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莫里斯︱拉脱维亚的光之城堡

里加的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拥有一座“人民书屋”——中庭里一座收藏捐赠书的塔楼，“有五层楼房那么高”。它实质上成了拉脱维亚灵魂的储存库；在1月18日纪念拉脱维亚共和国独立一百周年的活动上，这座书屋成为了活动的中心：这个国家最高层的政府首脑们，每人都捐赠了一本对他们有特别意义的书。实际上，无论来自世界上哪一个地方，人人都能够成为书屋的捐赠者，他们被要求在图书的标题页上留下一段话，或者“与这本书相关的个人故事”。这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用拉脱维亚语写下的故事，“三人同舟”。

那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拥有超过五千册捐赠的图书——目标是一万五千册——当你踏入这座建筑时，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作为一群走访波罗的海各国的记者中的一员，我也得以亲身体验。这座图书馆由知名现代建筑师贡纳尔·比尔克茨（1925-2017）设计，他在二战期间离开拉脱维亚，去美国发展。这座被昵称为“光之城堡”的图书馆，是他的杰作之一。每一个细节都包含心意：每一个楼层的颜色组合起来就是过去拉脱维亚纸币拉特的色彩，在2014年欧元取代了拉特的地位。而地面层的地砖组成的花纹也是你在传统拉脱维亚桌布上能看到的纹样。这座建筑为这里的天际线增添了一个巨大而闪亮的三角形图案，它的尖顶某种程度上又像是一座王冠；从某些角度观察，它让我想起从海中跃起的海豚的背脊，但在当地人看来，这让他们想起一个有名的传说，为了解救沉睡的公主，三兄弟尝试登上一座玻璃山峰。最后是饱受欺负与无视的弟弟最后登上了顶峰，而他在这个传说里，也代表着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被外来势力支配的民族。

无需多言，这座图书馆是拉脱维亚独立的象征性标志，它在2014年（里加成为欧洲文化之都的那一年）的开幕式饱含深情。这个项目已经花去了太长的时间；比尔克茨在1988年收到了设计邀请，建筑工程在2008年启动，而在2014年1月，尽管这座图书馆的工程实际上仍在进行中，还是进行了一项仪式，通过一串两公里长的“爱书人之链”，将两千多册图书从旧图书馆传递到新馆。大约一万五千人报名参加这项仪式，而实际到场的有三万人。尽管当天寒风呼啸，气温低至零下十五度，也没有影响参与者的热情。图书馆里展示的一段影片中，人们满怀喜悦地加入了这个活动，还对传递的图书评头论足，以致拖慢了整个仪式的进程。

这家图书馆的四百万馆藏中包含了拉脱维亚文化史中某些最为重要的元素：被称作“戴纳斯”的四行、六行或者八行的民歌，经历了一代代传承至今。我们的向导安娜·穆卡是图书馆的一名资深工作人员，她指出：拉脱维亚的城市是由日耳曼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建立的，“拉脱维亚人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来自乡村。”因此戴纳斯捕捉的也是乡村生活的基本方面：劳作、战争、四季、生与死。到了十九世纪末，一位作家与编辑克里斯雅尼斯·巴隆斯认为，这些民歌应当得到保存，于是他召集了一群人，走遍拉脱维亚来收集这些民歌。我们得知，刚刚看到的一个柜子里收藏着二十八万页纸，每一页上都抄写着一首戴纳斯。

拉脱维亚语的书面形式相对较晚出现。在文学评论人安达·巴克兰给我们作的一个关于拉脱维亚文学的讲座中提到，拉脱维亚语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本——一个领主的手写的祈祷词——源自1507年，而最早的书籍则是1585年的一本天主教教义问答。早期的文本并非由拉脱维亚人写作，而是来自日耳曼人。拉脱维亚人最早公开出版的作品是一本诗集，直到1806年才问世，而最早的小说，雷尼斯和马蒂斯·考齐特斯兄弟创作的《土地调查员的时光》，则要等到1879年。《拉脱维亚历史辞典》（2017年）的作者指出，这部着重于土地所有权重新分配的小说，其中的角色“快速地在拉脱维亚人的思维中，成为了被普遍认可的人格类型”：

空谈民族主义者，言必称宏伟的“更高使命”；虔诚的农民，在其虔诚下伪装着某种狂热的物质主义；用不合语法的德语短语和表情填补其言辞的装腔作势的人，试图掩饰他的拉脱维亚农民背景；以及坚定、沉默和诚实的年轻人，抵制压力而不屈服。

在拉脱维亚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诗人、剧作家和政治家雅尼斯·皮列克桑斯（1865-1929）——他的笔名是雷尼斯——根据2009年出版的《波罗的海作家三百人》一书，他的文学作品是“拉脱维亚建立国家和民族独立最重要的精神因素之一”。另一位人物是他的妻子艾尔莎（母姓罗森贝尔格，1865-1943）——她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记者，也是第一批高调的拉脱维亚女权主义者之一。她的笔名“阿斯帕奇娅”源自古代雅典的传奇女子阿斯帕奇娅，她在1923年将这位古希腊奇女子的生活搬上了戏剧舞台。

他们的名字在拉脱维亚家喻户晓，他们的作品里包括了深受喜爱的儿童诗歌。他们在里加的两层木屋最近被重新复原，雷尼斯从1926年在那里居住直到逝世，而阿斯帕奇娅从1926年搬进去后住到了1933年。这座房子去年对公众开放，而我们也去参观了。房间里播放着纸笔摩擦的沙沙声，伴随着投影在墙上的阿斯帕奇娅的剪影肖像，使人感觉这对夫妇仍然在视野之外努力写作。

