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⑤｜适彼乐土，逃离灾殃

灾殃与流民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流民是“因遭遇灾害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任新民先生在《试论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中，把役繁赋重、天灾和战乱列为古代流民产生的三大主要原因。

文中列明，中国古代天灾之多，世所罕见。自秦至清末两千多年，有记录的天灾达5000余次，平均每年两次。不但次数多，而且灾情重。诸如“赤地千里”、“平地汪洋”、“连岁旱蝗、荡无农收”、“疫疠流行，死伤大半”、“人相食”等触目惊心的字眼，史书中屡见不鲜。

战乱之多，也是世所罕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20年，记录的战乱有160次，占据约900年。特别是历史上的几次特大战乱——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变”，更让整个中国北方变成“尸如山积”的恐怖世界。

关于“役繁赋重”，各朝代因战争和大型工程征收徭役、兵役和赋税，繁重不堪屡屡导致民不聊生。民间演绎中，“孟姜女，杞良妻, 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 不免自家送征衣”，而在寻修建长城的丈夫不得后哭倒长城，“哭死于城，城为之崩”。孟姜女的故事正反映出民间对苛政与劳役的反抗心情。

人如果带着对更好生活的梦想奔赴远方，那是相对主动且目标明确的。而若为逃离灾殃而仓促奔走，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存活的机会也必定少了许多。在那些灾殃频繁沉重的岁月里，如何才能机缘巧合，得以保全，成为幸存者？过往的胜利，属于诸位读者的先人。

流民问题不仅存于古代中国，近代和当今世界依然显著。2022年初俄乌战争开启之际，市政厅栏目推出乌克兰难民相关的多篇文章，题为“寻找避难所”。今日，我国中青年民众大部分未曾亲历战争、灾荒和新冠疫情之外的突发事件，有幸在和平富足的状态中生活。俄乌战争袭来之初，遭受打击的城市、流离失所如同草芥的难民实时境况，突兀铺陈眼前，颇令人关注和揪心。

今时今日，战争仍无休止；而“气候危机”的阴影早已笼罩，成为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挑战者。经历持续数年的新冠大流行，以及更加密集严峻的气候事件，“不确定性”的警钟为全人类敲响。

人类的未来会好吗？地球人类，是否终将难逃流民的厄运？而“流浪地球”，又将流去何方？由此，以下尝试梳理灾殃之下，中国古代与近代“流民”的不幸命运与应对之法。

适彼乐土：桃花源与乌托邦

1942年河南大饥荒，逃离受灾地区的难民（来自网络，源自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图片集）

“适彼乐土”，取自《诗经·硕鼠》，是奴隶的奔逃之梦。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这首诗成于先秦时代。剥削者贪得无厌而寡恩，被剥削者决计反抗。奴隶社会，反抗的主要方式就是离开。理想的去处，就是“乐土”，没有压迫和剥削，自由自在，安居乐业。这样一处乐土，当时并不存在，所以咏叹中的离开并没有出路。相当长的时期，逃亡的奴隶，或被奴隶主追回，或落入其他奴隶主之手。但“适彼乐土”，标志着奴隶们的觉醒，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憧憬。“乐土”的咏叹，不知启发和鼓励了多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正如《中国移民史·古代卷》（江立华，孙洪涛著）所言，“从根本上说，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是阶级社会产生流民的最主要社会根源，亦是阶级社会流民的重要特征。”

 画中桃花源（来自网络）

人们总盼美梦成真，“适彼乐土”之梦，至少在陶渊明的笔下成真了。这是一群为躲避秦时战乱而逃离到桃花源的人。他们运气极佳，找到一处丰美隐蔽之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是与外界的唯一通路；但“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自然资源丰富无虞。他们以近乎血缘群体的关系，维持着小型宗亲社会的运转，如同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彼此依存——“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的美好生活还是可持续，“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且自带屏蔽功能以排除外界干扰，刻意去寻访者“不复得其路”。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北方战乱频繁，晋政权南迁，大批北方汉人纷纷流向南方。在这样一个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的乱世，越置身黑暗，人们越向往光明。陶渊明对于桃花源美好世界的想象，恰如16世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爵士设想的“乌托邦”。正值资本主义萌芽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层矛盾乍现。莫尔对劳苦群众深感同情，向往消灭私有制的理想社会，这促成了他的乌托邦构想。

