，抵达在山脚的地洛乡。再爬上山坡，坐半个小时面包车，到达山腰的和睦村。远望过去，阿布的家就像缀在“悬崖”上，背靠一条大马路，院子只有五户人家。

白天，大人们去地里干活，去山上砍柴，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嗑唠。阿布跟着哥哥阿飞（化名）上山打过各种颜色的鸟，甚至和村里五六个年轻人抓到过一只三十多斤的大野猪，阿飞至今对烤野猪的肉香念念不忘。

9岁的时候，阿布开始在村里读书，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小路。下雨路面湿滑，一不小心可能滑到山脚。上小学二年级时，他转学到地洛中心校读书，一家人因此都去地洛乡陪读。在乡上租了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妈妈阿拉在家照顾他们，爸爸黑亚（化名）在乡里打零工，他们还租了一片田地种水稻。

阿布从小内向，侄子木嘎说，因为不愿意和人沟通，阿布厌学，甚至差一点辍学。从八九岁起，他开始幻想外面的世界，羡慕哥哥阿飞经常外出，去过很多遥远的地方。每次阿飞回到家里，阿布都缠着他，要跟他一起出去，但阿飞从不搭理他。

2015年的冬天，在武汉学校读书的吉克（化名）回大凉山过彝族年，遇到地洛中心校读小学五年级的表弟阿布。吉克问阿布，想不想跟他一起去武汉读书，“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那时阿布14岁，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更不知道有个地方叫做武汉。当晚，他就跟家人说想去武汉，父母和姐姐都不同意。一千多公里外的武汉在哪儿，是什么样子，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放心让阿布一个人去。但阿布坚持，家人只得同意了。

第二天，14岁的阿布背着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

武汉之行

这是阿布第一次外出。他跟着吉克和其他的彝族孩子，和武汉过来的老师汇合后，搭上了出城的汽车。

车窗外闪过各种漂亮的房子，阿布兴奋、恐慌，好奇，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坐汽车到西昌，再从西昌搭火车到成都，最后从成都坐火车到武汉，他们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阿布记不清自己睡了几次、醒了几次，只记得很快到了学校——坐落在武汉市洪山区的一栋白色楼房，叫“爱乐音乐”的学校，这里有六十多个彝族孩子。

资料显示，武汉爱乐音乐学校2001年4月26日在湖北省民政厅登记注册，主管部门是湖北省教育厅。学校负责人是年过六旬的熊康丽，媒体曾多次报道她从大凉山接回彝族孤贫孩子来武汉学习和生活的事迹，称她为“爱心妈妈”。

两年过后，阿布回想刚到武汉的情景，依旧兴奋和恐慌，觉得无法用语言形容。表哥吉克记得，阿布刚来时什么都不懂：学校宿舍没有洗澡的地方，带他去外面洗澡，他会很害羞；带他去外面买东西，阿布能听懂但不会说普通话，无法跟人交流。

在武汉，他们上午四节课，下午三四节，晚上还有两节课，到十点钟才休息。大部分是文化课，也有舞蹈、乐器课。常有社会人士来学校做公益，有时候是外国人，他们教阿布们简单的英语，也教他们要养成洗澡、刷牙的卫生习惯。

阿布很多字都不认识，不会写也不会读，不得不从小学五年级降到了小学四年级。大部分刚来武汉的彝族孩子，包括吉克自己，都经历了漫长的适应过程——他刚去时甚至连普通话都听不懂，有时想偷偷地哭。但阿布说他一次都没有哭过，因为觉得自己是男子汉了。

2016年7月，武汉爱乐音乐学校停办。阿布和许多彝族孩子转入了子墨艺高学校。和武汉爱乐音乐学校类似，子墨艺高也是一所给贫困彝族孩子提供文化教育和艺术培训的公益学校。2016年由湖北“90后”女孩余婷和她的丈夫张明安成立。学校在武汉江夏区的一片废旧工厂里，两栋四层楼的房子，一栋是宿舍楼，一栋是教学楼。包括校长张明安在内，一共有三位文化课老师，三位生活老师和一个门卫。