我们得知，雷尼斯和阿斯帕奇娅的性格迥异，甚至他们对待各自的藏书时候也是如此。 阿斯帕奇娅有时为了研究会把书裁成散页，而雷尼斯则用削细铅笔留下了一丝不苟的笔记。但他们在远大目标和创造动力方面非常相配。他们还致力于拉脱维亚文的写作，这在当时仍然很不寻常，文化人的语言仍然是德语。雷尼斯最着名的作品包括了1909年的《金马》——他的版本的玻璃山传奇——以及1919年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被誉为拉脱维亚最伟大的几部悲剧之一。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之外，他还翻译了歌德、莎士比亚、海涅、席勒和普希金（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在博物馆教育室的长椅上，画着由他带入书面语的许多词汇。

阿斯帕奇娅的关注重点包括了个人的自由，她也为她的信念发声，主张艺术应当参与政治。文学研究者伊琳娜·诺维科娃观察到，虽然她通过1887年创作的剧本《她——复仇者》赢得了一个比赛，但这部戏从未上演。这部戏对“波罗的海地区专制的德国压迫者对拉脱维亚农民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殖民化”的表述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 雷尼斯和阿斯帕奇娅积极参与进步的左派运动“新潮流”。雷尼斯在1897年因此被捕——他利用狱中的时间将《浮士德》翻译成了拉脱维亚语——并在1905年和阿斯帕奇娅被迫流亡；第二年他们在瑞士定居。当他们在十四年后回到拉脱维亚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巴克兰在讲座中提到，要理解现代的拉脱维亚文化与文学，“你总是需要追溯起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叙事的主题——事关拉脱维亚人如何理解自己——是七百年的奴役。”她具体说明：十二世纪的立窝尼亚十字军入侵带来了日耳曼人的统治，然后（在拉脱维亚北部）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然后是瑞典人的统治；然后被沙皇俄国揽入旗下；最后，在享有短暂的独立岁月之后，苏联又吞并了这个国家。她说关于这里的儿童在学校里应当学习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现在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在她自己于九十年代初接受学校教育时，对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三个故事，都是来自十九世纪末的传说，在那里“无人胜出，好人最终也不会成功”。她似乎认为，即使在拉脱维亚于1918年首次获得独立之后，这种气氛也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而在此之后，又有一个主题变得愈发重要，那就是强制迁移。在1941年，大约有一万五千人被迁往俄国各地的定居点，而在1949年则有四万两千人。巴克兰告诉我们，对文学的“苏维埃化”从1940年占领伊始就立即启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在继续进行，在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之前几年达到了最为严苛的高峰。写作者们并不会强制要求用俄语出版其作品（虽然最好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俄文），但是小说必须代表苏维埃社会的典型人物，他们也必须富于乐观精神，具有道德引领意义，同时善恶分明。

在1953年后，文化走向更加开放的进程非常缓慢。在那个时代，诗歌仍然在拉脱维亚人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提供了与该国丰富的口述传统的某种联系，而且也因为诗歌提供了言外之音的空间。诗歌以及诗歌艺术节曾经——而且仍然——在拉脱维亚非常重要，而在苏联统治时期自由的流行文化的稀缺，使得诗人得到了摇滚明星一般的地位。当时最受爱戴的诗人之一是雅尼斯·罗克佩尔尼斯，他的作品在当时极具创新风格。但他在去年坦白他曾经与克格勃合作，引起了轩然大波。

雷吉娜·艾泽拉（1930-2002）为革新拉脱维亚的小说形式作出了重大贡献，赋予其强烈的主观性。巴克兰说，她笔下的人物关系非常有力，“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行动都发生在角色的思维之中。到了八十年代末，后现代风格的故事开始出现。随后是“新浪潮”的来临，作者们用就事论事的语言描绘着世界。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拉脱维亚文学“几乎失去了读者”。民众处于贫困之中，未来充满不确定，出版社纷纷关门。而与此同时，作家们也没能立刻理解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们也没能够描绘当下。巴克兰说，所以他们转向内在世界，进行了实验性的创作，但是其结果“永远不会引起大众读者的兴趣”。

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作家包括了曾经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维兹玛·贝尔瑟维卡（1931-2005）。她最重要的诗集之一是1969年的《岁月指环》，在出版后不久就被查禁了。在罗穆尔德·J.米修纳斯和莱因·塔戈培拉于1983年出版的《波罗的海国家：依存岁月，1940-1980年》一书中提到，贝尔瑟维卡的“双层象征”手法被党报《斗争报》判定为“易于在缺乏政治经验的读者中造成彻底的意识形态混乱”（1969年6月7日）。她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版半自传性的作品——巴克兰对此的评价是：“可怕但同时又是热闹的”——描绘了二十世纪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拉脱维亚生活。她只向读者描述她眼前的情况，但与许多想要全面刻画这个时代的小说家相比，她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更有趣”的信息。

巴克兰也提到了诺拉·伊克斯腾纳（生于1969年），她代表了从后现代主义转向相对理性和现实的散文式创作，从而反映拉脱维亚文学的某种更为广泛的趋势。她在2015年出版的小说《母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委约创作历史小说系列的一部分，这个系列中每部小说分别侧重拉脱维亚历史的某个十年。 巴克兰说，有时候那些源自历史的原材料太过庞杂，但每部作品都非常独特，“总体而言，其结果令人惊讶地出色”。

巴克兰告诉我，那种描绘拉脱维亚除了受害者之外一面的作品的需求正在增长，例如由艾噶斯·格劳巴和那梅雅·格雷曾斯执导的新电影《异教国王》，描绘了这个民族祖先的“更具英雄色彩的光芒”。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强调武力的路线是否有益，她说：“拉脱维亚人需要与过去的压迫者创建新的、健康的关系以治愈创伤。”

（凯瑟琳·莫里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辑，本文获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