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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仕忠｜长留双眼看春星——回忆晚年的王季思先生

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仕忠

2023-01-19 13:39

来源：澎湃新闻

我是王季思先生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从1986年秋到1996年春，我自读博士到留校，追随先生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如今，先生离去已将近三十年，近来读亲朋所写忆念先生的文章，恍然间觉得先生那蹒跚的身影似乎并未远去，令我有重闻謦欬的感觉。于是掇拾思绪，写下我的忆念。

一

我读博士时，先生已年过八十，但仍然写了多篇超过一万字的论文：大多是自己列出提纲，然后通过讲述，与助手、学生合作撰写。我也曾根据先生的提纲与讲述，为他整理过两篇论文。1993年，先生与郑尚宪、我合作编集《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喜剧集》《正剧集》，选目都是先生在反复征求意见之后确定的；每集都有一篇超万字的序言，虽是我和尚宪起稿，但都经过先生的悉心指导和最后审定。

年过八五之后，先生还通过口述，写了一些短篇论文。最后的两年，则是在家人和学生陪伴下，写一些随笔和回忆文字，从千余字到数千字不等。这些随笔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一篇是《我的老年心境》，另一篇是《祸福交乘冤亲平等》。后一篇，看题目，我以为会讲“宽恕”，或是像鲁迅那样的“一个也不宽恕”，先生却说：“我感激那些信任我赞助我的同志，也不忘记那些从反面激励我前进的朋友们。”

至于诗词短章，是先生一直都在写作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连口述散文也变得艰难，但每年春节也仍然自拟春联，在元旦时吟咏新篇。例如1994年的春联：

放眼东方万里晴光来晚岁

托身南国一生学术有传人

1995年的春联是：

薪火相传一生无大憾

中兴在望双眼盼长青

从这些春联中，可见他心心念念所想的，一是对学术的薪火相传，欣慰已得传人；二是对国家兴盛的期盼，泰然面对离去那一刻的到来。

甚至当他只能卧床，连翻身也不方便时，仍在床榻上吟咏诗句，让守护在身边的儿女记录下来，有时候也寄给朋友看，如林芷茵先生就收到过“半章”诗篇：“世味尝来惯，浮生认不真；药医不死病，佛渡有情人。”虽谈不上是华美的辞章，却依然可见不老的心声。

所以，先生的小女儿小雷说：“爸爸的最后几年，有意识地用诗词文章来证明他的生存。”

小妹说的是“最后几年”，这是女儿对父亲晚年心态的解读；大哥是《王季思全集》的整理者，他的回答，已转换到对先生一生写作的评说，其实并无矛盾。

我对小雷的说法深有同感。记得有一次我陪侍先生散步，他说，脑子要经常用，夏（承焘）先生晚年不写文章，脑子很快就退化了；我因为经常写些小文章和诗词，所以现在脑子还能转动。——夏先生晚年深受病患困扰，但心态的“放平”，可能加疾了老年痴呆蔓延的速度。而王先生在晚年仍然努力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十分乐意与年轻人交往，感受那些勃郁的生气，因而在暮年也仍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1993年冬，王季思与黄仕忠的合影。

1989年6月，我们三名博士生毕业。一个月后，先生“自愿退休”，从此不再招学生，但黄天骥老师仍然恭请先生来指导学生。那时先生行动已经不便，说话方音更重，写字手抖，但不仅继续校读完成了《全元戏曲》十二卷的编纂，而且对学生、对来访的年轻学者、对于团队建设，都是认真地提出指导意见，并一直保持着写作状态。

先生在给四十年代一同参与抗日演剧的林芷茵的信中说：“我去年（1989）暑假后也已退休，但《全元戏曲》有待完工，同时也还写点小诗短文。我以三句话自约：即退而不休，动而不劳，衰而不落。偶然写点东西，可以克服老年人的失落感。”（据林芷茵《一个人的世界》，宁波出版社，1997）

系友许石林记录1994年6月的一次拜访，也可作印证：

我对先生说：“您的徒子徒孙们目前只有一个愿望：祝您健康长寿!”

