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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汉·卡鲁纳蒂拉卡谈《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

[英]托比·利希蒂希/采访 盛韵/听译
2023-01-08 10:03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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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汉·卡鲁纳蒂拉卡(章静绘)

2022年的布克奖再度爆冷,斯里兰卡作家谢汉·卡鲁纳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凭借小说《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摘桂。卡鲁纳蒂拉卡1975年生于科伦坡,处女作《中国佬:普拉迪普·马修传奇》(Chinaman: The Legend of Pradeep Mathew)曾获英联邦图书奖,颇受好评。卡鲁纳蒂拉卡的小说由独立出版社Sort of Books发售英国版,摘得布克奖后英媒因为不熟悉卡鲁纳蒂拉卡其人其书,只好炒作小出版社无力支付作者往返机票、布克奖组委会出手相救之类花边话题。《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小说编辑托比·利希蒂希(Toby Lichtig)在布克奖宣布次日采访了卡鲁纳蒂拉卡,并将访谈全文分享给中文读者。

《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

得奖前后的这二十四小时挺刺激的吧?

卡鲁纳蒂拉卡:白天的确挺长的,但晚上感觉很短,我没怎么睡觉,现在还在靠肾上腺素和咖啡撑着。

捧得布克奖对您和您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卡鲁纳蒂拉卡:进入布克奖的长名单和短名单意味着我的书不会止步于在英国发售,而且会有主流媒体刊发书评,会有更多的读者;我还不知道真正拿奖意味什么,目前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肯定会带来之前意想不到的更广大的读者群吧。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斯里兰卡出本书,顶多能在印度发售,都不敢想能在英格兰出版,更别说大不列颠和美国了。拿了布克奖,我的书能在俄罗斯、德国和许多其他语言的国家和读者见面。《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是8月初在英国问世的,出版后的几个月真的很魔幻,像在做梦一样。

《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最初出版时用的是另外一个标题“与逝者聊天”(Chats with the Dead)对吗?它是怎么被英国出版社看中的?

卡鲁纳蒂拉卡:我写完这本小说是2019年,印度出版社比较热心,因为我的处女作《中国佬》在过去积累了一些读者基础。印度版出版时正好赶上了斋浦尔文学节(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我们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会让我们两年足不出户。那个时候想找英国出版社还是挺难的,许多《中国佬》的粉丝觉得这一本难读、怪诞、摸不着头脑,而且好像也没法通过编辑修改来解决。疫情期间,我几乎要接受现实——这本小说可能永远不会在南亚次大陆之外的地方出版了。

后来我联系了一个出生在斯里兰卡的老朋友娜塔尼亚·扬茨(Natania Jansz)和她丈夫马克·艾灵汉(Mark Ellingham),他俩在英国共同创建了独立出版社Sort of Books,我以前给他们投过一些短篇,哪怕不出版,他俩也总是慷慨地与我分享意见和建议。在疫情困顿中,我把手稿寄给他们,请他们看一看,哪怕只告诉我在英国有无机会出版也成。然后我收到了非常详细的批注和建议,他们觉得小说很好,但是如果要吸引斯里兰卡以外尤其是英国读者,需要进行大幅修改。于是我的文学经纪人问他们是否愿意尝试出版修改版,他们答应了。接下来我就用居家避疫的时间修改。

那小说是变长了还是变短了?

卡鲁纳蒂拉卡:篇幅和原稿差不多,我删掉了很多,又重写了很多,开头和结尾没有变,设定、节奏、人物也没有大动,不过整体要比原稿更尖锐,对不熟悉斯里兰卡民间传说和政局的外国读者来说要友善很多。一本书有两个版本对我来说略有些困扰,也许在将来《与逝者聊天》会作为收藏版再版,但目前《马里·阿尔梅达死后七夜》是通行的版本。

我很高兴看到一个独立出版社出版了如此精彩的小说,并得到了相应的嘉奖。我们经常说现在是独立出版社的黄金年代,您怎么看?

卡鲁纳蒂拉卡:我非常感恩能碰到如此优秀的编辑。大出版社和小出版社、大经纪公司和小经纪公司手头都会有许多好的选题,区别只在于它们的规模。但是对于决定出版的作者和书籍,我真的得到了非常悉心的编辑关照,如果是大型出版社,我猜可能它们不会为像我这样的外国作者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耐心。我的编辑们像家人一样照顾我,陪我度过最疯狂的日子,获奖的当晚,我们没有开大型庆功会,就几个人坐在一起喝了威士忌,聊了聊这疯狂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现在谈谈小说本身,马里·阿尔梅达是个什么样的人?

