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诸多蠢事，都来自“理性的沉睡”

近日，浦睿文化“尤里卡文库”推出了英国哲学家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畅销不衰的代表作《我们如何思考》中译本。

布莱克本被誉为“英语世界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全球50位健在殿堂级哲学家”，他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校任职，2002年当选英国科学院成员；2008年为美国人和科学研究员荣誉成员；2009-2010年，担任亚里士多德协会的主席；2011年以剑桥大学哲学教授身份退休。

在本书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自哲学诞生以来困扰许多思想家（如笛卡尔、休谟、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自我、心灵、自由意志、上帝、命运、善良和正义等。通过简练的叙述、逻辑严密的论证，西蒙向读者揭示了思想家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历程，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本书自1999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后，畅销多年。它不仅向读者展现了哲学知识和思考方法，也向读者描绘了哲学的本质及其魅力。

下文即摘自本书，感谢出版方授权。

反思的意义何在？

文 | 西蒙·布莱克本

来源 | 《我们如何思考》

反思的意义何在？反思不会让世上的事情取得积极成效。反思并不烘焙面包或驾驶飞机。为何不干脆将需要反思的问题抛在脑后、继续干其他事？我将概述三种回答：高端立场、中间立场和低端立场。

高端立场是一种典型的哲学策略，因为它要求上升到某个反思层次，要求追问如下问题：在问反思有什么意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反思并不烘焙面包，但是这样的话，建筑、音乐、艺术、历史、文学也不烘焙面包。我们不过是想理解自己而已。我们是为了理解自己而想这样做，正如一位从事纯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是为了理解宇宙的开始而想这样做，一位纯数学家是为了理解集合论而想这样做，一位音乐家是为了解决和声或对位法中的问题而想这样做。这里不会有对任何实际应用的关注。实际上，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维持生计，例如养更多的猪、买更多的土地等，于是我们就能养更多的猪、买更多的土地等。我们从这些日常事务中抽出的时间，不管是用于钻研数学还是欣赏音乐，不管是用于阅读柏拉图还是阅读简·奥斯丁，都是要倍加珍惜的时间，是我们宠爱自己精神健康的时间。就像身体健康一样，精神健康本身就是好东西。而且，最终有一种可以用快乐来衡量的报酬。当身体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我们在体力锻炼上就获得了快乐；当精神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我们在智力训练上就获得了愉悦。

这是一种干净利索的回答。其问题不在于它错了，而在于它可能只是对那些已经半信半疑的人——不是用一种很有闯劲儿的口吻来追问原始问题的那些人——才有吸引力。

于是就有了一种中间立场回答。反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实践相连续。你怎么思考自己在做的事情，这会影响你如何做它或者是否在根本上做它。这种思考可以指导你的研究，或者你对那些用不同方式来行事的人的态度，抑或实际上可以指导你的全部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在经过反思后你相信一种死后的生活，你可能就会准备面对一些烦恼，而假若你确信（就像很多哲学家那样）这个概念毫无意义，你就不会面对这些烦恼。宿命论（即这样一个信念：不管我们做什么，未来都是准备好的）是一个纯粹的哲学信念，却是一个可以麻痹行动的信念。用一种更具政治色彩的方式来说，在一个社会中，当某些阶层的成员被给予了一种低级地位时，宿命论就可以表达对这种地位的默许，而且，这可能就是拥有高级地位、大肆鼓吹宿命论的人所得到的回报。

让我们考虑一些在西方世界更为流行的例子。在反思人性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在根本上是完全自私的。我们只寻求自身的利益，实际上从不关心他人。表面上的关切掩饰了未来的好处。社会科学中领先的范式是所谓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在与其他人的竞争中，经济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如今，假如人们最终认为我们向来如此，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会变得不同。他们变得不太信任、不太合作、更加多疑。这种态度改变了他们互动的方式，他们会招致各种损失。他们会发现更难实施合作经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根本就无法实施：用托马斯·霍布斯令人难忘的说法来说，他们可能会陷入“人人相互为敌”的状态，无法动弹。在市场上，他们总要当心以防上当受骗，因此就会招致沉重的交易成本。如果我的态度是“口头协议不配将它写上去的那张纸”，我就不得不雇律师来设计含有处罚条款的协议；如果除了用钱来塞满律师的腰包外我不会信任律师，那么我就不得不让其他律师来核实协议，等等。但是，这一切可能都是立足于一个哲学错误：用一套错误范畴来看待人的动机并因此而误解了其本质。也许人们能够彼此照应，或者至少可以留心一下自己的行为或遵守自己的诺言。也许，假如有一种更加乐观的自我形象摆在桌上，人们就能学会以此来生活，就会生活得更好。因此，这一点儿思考，即澄清用来理解人类动机的正确范畴，就是一项重要的实践任务。它不限于理论研究，而是可以从理论研究中迸发出来。

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例子。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反思了我们究竟是怎么知道运动的。他认识到，我们如何感知运动这件事情是透视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认为事物在运动，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如何被安置的，特别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运动。（在列车或飞机上，我们往往会发生错觉，认为旁边的列车或飞机好像在离开，只是在我们自己感觉到了震动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正是我们在运动。不过，在哥白尼时代，日常的例子并不多见。）因此，之所以会出现恒星和行星的视运动，并不是因为它们看似在运动，而是因为我们观察者在运动。事实表明确实如此。在这里，对知识本质的反思［哲学家称之为知识论，而“epistemology（知识论）”这个词就来自古希腊语“episteme”，意为“知识”］产生了近代科学的第一次飞跃。爱因斯坦曾经反思我们怎么知道两个事件是不是同时发生，这一反思也具有同样的结构。他认识到，测量结果取决于：与我们正在计时的事件相比，我们当时是如何运动的。这个想法导致了狭义相对论的产生（而且，爱因斯坦自己承认以往哲学家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他们促使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样一种测量在认识论上的复杂性）。