先生嗬嗬大笑。他说：“我每天坚持工作，现在手抖得厉害，不好写字。但是每个月至少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或填一首词。发表出来，让中文系毕了业的学生看了，知道我还活着，还能思考，还能写。”（《玉轮轩写意》，《东方文化》1995年第1期）

活着，便要活出意义，而不是畏惧死亡。他在《我的老年心境》中说：“相信在我生命终止的最后一天，亦将含笑赴长眠。”

在这位耄耋老人看来，单纯只是肉体存在而不能思想，“生存”便失去了意义。所以在那“最后几年”，即使行走不便，甚至都不能下床了，他仍努力通过诗词文章来证明自身生命的存在，而不是“行尸走肉”。这便是先生晚年的心境。

我是在跟随先生学习的这段时间，逐渐明悟一个合格的学者应当如何自处。我十分幸运，在学术起步的阶段，跟随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学习，当时他们都已功成名就，但依然孜孜不倦，勤于写作，他们完全不需用学术来作稻粱谋，也不需要再向世人证明什么，纯粹是出于内心的需要，寻求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他们把学术内化为生命的组成部分，用写作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体现生命的意义。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学术和人生的关系，从而能摆脱世俗功利的桎梏，克服浮躁的心态。

二

王先生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对后学的奖掖扶助，更是众所周知、众口一词的。

我曾以跟随徐、王两先生分别学习三年的感受为例，比较两位先生指导研究生的异同。

徐先生其实是“自学成才”，自己悟通学术之路的，所以他主张不作干预，让研究生自己领悟；只有能领悟者，才有资格成为合格学者，否则便不当入此门。因而表扬少，批评多。又由于他是学欧美文学出身，已经融入一些现代人际观念、责任界限，见面时，他总是先问我学业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以为这是导师的职责，而从不过问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也不让学生去帮他做任何家事，以至被人误解为“不近人情”。

王先生早年深深受惠于吴梅（字瞿安）先生，甚至在逃婚时曾住于其家。瞿安先生则藏书任用，悉心指导，竭力推荐。所以王先生对学生、晚辈一向宽厚，通常是先肯定鼓励，再批评建议，并且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逢年过节时经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由于表扬多而批评少，看起来似乎是只说好话而不作批评。王先生说，学生资质有高低，老师的责任，是让学生有所进步，不必要求皆有成就。——我现在对学生，更倾向于王先生的做法，但也会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所在，所以实际上是对两位先生的做法做了折衷。

有一次，上海戏剧学院召开会议，寄函给先生，请他推荐人参加。由于当时中大的老师们都有事不能去，先生说：那就让仕忠去吧。——你还可以顺便回家探望父母。我听得先生此言，当时眼睛就湿润了。这就是我的老师呵，他对学生的关心就是这样细心周到！

王季思与黄仕忠，1992年前后。

康保成师兄是1984年入学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不断有人问我：‘王先生已80高龄，他还能带你们么？’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是啊，文科研究生以自学为主，何况是博士生！北京某名流的研究生告诉我说，他们平均每年和导师见面三到四次。毕业时，除班长外，有些导师竟叫不出学生的名字！”(《我的导师王起先生二三事》，《文教资料》1990年第2期）

说起来，博士制度设立后，第一二批导师，是由国务院学科组评出的，大都是泰斗级学者，但其中不少老先生年事太高，已无力指导，学生便处于“放羊（放养）”状态。有的先生记忆力严重衰退，已认不出自己的学生。王先生年事虽高，事务繁忙，门下学生众多，但头脑清晰，依然能为学生周到考虑，怎能不让人感动万分呢！我们想要对先生有所报答，也是发自内心的。但先生只说：你们若有所成就，便是最好的回报。

师生情如父子，而又异于父子。学生深感机会难得，求知若渴，虽片言只语，也视若拱璧，回味再三，犹恐愚钝，未解真意；偶得长者之赐，常怀涌泉相报之念。而儿辈则不同，或许会烦厌于父母的唠叨，以为老话过时，况父子遗传，性格相近，易生排斥，沟通维艰，于是做家长的不便多说，即使是为之绸缪，大多是悄然以行，儿女或不知，或是当时并不理解。——当然，学生多了，分润多了，儿女所得便显得少了；当无数学生、晚辈一次又一次地感念老师的恩泽，仿佛老师那里有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似的，也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为了学生已经掏尽了一切。

《南方日报》记者问先生长子：“王季思非常爱护学生，人所共知，不知道他对家庭的态度怎样？”王兆凯：“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学问和教学上，放在扶助青年上。受过他提携的学生、年轻学者不少。他是个很有成就的学者，这是无可否认的。对子女的话，他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去扶助或者引导。我们的专业是自己选择的，他从来没有建议。”