相隔一千年，就社会理想而言，陶渊明和莫尔爵士殊途同归。虽然他们都不知晓如何“适彼乐土”，但这就是光明乐土的样貌。

逃难，逃难

《苏轼集·卷四十七》中言，“夫民之为农者,莫不重迁,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为子孙百年之计。”安土重迁，只要有一线希望，古代中国农民就不肯放弃自己的家园。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灾难频仍。比如，战争之外，黄河多次改道和决溢，旱灾与饥荒屡屡相伴而至，蝗灾来势迅猛，蝗群过境，数千里草木皆尽。大灾突兀而至，故园无可依附，人们被迫背井离乡。灾乱发生，前方没有桃花源。流离失所的人们，逃亡之路和落脚之地如何？

趋利避害，人之天性。《中国移民史·古代卷》（江立华，孙洪涛著）列明流民去往地点的类型：①流向丰稔、稳定的地区，以获得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②流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比如深山、边陲乃至蛮夷之地，以避开繁重赋税徭役；③ 流向地广人稀的地区，比如湖广填四川之初，“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的四川，清初“有土无人，沃野千里”的关东，以缓解人口繁多的压力，得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④ 流向城镇，寻找就业谋生机会；⑤ 跨出国门，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都成为目的地。

字里行间，可见流民之艰难。可借用“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去”一言以蔽之。若干影视作品，可生动形象地提供灾民逃难和立足他乡的线索。《叶落长安》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故事背景是灾荒：抗战期间，一九三八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一九四二年，河南遭遇百年大旱。连续几年的天灾战乱，导致河南大地颗粒无收，三百万百姓为求生存被迫西入潼关，奔向陕西。故事的主人公白玉兰当时十岁，举家逃荒路上见到无数饿死的路人、为争抢施舍的食物踩踏而死的灾民，经历了自己弟弟因冻饿而死，吃尽苦头。到达目的地西安之后，为给家人谋得一处栖身之所，十岁的姑娘从城墙土洞中把死尸背了出来。经过几十年风雨，得到温暖幸福的结局。这一家人，如同一片叶子颠沛流离飘落长安，最终落地生根，繁荣昌盛。

1942年河南大饥荒乘坐火车逃往陕西的难民（来自网络，源于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图片集）

为何当时许多灾民选择举家逃往陕西？首先，交通便利。河南到陕西有火车通达，国民政府也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让灾民免费乘坐火车，沿线设立救助点等。灾民就算坐不上火车，也可以沿着铁路线或公路线向陕西逃亡。

其次，陕西与河南民间交往自古以来非常密切，陕西对河南难民包容相迎。这样的情谊，可谓投桃报李，守望相助。近可追溯到1929年的关中大饥荒，陕西十室九空，逃往河南的人数不胜数；远可追溯到隋唐，正如前面文章提及的长安城朝廷官员赴东都洛阳就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于，陕西当时不是战区，有着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是灾民心中的“丰稔、稳定地区”。逃出来并活下来，就是幸运者。《河南省志·人口志》记载，1940年河南人口为3067万，1944年河南人口2471万。1942年河南这场大饥荒，河南省有300万人逃到陕西等地，因灾死亡人数也达300万。

并非每个逃难灾民都能像《叶落长安》中一家人那样幸运。逃难路途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去往的地方文化不同，资源和土地境况不同，加之以外来人口涌入之下激增的压力，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和际遇。那些为避灾殃背井离乡的人，也可能成为“棚民”，贫无生计, 携家逃避山中, 搭棚居住, 开山种地，迁徙无常。他们还可能乞讨为生，或落草为寇，或依附豪门大户成为“佃户”，又或不得不放弃务农而在其他行业谋生，比如经商、挖矿、投身寺庙道观、沦为奴婢等。