卡鲁纳蒂拉卡:他的主业是战地摄影师,也是赌徒,还是个生活在1980年代斯里兰卡的深柜。尽管他出身科伦坡中产阶级,但喜欢去各种各样危险的地方。我本人也成长于1980年代的科伦坡,他眼中的科伦坡也是我的观察。那时候身在首都的人经常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但这个小说人物会去北部、东部和南部的战乱地区,拍摄暴行和死人。他的死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他发现还有死后的生活——在见证过那么多战争和暴力后,他原本坚信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赌场,只有骰子在滚动,并没有什么主宰之神。但死后他发现的确有来生,而且有很复杂的规则,这是第一章里他的困惑。在他的魂魄去向彼岸国度前,他还有七夜(也就是七个月亮)的时间去寻找自己被害的主因。他还随身带着一箱照片,拍的都是未公开的战争暴行,他希望能让世人看见。这是他在七天里要完成的两项主要任务,此外还有一些私人关系的和解。

如果没完成任务,会怎么样?

卡鲁纳蒂拉卡: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些会逐渐清晰。如果你错过了彼岸之光,就会永世留在阴阳之间,斯里兰卡的死后世界中充满了没有赶上彼岸之光的鬼魂,它们无所事事地游荡,充满了愤愤不平的怨气,它们会对生者耳语,给他们灌输各种坏主意。阿尔梅达更关心那箱照片的归宿,而没有那么关心自己的死因,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人类目睹战争的残酷,就会终结冲突。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心怀愧疚,后悔自己对待两个最好的朋友、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态度。

您选择用第二人称来进行叙述,这是很有挑战的写法,您完成得非常精彩。您在写作的哪个阶段决定用第二人称,过程中遇到过什么特殊的挑战吗?

卡鲁纳蒂拉卡:我写过很多稿,第一稿鬼故事的背景是海啸灾难后(2005年)的斯里兰卡,鬼魂乘着大巴四处游荡。这一稿我自己觉得问题很多,最后没有用。简单说就是个闹鬼巴士故事吧,还带点血腥恐怖片色彩,大巴上有十三个人,一个接一个都死了。我当时想法太多了,大巴上鬼也太多了,怎么写都觉得是本烂书,后来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写了几个短篇和儿童文学。有时候想想挺郁闷的,写本烂书花的时间跟写本好书差不多。你花了两年,写了三百页,然后发现到处都是问题。后来我回过头又打开手稿,发现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大巴上的一个鬼魂——马里·阿梅尔达。我开始写他的故事时,发现他在用第二人称跟我说话,我好奇为什么;另外一个技术问题是当你从第一页就告知读者叙述者是个鬼(很多小说的鬼魂身份会比较晚揭破),你要考虑鬼魂该怎么说话,我花了一段时间去想,后来意识到人死后能留下的应该是脑海里的声音(你也可以叫它灵魂或别的什么),对那个声音来说,我脑海里的声音是个第二人称,它会告诉我要这样那样。我的处女作《中国佬》的叙述者是个醉鬼大叔,他的声音一被找到就停不下来,阿梅尔达的声音也一样,我写了五十页觉得还不错,就一路写了下去。我知道第二人称不好写,处理得不好会很怪,但它也能给你一种距离感。用第一人称的时候是阿梅尔达在死后处理自己的事情,第二人称是他脑海里的声音在和你对话。

这样写很幽默很好笑。

卡鲁纳蒂拉卡:对我也这么觉得。我本来还担心会有什么蠢人要求我把第二人称统统改成第一人称,还好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

小说背景设在1990年,这个年份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卡鲁纳蒂拉卡: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于2009年,当时各界对战争如何结束、多少平民死亡、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等问题都有争议。我们没有太多真相与和解,只有各个派系互相指责和甩锅,所以我想让一个鬼魂当主角,听听那些战乱的受害者会说些什么。我担心如果写到战争结束或战后的争议年代会比较棘手,因为有些人仍在掌权,把背景放在当下会让我不舒服,你没法确定今天的立场是否明天还能保持。另一个可选的时间点是1983年,斯里兰卡内战的起点,此后冲突持续升级。不过已经有很多书写过这一年的事件了,我不确定是否还要再把族裔冲突的悲剧重述一遍。1989年斯里兰卡有三场战争同时进行,有泰米尔分离主义武装组织vs政府军、有南部工人阶级起义、青年起义,异常动荡。对一个谋杀案来说,有多个嫌疑犯总是好的,阿尔梅达在北方拍过泰米尔解放虎,在南方跟随斯里兰卡军队拍摄,不少人有作案动机。斯里兰卡人记性不大好,这些现在听上去都像古早历史了,战争结束后我们还经历了经济崩溃。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写战争时期可能负担更少,不用担心冒犯谁,当事人基本上已作古;谋杀案的各派嫌疑犯,也可以一一详述。就我本人而言,那是我的青少年时期,当时对很多事情不理解,现在为了写小说而做的研究也是一种再教育。

您在题记里写“愿主原谅他们,因为我绝不会”。马里·阿梅尔达最后原谅了他的凶手吗?