黄天骥老师说，先生的女儿曾经埋怨：“爸爸就是爱学生，不爱子女。”先生嘿嘿一笑，不作辩解。（《余霞尚满天》）

我想起1990年秋，姜师母患急病去世，有一天晚上我和先生的三公子则柯值班照看先生，有过长谈。则柯说，他初中就住校，直到上大学，都是自己想的办法，在成长过程中好像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关心。我读到他最近写的《与父亲在北大》，回忆起那些往事，可见父爱如山，舐犊情深，只是他当时年少，略不以为意。

我阅读先生哲嗣们的回忆文章，发现都曾一度感觉到爱的缺失。因为就在那个特殊的时段，悲痛的事件接踵而至：1957年初，师母徐碧霞被查出患有胃癌，先生带着她四处求医，忧心如焚。6月间，先生被教育部请到青岛讨论文学史编写，几乎是首次破天荒可以携带家属，先生高兴地安排在北京的长子、长媳到青岛来举行婚礼，证婚人都请好了，长子却在行前被划为右派，婚礼自然也吹了；幸而在艰难中，媳妇始终不离不弃，宁可开除团籍也不肯离婚。1958年秋，碧霞师母在重病一年多后，带着对长子的无比挂念，因疾病与操劳而不幸去世。离去前，坚持将家里的奥米格手表留给大哥。这年则柯十六岁，则楚十三岁。持家的母亲原是维系这个大家庭的内在支柱，一朝倾折，仿佛天崩地塌。失去母爱的庇护，孩子们对父爱的渴求会变得特别强烈。而先生向来是“甩手掌柜”，家务事全都交托给妻子，而一旦痛失“会持家”（先生语）的爱妻，又要当爹又要当妈，那种“不知所措”的窘状，不知有几人有过理解，有过同情？

另一方面，这个时间点，正是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57年5月下旬的“引蛇出洞”，系主任王起教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就已经滑到右派边缘，受到有关方面的警示。根据反右运动结束后党组织所做出的鉴定：王起“在反右初期，对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段时间扭不过来。曾认为陈残云同志对董每戡‘两副面孔，两种做法，两种法律’的谬论的批驳，有点过火。后来经党的教育和帮助，迅速地端正了态度，积极的参加了反右斗争，态度较坚决”（《王起的表现材料》,1960年7月）。后人已经无从知道当时党组织给予了怎样的“教育和帮助”；眼前病重的妻子、一大家子的生存，是沦为右派而家破人亡还是保全自己和家庭，这残酷的现实，是否对他“迅速地端正了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积极的参加”，并表现出“态度较坚决”，这期间是否也曾承受过内心的煎熬？往事似乎已经成为云烟，后人只知晓结果如此，至于那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痛苦心绪，无人在意。

二女儿美娜回忆说：“妈妈病危像晴天霹雳，爸爸甚至不能自已，一次骑车回家撞到了树上。”骑着单车，眼前行进的道路一片迷茫，恍惚之中，车不由己，一头直接撞到了大树上——可以说给那个时候王起教授的状况，从一个侧面留下一份写照。

王先生的小公子则楚说：“母亲的五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大哥王兆凯考上北京钢铁学院，二姐王美娜考上清华大学，三姐王丽娜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三哥王则柯和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我的母亲徐碧霞》）是父亲遮风挡雨，为儿女们提供了保障。而那些在运动中沉沦的人，他们的子女也随后一同沉沦了。

三

八十年代后期，我去北京访书，拜见师友时，有师长对我说：“你们王先生是圣之时者。”黄天骥老师也在文章中记述了他曾听到同样的话——“圣之时者”，原是孟子评价孔子的话，说他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意思是批评王先生跟时代跟得太紧。

先生年轻时就接受“五四”新思想，勇于抗争，有叛逆的精神。他以注五经的方式注《西厢》，关注底层的通俗文学，本身就是这种新思想的体现。所以，跟上时代，与时俱进，是他毕生的追求。

1950年代初，中山大学曾编纂了全国第一本用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文学史》，教授们为学习新思想，倡言“三年不看线装书”。广东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根据地，北伐的大本营，“文革”后更是“先行一步”，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或许其中有着共同的因子。这里毗邻香港，面向海外，易于接受新思想，勇于改变旧面貌。在我看来，先生南下广州后的作为，有其个性的因素，也有区域人文环境的影响。