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很多人在思考心灵和身体时都会碰到的一个哲学难题。很多人将心灵和身体设想为严格分离的不同事物。这好像是可靠的常识，但它可以用极为狡猾的方式对实践产生影响。比如说，只要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们就很难明白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于是，医生就会发现，按照精神或心理原因来治疗身体状况的做法几乎必然会失败。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一件事情：对某人心灵的介入怎么可能在作为其身体的复杂物理系统上引起某种变化。好科学毕竟会告诉我们，物理原因有物理结果，化学原因有化学结果。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不需要用经验研究来获得的先验的确定性：一种治疗（例如，药物和电击）必定是“正确的”，其他治疗（例如，人道地对待病人、商议、分析）必定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不可靠的，注定会失败。但是，这种确定性不是以科学为前提，而是以一种假哲学为前提。对心灵和身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更好的哲学理解改变了这种观念。这样一种理解应该能够让我们看到，如果心灵和身体确实发生了相互作用，那么其中就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了。例如，想起某事（这是一个精神事件）会让人脸红（这是一个物理事件），这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事实。想到某个未来的危险可以引起各种身体变化：心脏怦怦跳动、拳头紧握、内脏收缩。通过外推，想必也不难理解一种精神状态怎么影响一种物理状态，例如，一种快乐的乐观主义怎么影响身体斑点的消除，甚或影响某种癌症的缓解。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经验事实。有人不经经验研究就确定地断言它们不可能发生，但事实表明，这种确定性本身就依赖对思想结构的糟糕理解，或者换句话说，依赖坏的哲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不科学的。这个认识可以改变医疗的态度和实践，使之向好的方面发展。

于是，中间立场回答就提醒我们，反思与实践是连续的，我们的实践可以随着反思的价值而变好或变坏。就像房屋一样，一种思想体系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东西，而且，假如我们的思想房屋受到了束缚和限制，我们就需要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结构。

低端立场回答只是略微改进了这一点，但这种改进不是与经济学或物理学之类的精密学科相联系，而是下降到了人类生活在其中显得不甚优雅的地下室。西班牙画家戈雅创作了一系列蚀刻讽刺作品。其中有幅作品称为“理性的沉睡产生了怪物”。戈雅相信人类的诸多蠢事都来自“理性的沉睡”。总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想要什么，他们将如何证明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坚定的信仰可以传染，一些人可以让其他人几乎确信一切。我们往往情愿相信我们的方式、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政治好于他们的，或者我们的上帝赋予的权利胜过他们的，又或我们的利益要求对他们采取防御性的或先发制人的攻击。到头来，人们正是因为思想观念而相互杀害。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其他人是什么样子、我们是谁、我们的利益或权利要求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思想观念，而正是这些思想观念让我们大动干戈，或者压制其他有良知的人，甚至有时候默许其他人镇压我们。当这些信念要求理性沉睡时，批判性的唤醒就是解毒剂。反思能够让我们后退一步，弄明白我们看待某个境况的视角有没有可能受到了歪曲或是否盲目，或者至少让我们弄明白有没有什么论证支持我们所偏爱的方式，抑或我们的视角到底是不是主观的。恰当地做这件事就是在从事一部分概念工程。

既然无法提前断言反思会通向何处，反思就可以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就总有一些反对反思的想法。哲学问题令很多人为难，甚至感到愤慨。一些人担心，一旦他们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观念就不会随便经受考验。其他人可能想坚持“身份的政治”，也就是说，将自己认定为某个传统、某个群体或者某个民族身份或种族身份，而一旦有了这种认同，他们就会无视对其生活方式进行质疑的圈外人。他们会置批评于不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与圈外人的价值观念“不可通约”。只有圈内的兄弟姐妹才能理解他们。人们喜欢撤退到一套厚实的、舒适的、传统的习俗内部，不喜欢过于担心那些东西的结构、来源甚或可能应受的批评。反思开启了批评之路，传统习俗可能不喜欢批评。各种意识形态就用这种方式成为封闭的圈子，准备对有所怀疑的心灵表示愤怒。

过去两千年来，哲学传统一直在抗击这种令人舒适的自满，始终坚持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始终强调理性反思有力量消除我们实践中坏的要素并用更好的要素取而代之。它始终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认定为自由。这种观念的核心要点是，只有当我们恰当地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对自己希望前进的方向有所把握。只有当我们稳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从总体上来看待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思考如何处置它。有人曾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力图理解世界，而要点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历史上最愚蠢的一个著名评论（而且绝对不符合他本人的思想实践）。他本来会做得更好，只要他补充说，若不理解世界，对于如何改变世界（至少从好的方面改变世界）你也知之甚少。罗森克兰茨（Rosencrantz）和吉尔登斯特恩（Guildenstern）承认自己不会吹笛，但是他们力图操纵哈姆雷特。当我们在毫无理解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时，世界就准备重复哈姆雷特的回答：“哼，你以为玩弄我比玩弄一支笛子更容易吗？”

在我们的时代，有一些悖逆这些思想观念的学术思潮。有些人质疑真理或理性的概念，或质疑不带偏见的反思的可能性。他们多半是在从事坏的哲学，甚至往往不知道那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画不出一幅平面图（更不用说设计一种结构了）的概念工程师。在本书各个环节，我们会再次看到这一点，但是同时我可以许诺：本书毫不避讳坚持这个传统，反对一切对反思的价值所提出的现代怀疑或后现代怀疑。

戈雅为其版画所题的完整箴言是：“理性所遗弃的想象产生了不可能存在的怪物：与理性相结合吧，她是艺术之母及其好奇之源。”我们就应该这样来看待这幅作品。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