清代长江岸边的“棚民”（图来自https://www.sohu.com/a/426306959_126037?sec=wd）

众生皆苦

近期热播电视剧《三体》得到原著书迷好评。剧中名场面之一在于，游戏中三体人的“脱水”、“浸泡”。在“乱纪元”到来之时，人们纷纷高呼“我要脱水”，瞬间变成一张干枯的人皮，等待不知多久之后的“恒纪元”来临，“浸泡”后复生。“乱纪元”意味着巨灾突降、无法存活；“恒纪元”意味着宜居环境，可供休养生息。

这是科幻作品中戏剧化呈现的场景，但不妨从应对灾殃的角度加以类比。面对不确定又惨烈的灾变，三体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选择“脱水”后留存，而不是“赶紧毁灭吧，累了”？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浸泡”后复生，也在始终探寻抵达“恒纪元”的路径。这值得盼望。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战乱频发、天灾屡降，是什么支撑人们熬过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除了求生本能，苦难善忘，在诸般苦难中对一点点甜的追寻之外，必须得有所盼望。

思想因何而生，盼望因何而来？详细解析，并非笔者能力所及。此处只对佛教的传播及其发挥的作用略作引申。  

2019年8月成都文殊院外（作者拍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绘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盛行。佛教的盛行，除了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之外，还在于民间的心理需求。佛教很早就传入中国，却在南北朝时期才广泛流传，正在于当时社会需要宗教抚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的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朝代频繁更替，经济陷入崩溃，民不聊生，不但产生大量流民，而且战争频繁，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在每个人身上。百姓怎么办？或接受，或反抗。逃难不一定成功，反抗要冒着巨大风险，佛教的“业报”和“轮回”观念恰逢其时。民间所深爱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能听闻每一个人的苦难和盼望，予乐拔苦。灾殃频至，人们需要精神寄托——或安抚自己，期待拯救；或接受苦难，期盼来生。无论哪种，都是精神上的“乐土”，光明的乐土，让人们坚持、承受和忍耐。

 重庆大足石刻（相欣奕拍摄于2019年7月）

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赵梓函拍摄于2022年1月）

灾殃之下

陶渊明笔下桃花源中避世的人，自称先祖避秦时乱而抵达。而秦代民众的灾殃，不止有战乱。赋税徭役无比繁重，推行严刑峻法人人自危。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平民起义。秦王朝横征暴敛，大修宫室、陵墓，百姓苦于徭役，社会矛盾激化。陈胜吴广正是在去渔阳戍边路上，因大雨而延误时日，按照秦法应斩首。在死亡威胁下，逃无可逃，揭竿而起。

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来自网络）

再看热播剧《三体》。下周预告中，女主角叶文洁即将喊出“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三体”的震撼口号。如前文所述，灾殃之下，温顺的人儿盼望逃往桃花源避世，走投无路的人儿揭竿而起求生，科幻剧中的“地球三体组织”，则是“毁灭吧，赶紧的”。这颇具隐喻。当然，呼喊消灭人类暴政的人，各有各的“灾殃”，或是辛酸经历，或是对现状不满（如环境破坏），从而对同类及未来失去信心。

不放弃的三体星球居民，一次次脱水又浸泡，在每个长短不一的文明周期中，持续在浩瀚宇宙中搜寻乐土作为崭新家园；而自暴自弃的地球三体组织，却在促成人类文明的消亡。

春节热映大片《流浪地球II》也是刘慈欣的作品。我还没去买票观看。延续《流浪地球I》的思路，本片讲的是地球不再宜居，劫难当前，人类团结应对和劫后余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更适合于近年来被不确定性震撼和警醒的人们的期盼。人类向来不是温室花朵，每个当代人和未来人，都是千难万险的幸存者。趋利避害，适彼乐土。这个乐土，不大可能在远方等待光临。我们需要达成共识，描述出来，并共同造就。

借用刘慈欣的一段话结尾，向永不放弃的古人致敬，为今时今日的我们鼓劲加油：

“你听着亲爱的，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在前太阳时代，做一个高贵的人必须拥有金钱、权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拥有希望，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长，我们都要拥有它！”（刘慈欣，《流浪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