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编者按：

从译林出版社获悉，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出生于天津，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哥哥杨宪益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出身名门的杨苡8岁进入天津中西女校就读，度过了烂漫无忧的少女时代。

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没来得及入学，“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一道迁往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从中文系转到外文系。在纪录片《九零后》中，杨苡、杨振宁、马识途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90后”联大学子回忆曾经群星闪耀的日子，其中最先登场的就是杨苡。

下文节选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纪录片《西南联大》截图

给巴金写信

我是十七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家》《雾》《雨》《电》，不光是小说，他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哥喜欢胡适，我姐崇拜冰心，我最崇拜的是巴金。

冰心在燕京教书，我姐是真的崇拜。她的毕业典礼，带我去参加的。在燕京的礼堂，学生都在那儿了，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我姐站在外侧，靠过道，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她激动得很，大喊：“谢先生！”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让她别响。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我是有点隔膜的，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我爱读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

其实也不光是我，我在中西的好友当中，有好几个都迷上了巴金，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我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开始给巴金写信的那段时间，同学刘嘉蓁也在给他写信。

《金粉世家》

一九八五年我和她通信时还说起这事，她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的来信里这样写：“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卷进一二·九运动后，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血管里流淌着的血要沸腾了，要爆炸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要爆炸的血管，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一个承受者，帮助她承受这火，这血。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他理解、同情、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歌唱，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我的心得到了安抚。”刘嘉蓁到延安之初还给巴金写过信，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

当时我也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去寻求抚慰的。那段时间我特别苦闷。有好多因素，一是前面说的一二·九运动，再就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

我哥对我特别好，我总是跟着他，什么事都听他的，像是一种依靠。有一次我上楼，仰头对空气喊了声“哥der”，堂弟杨纮武听到，就对母亲说，六姐是想哥哥了。我一直叫我哥“哥der”，那是从一个玩笑来的：八叔家的四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加上我哥带我一起玩，他们和我哥都上新学书院，会英语，跟我说，喊我哥要说“dear哥”，我不会说dear，一说就说成“der”，他们当笑话，说，行，你就喊“哥der”，后来就一直这么叫。我总跟在我哥后面，到老了我姐还说，我和我哥是一拨的。

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对于我，他也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就在一团苦闷中我开始写信。

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总想大笑，又怕是在做梦。事实上，信我是悄悄写的，收到信也不能公开，尤其更要瞒着母亲。

我在第一封信里写了对他作品的喜欢，还有对他的崇拜之情，以后慢慢地，什么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他说，什么事都问他的意见。都是很长的信，我喜欢做梦，梦多，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以至于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说我有一封信长到写了十七页纸。

可能是第二封信，我就说到了对我的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他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

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嘉蓁之间的通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路走对了”，否则我大概要问，为什么赞同刘嘉蓁去走自己的路，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可能他会说，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想想，如果刘嘉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

巴金和杨苡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家合影

我跟巴金通信，母亲并不反对。我开始瞒着她，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我给好莱坞明星瑙玛·希拉还有巴金写信，她都是知道的，他们回信，我告诉她，她嘴里不说，心里也是高兴的。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嘛。巴金的《家》她看过，知道他名气很大。对《家》怎么个看法她没说过，不过晚年她有次说我，你和你哥都不给我争气，就知道玩儿！你们怎么就写不出一本《家》呢？巴金能写，你们就不能写？但是另一方面她挺传统，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叛家庭，以及我受巴金的影响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也是晚年的时候，有次她对我说，你都是给巴金害的。这是说我后来的路，离家去读书，包括婚姻，都不是她的安排。

沈从文先生

沈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好像也就那么一次，他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对女生特别爱护。那次批评我时，我和他已经做了一段时间邻居，很熟了。

是郑颖荪领我认识沈先生的。我搬到青云街没几天，有天他下楼，撩开我自制的土布门帘，做手势要我出来，说，杨小姐，我带你去见个人。他带我去见的就是沈从文。我是最怕见生人的，每见生人只知道鞠躬，而后就剩下低头站在一边绞手指。说是要见沈从文，我就更慌。早就听说过虽然沈从文当过兵，自幼看惯了杀头之类吓人的事，人却是个腼腆书生样，一点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那种。可毕竟是生人，还那么有名。