卡鲁纳蒂拉卡: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小说是个很好的起点。阿梅尔达不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他得一路学习去原谅凶手,也要原谅一生中经历过的种种不公。

这是一种谅解叙事吗?这部小说在幽默好笑的同时,也很黑暗。您觉得谅解真能在一个豺狼世界中找到位置吗?

卡鲁纳蒂拉卡:影响阿梅尔达死后生活的是他双肩上的天使和魔鬼,一个角色会说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你无法改变什么,只能寻找内心的谅解和宁静;另一个角色会说不要原谅要复仇,在人间没有得到的公平正义,我们现在应该用一切能用的手段去拨正。你很难确认阿梅尔达倾向于哪一种,因为在小说的不同阶段他的立场也不同。这是小说提出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直面历史还是淡忘它?斯里兰卡人今天仍旧面临相同的难题,我们很不擅长承认过去的错误。今天人们总是谈论经济危机,对八九十年代的战乱仿佛失忆了一般,但我觉得健忘策略未必总能奏效。阿梅尔达应该回到过去直面难题,还是接受一切谅解一切去彼岸生活,这是小说的核心冲突。

昨晚您在记者会上说,您宁可选择和平国家中沉闷的小说界,而不是动乱国家中繁荣的小说界,是否说明您是倾向于谅解的?

卡鲁纳蒂拉卡:我这是在引用一位巴基斯坦小说家的名言。的确,乱世会催生叫人激动的小说,比如2022年就诞生了大批紧跟时事的小说,我可能近十年都不会写时事小说,但我希望有人在写。

您还说过,如果要换一种口吻重写这部小说,2022年可能不是个好时机。为什么这样说?您写小说的年代和今天的社会氛围有哪些变化?

卡鲁纳蒂拉卡:如果用第一人称写作,难免会混淆作者和叙述者的观点或声音。我写《中国佬》的时候三十多岁,主人公六十多岁了,他思想要比我保守得多,那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我得住进他脑子里去。阿梅尔达跟我年纪相仿,但他是个深柜,这细节明显很重要,给了我机会去塑造人物的思维。我进行了大量研究,还请朋友们帮我把关,花费了不少心力,我希望能准确、逼真地呈现这样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下的氛围里,可能会有人质疑直男怎么能写,但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永远只能写我自己——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性佛教徒,那也太无聊了。小说里有个恶魔角色,原型在藏传佛教和印度教中都有,它可以在不同性别中随意转化,就算不是跨性别者,也可以说是无性别吧。我写的时候还问过娜塔尼亚,把这样一个角色写成魔鬼会不会招致刻板印象的批评?我俩很认真地讨论了一下,她说神话是超越性别的。如果搁在十年前,我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也不会和编辑有这样的讨论。

在初稿中,一些次要角色的描写比如警察、敛尸人、司机都有刻板印象的嫌疑,多次修改后,他们有了各异的色彩,在道德光谱中各就其位,也更经得起推敲了。

能谈谈库特·冯内古特吗?您写作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想到前辈作家,还是毫无负担地写?

卡鲁纳蒂拉卡:我是要感谢库特大叔,还要感谢乔治·桑德斯、道格拉斯·亚当斯、科马克·麦卡锡,这些都是我案头常读的作者。库特是我在写《中国佬》的时候就钟情的作家,他的笔调不仅幽默,也有明有暗,我的确想模仿他。我觉得他较晚的也较冷门的两部作品尤其值得一读再读,《加拉帕戈斯群岛》讲人类末世,既丧又好笑,《蓝胡子》是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传记,小说的高潮是他让人看了自己唯一一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画的是一群犹太人被纳粹带向屠场。图像能揭示真相,这也是阿梅尔达随身带着相片的原因。我写作之前,经常会沉浸式读我喜欢的小说。

《第22条军规》呢?也是战争、幽默、荒诞的元素……

卡鲁纳蒂拉卡:老实说,这本书我打开了好几次,都没有读完。我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我们有相似点,但等我读完以后再告诉你。

最后一个问题,您打算怎么过接下来的一年?您肯定会全世界到处飞,参加文学节,能抽出时间写字就已经是幸事了……

卡鲁纳蒂拉卡:我来伦敦前的计划是看看热闹,然后回科伦坡去写我的第三部小说,已经开头了,计划在2023年写完的。现在我要试试看能不能在飞机上写完它了。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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