子墨艺高的68个孩子都来自大凉山的孤贫家庭。在这里，他们白天上课，晚上举行各种娱乐活动——篝火、唱歌、跳舞。阿布很活跃，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活动。

2017年初春，当央视“出彩中国人”编导找到他们时，这些孩子对自己的歌唱天赋一无所知。几个月后，包括阿布在内的16个彝族孩子组成了“彝族合唱班”，从武昌火车站坐高铁到上海，进了录音棚彩排。

男生和女生各一半，怯生生地站成两排，又难掩兴奋。五天的训练后，他们进场录制了节目，“彝族合唱班”一举成名。他们又相继代表学校去到北京、西安、深圳……各地表演节目。

学校依旧每天上课，校长张明安既教他们数学，也照顾他们生活起居。阿布记得，为了让他们感受家的年味，有一年过年，张明安买了一头猪杀，“做得就是我们家里的味道”。

时间久了，有的孩子不想回家，因为他们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但阿布会想家，他坐在院子里想爸爸妈妈——不过一回到大凉山，他又想念武汉的老师同学。

在武汉的两年，他从小学四年级念到小学五年级，回过两次家——2016年和2017年的火把节，这是彝族人最盛大的节日。

阿布觉得自己皮肤变白了，也喜欢上了汉族的食物，他喜欢这样的生活，觉得丰富多彩，原以为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接到父亲黑亚的来电。

父亲告诉他：乡干部要他们回老家读书，因为子墨艺高不是正规学校，他们在这边读书没有学籍。接到这通电话时，他们正在河北电视台录制节目。

2017年11月2日，武汉江夏区教育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4条，“责令子墨艺高停止非法办学活动”。相关负责人称，子墨艺高的场地和规模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它是艺术类培训学校，没有在教育部门登记。教师没有出示教师资格证，也不能开展九年义务教育。

2月9日，阿布和另外五名彝族孩子，搭上了返回大凉山的火车，成为子墨艺高学校第一批离开的学生。他们在武汉的生活戛然而止。

阿飞的悔恨

阿布曾经那样羡慕哥哥阿飞，可以看外界的世界。他不知道，阿飞很羡慕阿布，可以读书。

阿飞也想再去读书，但已经结婚生子，“想读也读不进了”。13岁时，阿飞跟着母亲阿拉嫁入黑亚家，一年过后，弟弟阿布出生。阿飞比阿布大14岁，没上过一天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只知道今年31岁左右。

阿飞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订的娃娃亲。跟着母亲改嫁过来没几年，他就到了当地成家的年龄。16岁时，阿飞在老家和睦村的石头房子边上给自己盖了一间屋子，预备做婚房。

那个姑娘在家里住了一年就走了。那时，阿飞17岁，每天在外面打架、赌博、抽烟、喝酒……因为双方性格不合，最后“离婚”了——他们没有注册登记过结婚，也无所谓离婚手续。女方退还了彩礼钱给他。

两年过后，阿飞又一次“结婚”了，是相亲认识的一个姑娘。姑娘嫁到家里才三个月，阿飞嫌她不会做家务，让她回娘家去了。女方家还是退了一万多元的彩礼钱给他们。

彝族人结婚前，男方会送彩礼到女方，此后如果悔婚，女方必须退还彩礼钱，以双方协商的金额为标准。

两次“离婚”后，阿飞依旧整日游荡，阿布见过多次哥哥打架的场景，最多的一次，阿飞一个人跟三个人打。

2004年，阿飞十七八岁，跟村里的年轻人乌纱一起外出打工。他们去了北京，在一家玩具厂工作，每个月工资300块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阿飞后悔自己没有读书，“看不懂车次号码、地方的名字……可怜得很呢”。

和他一起长大的玩伴，很多人都没上过学，早早结婚在家务农，出去打工也很难找到工作。但阿飞不肯认命，他想到外面去闯。

他去过河南、新疆、江苏……做钢筋工、石灰工、水泥工……一年能赚四五万块钱，但大部分都被他花掉了，“最多能带一万块钱回家”。直到2009年回来后，他再也没有出去过了。