沈先生的《边城》我在天津时就读过，但我更喜欢的是巴金。我姐是沈从文的粉丝，也不光是他，“京派”作家里好多人的作品她都爱读，像周作人、冰心的书她都买的。《边城》我好像也是从她那里看的。他们几个都到燕京大学做过讲座，周作人有次去，还是大公主包的车去接的。大公主没读过多少书，小学的水平，在燕京借读，接周作人那次她都抢在头里，陪着一起走，周一个老夫子的样子，她穿得漂漂亮亮在旁边一扭一扭的，可笑极了。后来照相，她就挨着周作人坐。对人介绍我姐，说是姨太太生的，把我姐那个气呀。

我第一次见到冰心是去观摩我姐的毕业典礼。典礼上安静极了，不像现在乱哄哄的，冰心走过来，我姐看到了，就嚷：“谢先生！”冰心见了竖起手指在嘴上，让她别出声。我姐说，沈从文去的那一次最有意思，那次不是演讲，是座谈，大家围坐在一起，轮到沈先生讲了，他半天不开口，好不容易开口了，说：“我不会讲话。我害羞。”而后又不响了。我姐说，真是窘死了——不是他窘，是听的人坐在那里，心揪着，不知如何是好。名作家呀，怎么会是这样？！

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沈从文（1902-1988）1929年被聘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讲授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他和颜悦色，轻声细语的，我还是紧张，只会傻傻地望着他，低声说了句：反正我要像觉慧！没头没脑，有点“文不对题”吧？也不知是对他说，还是对自己说。

怎样就算是“像觉慧”呢？其实我也没个谱。沈先生鼓励我埋头读书，我也没做到，成天看小说、唱歌、写长信，要不就是在麻布上绣我想出来的花样。我还买了把乐锯，亮闪闪的，没事就吱吱呀呀地拉，幻想着能在上面拉出托赛里的小夜曲。离开了家，一下子所有的管束都没了，我的兴奋还没结束，那情形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结束了高考进大学，自由得不知怎么挥霍时间，就忙着兴奋了。

我和沈先生很快熟起来。他的客人多，因为知道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作家、诗人来访，他会让我也过去见见。我的房间隔着院子与沈先生的屋子相望，从后窗可以看见他那儿。院里通常都是黑洞洞、静悄悄的，有个晚上，忽听到清脆的女声喊“从文”，就见到对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来，拿着灯往下走，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就像飘下来似的。而后就听见沈先生大笑，原来是冰心从呈贡来看他。院子里立时欢声笑语，笑语未毕，他就朝我的窗户喊：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我匆忙下楼去拜见，这是第二次见到，上一次是在我姐的毕业典礼上，但我根本不会寒暄，扯扯当时的情形什么的，只鞠了个躬，马上就溜掉了。

没过几天，又是个月夜，沈先生又大声叫我：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哈哈，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哩！徐芳是北大高才生，好像还是“校花”，不像冰心的清秀，像玫瑰的热烈。她哇啦哇啦滔滔不绝说个不停，沈先生只是微笑着听，我嘛，当然更没话了。之前没听说过徐芳，后来也没读过她的诗，因为沈先生，这一幕还记得。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四十七年后，沈先生大病初愈，口齿已不大清楚了，我和杜运燮去看他，他喜欢听我们“摆龙门阵”，在他那间明亮的书房里，我和杜运燮海阔天空地聊，他坐在一把半圆形的藤椅上笑眯眯地听。我说起当今女作家抽烟的不少，不是逢场作戏抽着玩，是真抽，他忽然笑眯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徐芳，也抽烟。

沈先生对我的不够用功当然是清楚的，有机会就劝诫我。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这样教导学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几乎每个晚上，我都看到他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站起身来举着灯走进卧室。

昆明那时用的都是煤油灯，昏黄微明——那个情景我印象太深刻了！有一天我懒散得很，懒得看，懒得写，早早吹熄了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盘算明天找谁去玩，到哪儿逛逛，吃焖鸡米线还是吃饵块……第二天一早沈先生上楼到外间来工作，笑着对我说，昨晚写了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我羞得无地自容。

之前他就对我说过：要用功哩！我去睡觉，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像平时说话一样，他都是笑着说的，但其实都是认真的教诲，只是我总是做不到。