先生一生都在努力进步。因为历经山河破碎，对国民党极其失望，才对共产党充满向往。1930年代他在松江中学执教时的学生严慰冰，是陆定一的妻子，师生在解放后恢复了联系。陆与先生同岁，毕业于南洋公学，解放前后担任中宣部部长达二十年之久。一次我们散步时，先生说，他那时读陆定一的文章，觉得这些共产党人真有水平，比较之下，自己的思想水平很是不够，所以凡是自己的想法与政策、思想相左时，就习惯性地检讨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直到经历“文革”，才开始有所反思，明白问题之所在。

先生的反思与自我批判，大量散见于晚年的文章与交谈中。

先生说：“我当时以‘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但是，在极左的思想和政策影响下，自己的思想也越来越左，甚至对自己解放前后的有些基本正确的做法，如独立思考，自由争论，也未能坚持。”（方小宁《王季思：经受思想炼狱的洗礼》,载《百年风铃与世纪老人聊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先生还说：“我一生做过许多错事，有些事想改也来不及了。”（黄天骥《余霞尚满天》）

又如1981年9月，先生请助手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完成了一篇《王季思自传》，经过先生审订，发表在《文献》第十二辑（1982），文后，先生特别加了一段附记：“……问题是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学术工作中的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十年浩劫中的随风俯仰，缺乏定见等，没有指出。”这篇自传随后收录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先生又将“在十年浩劫中”改为“在历次运动中”。1988年3月28日，先生再次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完全重写了结尾部分，在列出自己的著作之后，他写道：“在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在我的前进过程中不免有迷失方向的时候和不切实际的想法。解放后的新形势，对知识分子追求人生理想、搞好专业工作是比较有利的，但由于教育、文化领域时‘左’时右，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愈来愈‘左’的思潮，使我有时只能左右摇摆、跌跌撞撞地前进。……”

我们可以看到，王先生在晚年对自己的过往，是不停地检讨自责，不断地自我批判，反复地声称“过去走过弯路”，“我一生做过许多错事”，“失去了独立思考”，每每表示忏悔。他其实“毕竟是书生”，我们却从来不见他有过一丝一毫的自我辩解，也从来不曾有推诿于时代、潮流的话语。

王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戏曲专家、文学史家，但并不是一个思想家。黄天骥老师在不同场合（包括与先生当面时）多次说：“王先生在政治上是很幼稚的。”这是弟子们都认同的事实。先生的哲嗣们曾多次提醒我们要看到先生的不足，其实学生们敬重王先生，并非看不到他的不足，也不是讳言其事，而是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世上从无“完人”，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王先生一生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就已经非常了不起。

南方日报记者问王兆凯：“你最想让人记住王季思的是什么？”大哥回答说：“最想让人记住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学者、一个出色的学者。凡人有的欲望他都有。他在学术上确实是下了功夫的，研究问题很透。他研究元曲的时候，会去研究《元典章》，就是元朝的法律。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现实意义是什么，研究古典戏曲，对我们研究今天的社会是有意义的，它在今天是有投影的，或者说是有影响在的。”

这说明大家对先生的理解与评价已经基本一致。

四

王兆凯更直言，王季思与陈寅恪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就我来说，陈寅恪的形象远比王季思的高大。现在，就是要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来挽救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界。”

1954年秋天，王家搬至东南区一号的一楼，与二楼的陈寅恪成为邻居。这是一栋独立的别墅，旧称“麻金墨屋”，原住一户。后加墙作隔分，住两户。陈家住二楼，从北面大门进，出门左转有一条白水泥路，东至大路。王家住一楼，从南面的原后门出，另有一条小道出行（今已去掉，连成草坪），接南侧小道，经小道折往东，才能至大路。

2011年时，记者问王兆凯：“两家关系怎么样？”时年七十九岁的大哥答道：两家关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不是写了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记者说：黄天骥教授回忆说，“当年，我去拜访他，他常提醒我说话声音要轻一点，以免影响楼上的陈老先生。我知道，他对陈寅恪教授由衷地敬佩。”兆凯答：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王季思走的，和陈寅恪走的是不同的路。王季思走的是驯服的路。