这一年，阿飞第三次“结婚”了，对方是一起玩时认识的，他们和睦村老家对面的姑娘。

“她没有读过书，但是干活很好”，阿飞说，老婆比他小四岁，从不管他抽烟、喝酒，耍朋友，不过他现在已经戒酒几个月了。

也是在那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小孩赫拉出生，接着第二个小孩出生，如今第三个小孩也快两岁了。“我想再生两个小孩”，阿飞开玩笑似地说，家里的孩子多一些，以后机会也会多一点吧。

阿飞现在老老实实在家里干活：养牛、猪，种土豆、玉米、水稻，山上还种了花椒和核桃。他偶尔也到县城周边打工，一年收入加起来有两三万块钱。

说到这，他突然转头问记者，你那里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吗？叹了一口气后，他接着又说，家里交通不方便，赚不了钱，几个孩子又要开支。

阿飞说，希望阿布好好读书，将来找个汉族姑娘，“有文化、识字的姑娘”。

木嘎的娃娃亲

直到阿布读小学时，老家才终于通了电。他11岁的时候，父亲黑亚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约有18英寸，经常闪着雪花粒。那时他们已搬到地洛乡租房里，除了收花椒、核桃的季节，很少回和睦村。如今，阿飞盖的石头婚房也已经垮掉，杂草丛生，只剩四块残垣断壁。

阿布老家往上走大概半个小时，是他大姐的家。院子里有三十多户，坐落在山坡上，近年才通了公路。阿布大姐的侄子，1999年4月出生的木嘎（化名），说起阿布很是欣羡“这么小就去了这么远、这么多的地方”，他可能这辈子都去不到。

木嘎8岁时，刚上小学一年级，父母就给他订了娃娃亲，对方姑娘比他大2岁。但木嘎是两年后才知道的，他后来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希望找个媳妇来家里帮忙。

14岁的某一天，木嘎在学校上课，父亲突然托人来告诉他，家里准备给他办婚礼，问他要不要请假回去一趟。那时刚过彝族年，山里出奇的冷，木嘎坐在小学六年级的教室苦思冥想：只要他不回去，这个婚就结不成。

星期五放学回家，木嘎走在路上时，表哥塞给他200块钱，说恭喜他结婚了——他急匆匆跑到家里，发现有个陌生女孩正在屋里喂猪，他才确信自己真的结婚了。

木嘎震惊又气愤，三个月没跟父亲说话，生病的母亲劝他也不听。直到后来，他知道已成事实，无法改变，只得慢慢接受了。

“订了娃娃亲，如果不结婚的话，那就是家族矛盾了。”3月的大凉山阳光明媚，但依旧寒气袭人，木嘎穿一件针织薄外套，坐在叔叔县城租的屋子里，看着一旁的妻子说。

按当地习俗，女方通常到15岁就出嫁，如果没有出嫁，16岁就有一种仪式，表示女孩不再属于娘家的人了，也不准参加娘家的各种宗教仪式。

“这对男方和女方都不公平”，木嘎说，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打破这种婚俗，他的两个弟弟都没有订娃娃亲。

家里有两亩地，种了玉米、土豆、小麦……还种了100棵花椒树，平均一年收入有七八千块钱。妻子嫁过来后，每天帮忙干农活，干得比木嘎还好。她养了十几头羊，薅下羊身上的毛，经过剃毛、清洗、染色……最终做成一件披毡，披在身上以抵御冬天的寒风。

结婚当年，木嘎陪妻子回娘家探亲。岳父让他小学毕业后不要再读书了，“他说他女儿也没有读过书，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出去打工”。

木嘎那时成绩比较好，每门功课考七八十分，他想继续读书。“父亲还是支持我的”，木嘎庆幸地说，父亲以前上过初中，还在村里教过彝文，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老婆也支持他，觉得她因为没读书，连车票都不会买。

木嘎刚读小学时，班上有七八十个学生，到六年级时，只剩下二十几个学生。现在他在布拖中学上高二，平时在学校住宿，周末去叔叔的房子里，总能碰到阿布，还有他的两个弟弟，他们聊起外面的世界，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