赵瑞蕻、杨苡夫妇在恩师沈丛文北京寓所

吴宓先生

那时候不大明白教授水平的高低不全在口语好不好，发音是否纯正——学问常在这之外的——我们对英语说得地道的就佩服，对说得不地道的就觉得奇怪。比如，吴宓英语发音很糟糕，普通话也说不好，很重的方言腔，说英语、说普通话都带那个味，我们就奇怪，这么有名的教授，怎么发音还不如我们中学老师？

我们女生对吴宓印象不好，还有一条就是他土。吴宓身材偏瘦小，脑袋却蛮大，听说是四十多岁，看上去却是老学究的模样。他是穿西装的，还拿一根手杖，走起路直挺挺的，目不斜视。他拿手杖跟别人不一样，不住地在地下点，跟盲人行路似的。昆明尽是石板路，手杖点在石板上，嘀嘀笃笃地响。照说西装手杖的，应该洋派，但在他身上就是显得土。有的老师，学生是有点怕的，吴宓名气很大，表情又严肃，女生倒没有谁怕他的。

吴宓给我们上过“欧洲文学史”，这是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高年级没修过的人也可选修。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更是对着空中大呼“Oh！Beatrice！”。显然动了感情。不知他这样深情呼唤时，是否想到了毛彦文，我想下面的学生大概都有联想，他的那段恋情，联大学生中几乎是无人不知的。

《滚滚红尘》

我是还在天津时就知道了，因为家里有他的书。大开本，书皮是灰色的，上面写着“吴宓诗集”几个大字。这书是我哥买的，出国留学时就留给了我。旧体诗，我不大看得懂，只大概翻了翻，留意的是书中的许多照片，还有就是情诗。有些句子像大白话，比如“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没什么懂不懂的，一下就记住了。还有，他的追求没结果，就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百害无一利”。

我容易记住，还因为毛彦文后来嫁了国民党员老熊希龄，一九三四年我哥出国前我们全家到香山度假，住的就是熊希龄家的别墅。没准当时还议论过——这事在北方知识界真是传得“沸沸扬扬”。

不光是毛彦文，联大师生中还流传他的其他恋爱故事，包括师生恋。他对漂亮女生格外注意，倒也不全是因为恋爱，大概是爱美之心吧。上课点名，点到金丽珠，金应了，他一见就直直地看着她说“Beautiful！Beautiful！！”。我们直想笑又不敢笑，使劲忍着。又说他对女生特别照顾，很讲究绅士风度。大概是这样吧。但许渊冲说吴宓因为赵瑞蕻追我，就在课上安排赵和我坐一起，那是瞎扯。赵瑞蕻高我两班，因之前没上过“欧洲文学史”，的确是选修了，但联大的教室都是随便坐的，通常女生坐在前排，我都是和金丽珠一起坐的，赵瑞蕻、许渊冲他们都坐在后面。

赵瑞蕻（右二）杨苡（右三）夫妇以及杨苡哥哥杨宪益，戴乃迭与战友萧亦五于南京国立编译馆院内。

说起来吴宓先生倒是和我们有过一次课外接触，那已经是我和赵瑞蕻结婚以后了。是我们住在凤翥街的时候。他由杨周翰陪着，到我们家是来搜书的，他听人说，赵瑞蕻拿了图书馆的书总不还。赵瑞蕻是有不少书借了不去还，我说他，他不高兴，说，书嘛，又不是偷。当时西南联大图书馆书不多，你占着别人就看不了，所以吴宓听说了很生气。

我远远看见他们来了，吴宓拿着手杖，嘀嘀笃笃，杨周翰在一边直跟我使眼色，也不知什么意思。我就对里面的赵瑞蕻说，吴先生来了。

吴宓气呼呼的，我迎他进屋，发现书架上有些书没了，都是图书馆的书，当然是赵瑞蕻刚才拿下藏起来了。吴宓没搜出什么来，气鼓鼓的，也不说话，就走了。后来我又跟赵瑞蕻说，书还是应该还回去，这样霸着算什么？他不爱听，不过后来还是还回去了。要面子，找没人的时候，往柜台上一放就走了。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苡/口述 / 余斌/撰写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