兆凯大哥不幸被划为右派后，二十多年间经历了非人的遭遇，父子之间的政治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陈寅恪先生当然是令人高山仰止，可是，不仅在中大只有一位陈先生，连整个中国也只有这一位呵！而拥有王季思同样想法与做法的，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大概是属于多数吧。

则柯记道：因“院系调整”，以原中大医学院和原岭大医学院为班底组建了中山医学院，陈家的原邻居周寿恺教授迁居东山。我家迁来楼下，上下为邻，直到“文革”期间相继被逼迁出。（《与陈寅恪先生做邻居》）

陆键东兄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这样写道：

王与陈素昧平生。王起第一次接触陈寅恪是在1953年，那次学校专门组织中文、历史等文科数系的老师去听陈寅恪讲课，题目是“桃花源记”。陈、王两家来往不多。1957年之前陈、王两人偶尔有诗词唱和，之后则极少交往。王季思比喻为“鸡犬之声可闻，而老死不相往来”(据王起回忆，1993年10月7日），这大概也是当年知识分子身处的一种环境。(三联书店，1995年版，68页）

陆兄所记，都是事实。组合在一起，则给人许多想象的空间。

当时，陈寅恪失去周寿恺这位朝夕交往的好友，更显孤独。新搬来者，原本“素昧平生”，后来两家也“来往不多”。据王先生本人所说及后人所记，作为邻居的两家不是很亲近，应是事实。

另一方面，陈比王大十六岁，王尊陈为“教授中的教授”，敬而不近，也属正常。陆键东根据1993年10月7日对王起的采访，这样写道：1958年，“与陈寅恪共居一幢楼房的王起，不同意陈寅恪对《莺莺传》的一些解释，某日得允登门与陈寅恪切磋”，三十多年后，“王季思依然清晰地记得：陈寅恪听完他的说话之后没有表态。”这“得允登门”的场面，可见王起“政治上的幼稚”，因为他认真地想做一次“正常”的学术交流，却在不正常的时代里选错了时间；作为被拔白旗对象的陈寅恪，感受到的可能是另一层意思，所以保持了沉默。

兆凯大哥直接引用了陆键东书中记录的话，来说明两家关系，作为直系子女，能够毫不讳言，十分可敬。但事情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王先生的回答，也包含着些许微妙的意思。两家虽然居相邻，但要得到陈寅恪先生的认可，并非容易，当时在整个中大，能得以近距离交往的，不过冼玉清等三二人而已。

王季思先生在年轻时关注国家前途、民族沦亡、民生疾苦，他性情刚烈，也因这种性格，一度入狱、失学，1948年因与当局冲突，被迫离开浙江，远赴岭南。他的这种性格也遗传并影响了子女。长女田蓝受父亲影响，1948年从上海幼专奔赴华北解放区投身革命。长子兆凯在“鸣放”时积极建言，遂被打成“极右”，一生坎坷。则柯中年之后从研究数学转向经济学，在专业上独树一帜，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的岭南一家，还写了大量经济学随笔，并撰文议论时事，可见对父亲的文脉传承。则楚调回广东后，在二十多年中，不断提出议案，为民生疾呼，受人关注。他们的身上，不仅流淌着先生的血脉，并且隐约可见先生言传身教的痕迹，只是他们自己反而可能没有太多感觉。

五

到了九十年代，我去北京，拜见同样的师友，他们纷纷向我表达对王先生的问候和敬意。

小雷那时已经旅居美国，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专程回来陪伴，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记录先生最后那些时日：

让我更惊讶的是，那几天他常常望着天花板吃力地说：“有风暴……你快走。斗你的时候……别说话。让他们……斗我。风暴……来了，你快走……”

爸爸一生历尽沧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恐怕要数几乎置他于死地的“文革”。终日卧床，难免浮想文革恶梦。他一直盼我回家，希望我留在他身边，此时却耽心得让我早走。这荒唐的耽心让我流泪。

王先生晚年所写《自题玉轮轩》二首，其二曰：

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而有情。

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

这是一个睿智的老人对于人生与历史的感悟，也是一个从教七十余年的老师，对于学术薪尽火传的期待。

我想，一个人的人生，漫长而又曲折；一个人的思想，若是经历过动荡岁月，必会如过山车那样高低跌宕。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浪中，是如此的卑微与渺小，如果我们不能看到人生的起伏波动与特定时代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完整地看到全过程，恐怕都不免会失去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