阿布说，他以后想去大城市工作，木嘎的两个弟弟也想去，他们之前还想跟着阿布去武汉，因为父母不同意作罢。

一位支教老师曾跟木嘎说，“理想要贴近现实”，木嘎现在想好好学习，争取一年后考上大学，读“免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回老家当一名老师。

一年多前，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木嘎牵挂小孩，成绩有所下降，七门功课只考三百多分。“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不知道怎么照顾我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没尽好父亲的义务，又把压力转嫁给了他的父母，内心深感内疚与惶恐。

木嘎和两个弟弟都在县城读书，三人的生活费加起来，一个月要八九百块钱，他每个学期学费要800块钱。每到开学的时候，父亲都要向亲戚朋友借钱。

木嘎抱着女儿说，以后要让她读书，不会给她订娃娃亲。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怀抱中的婴儿又哭了，木嘎有些不知所措。

阿布们的出路

今年16岁的阿布，身高一米五六，喜欢穿黑色夹克，看起来显得瘦小。

从武汉回来后，他进了布拖中学读初一。父母为了照顾他，在县城租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出租屋灯光昏暗，不到二十平米，里面并排摆了两张床，靠进门是做饭、吃饭的地方，每个月房租150元。阿布的父亲平时在县城打零工，一个月能赚两千块钱左右。母亲在家里帮人做彝族衣服，偶尔赚一点生活费。

阿布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上学，下午四点多放学回家。班主任老师说，阿布来学校一个多月，行为习惯比较好，守课堂纪律，对同学老师都很有礼貌，但成绩不太好。

从武汉转学回来读初一，阿布有些力不从心。最近的一次考试，除了彝文课考了近五十分，好几门功课他都只考了二三十分。布拖中学初一有12个班，一千多名学生，阿布所在的走读班，大部分学生成绩较差，“语文和数学平均二三十分”，班主任说。

据2015年《四川日报》报道，2016年春季开学起，包括凉山州在内的民族自治州、县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除九年义务教育外，幼儿园全面免除保教费，普通高中学生全面免学费。凉山州政府网站的信息称，计划到2020年，全州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在校生比例基本持平。

布拖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介绍说，县里近两年严格执行“控辍保学”，很多孩子因此返校。但学生急剧增加后，老师和教室都不够，许多返校的孩子也比较难管理。

2016年布拖县政府网站信息显示，布拖县单设幼儿园2所、小学28所（另教学点55所，其中村完小7所）、单设初中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高完中1所、老师进修学校1所，全县共804个教学班。

在木嘎的印象里，他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很多父母不愿送孩子读书；后来他上初中，越来越多的父母愿意送孩子去读书；到了他读高中时，很多父母送孩子到县里来陪孩子读书。“这附近很多父母租房子，陪小孩读书”，他指着叔叔租住的房子附近说。

但读到高中的学生仍不算多。全县唯一的高中——布拖中学，高中学生总数不到两百人，高一八十几个，高二有学生七十多个，高三只有十几个学生。那些在高一、高二辍学的学生，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回家务农，还有的转学去了其他地方的学校。木嘎所在的高二文科班，有五十多个同学，有些和他一样已经结婚了。

阿布父母希望他读高中、上大学，将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阿布学习基础不好，“数学和英语太差了，到时候肯定读不下去”，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远高常年关注凉山社会教育问题，在他看来，凉山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近年才完成，对于许多人说，职业教育是比上大学是更实际的出路。

布拖县教育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正在执行“9+3”优惠政策——九年义务教育加三年技能培训。“初中毕业后，到外面学电气、学厨师等，毕业后再到外面打工”。另一方面，他们和江油市、绵阳市等地的学校建立了对口帮扶，“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输送过去接受优质教育”。

阿飞的大儿子赫拉今年9岁，爷爷奶奶带着他在县城上幼儿园。赫拉爱看动画片，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相比老家，他更喜欢县城的生活。

（为保护未成年人和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附：一封凉山来信

【编者按】

在凉山采访时，我们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彝族高三学生马海，他非常热心地充当了我们的翻译。采访回来后，我们意外接到马海的几条微信留言。他说，知道读书是自己的唯一出路，但高考临近，很焦虑、困惑、迷茫，不知道对谁说，也不知道“梦想对他来说，是不是只能是梦想”。

这是马海的来信，马海的故事。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文/马海日各

泰戈尔曾说过：“唯有经历过地狱般磨练洗礼的人，才会健康成长，唯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

深处在大凉山腹地的我，成长路上也少不了各类挫折与打击，彷佛上天已注定，我此生来到人世间是与各种困难相依为命似的。

自我记事时开始，我就生活在这个四边被大山围着的大山里。在九岁那一年，我上了村里的小学，在日本爱心人士芳子阿姨，羌妃姐姐的无私关注下，三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的小学。来到县城后，让我感觉与老家差异最大的是，县城里通电，我们可以在周末听到音乐，还有城里有体育课。

当然，在这所小学里也产生了我此生最不忘记的事，由于县城海拔高，天气冷，冬天里我的手冻坏了，当然这些都是小事情。最让我此生难以忘怀的是，我10岁那年，因为没有路费，在大冬天的晚上，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从县城走回家。我的年纪最小，但行李最重，走到半路后，我的手脚就已经不能动了，跟我们一起比较年长的是我的表哥，他把我的作业本撕开，用火点燃给我取暖。后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半路上在一户人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这样在县城小学度过了三年后，我考进了县里最好的中学，接触到了不少有钱人家的孩子。虽然肚子饿了一点，但我最终还是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州府的高中，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比较优异，上了高中后，由于弟弟妹妹都考进县城读书，母亲负债累累，我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周末和假期边打工挣生活费边读书，导致我的数学成绩降了很多，现在我的成绩只有中等生水平。

家是一个最温馨的避风港，但对我而言，它已变得支离破碎。每个男人都有自己要追寻的理想，父亲却不一样，他的梦想，我此生都不会理解。自我记事起，酒精就成了他的知己，他终日不着家，即使回到家里，也没有给我们健康安稳的家庭。还记得小时后，父亲喝醉了打妈妈，我和二弟一起拉他，他后来连我们一起打。久而久之，父亲打母亲成了家常便饭。

我一直想不清楚，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为什么要把妈妈当奴隶一样打？妈妈在我心里是最美的彝族妇女，是她给了我们四兄妹家的感觉，孟郊曾说过：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妈妈对我们四兄妹的爱犹如一盏浓浓的煤油灯，在黑暗中，当我们迷失方向时，给我们点亮前行的路；如一首流行歌曲，唱出我们心中的胸怀；如一场倾盆大雨，冲洗掉我们的悲伤。是母亲给了我们最无私的爱，最纯真的爱，每当开学日子到来时，也是她最头痛的时候，村里的左邻右舍她都借过钱，为了我们四兄妹的生活费，母亲已经负债累累。

之前她为了盖瓦板屋，从凉山州农村信用社贷款两万元，银行工作人员已经催过好几次还款，但母亲根本没有钱还。我是家中老大，四兄妹都在县城读书，老二成绩稍微差一点，他因此想去当兵，但最终没有去成。小妹成绩也很好，还是学校里的年级第一名。母亲不想我们失去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虽然她也曾悄悄问过我，是不是可以放弃读书，因为家里无力支付我们四个读书。

我最终没有放弃读书，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我从高一开始，就利用周末和假期去建筑工地打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导致我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3天前，父亲喝醉酒，用小矮凳把母亲打倒在地上，母亲昏迷了，在邻居的帮助下醒过来。这是我舅舅后来告诉我的。我打电话回去，母亲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还说她过得很好，让我不要操心家里的事。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像歌王奥杰阿格一样，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给汉族同胞们唱彝族歌曲。我一直很喜欢唱歌，但后来发现学音乐需要花费很多钱，最终只好放弃。后来我想去上海读书，将来做一名国家干部，供我弟弟妹妹读大学，让我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实很残酷，梦想对我来说终究只能是梦想。前不久，我跟上海帮助过我的老师讲述了我的想法，我才明白，上海的分数线我不可能达到。

生活的苦与难一次次的打击着我，使我的梦想一次次破灭，但是我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唯有读好书，才能让我母亲过上好生活，才能走出四边被大山围着的大凉山，才能去见祖国最繁荣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