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我认识的杨讷先生

杨讷（1935—2019.1.6）

我认识杨讷先生略早于其他诸位如杨志玖、蔡美彪先生等。因为1978年2月我作为1977级学生入学华东师大历史系不久，听说下半年系里将召开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各地的学者将来校参会。到了下半年，果然冠盖云集，兰州大学的赵俪生、河北大学的漆侠、历史所的田昌五、陕西师大的孙达人等等都到会了。因为农民战争史是1949年以后的史学领域著名的“五朵金花”之一，倍受学界的关注。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理论指引下，很多学者穷年累月投入大量精力，企图从绵延两千余年的农民战争史实中总结出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来。今天回过头去看，似乎当年的这种认知很幼稚，但人类的认识就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经过无数个螺旋式上升得以提高的，没有理由以今天的成熟来讪笑昨天的浅薄。

杨讷先生是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代表的名义参加研讨会的。1978年时，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是有很多“禁区”，唱赞歌的分贝远比否定的声音更为强烈。比如，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明明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且拥护好皇帝的皇权主义者，却因为个别起义者针对不平的社会现实，超前地偶然地喊过“均贫富”的口号，因而被一些学者拔高，成为“平均主义”的追求者。他们进而认为这种口号影响下的活动就是反对封建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反封建。又如每次大的农民起义被平息以后，统治阶级是否会实行“让步政策”，也成了与会者争论的热点。虽然1965年的一言九鼎，肯定了对“让步政策”的批判，从此，“只有反攻倒算，何来‘让步’之说”便一边倒地充斥史坛。但学术毕竟不是现实的政治，武器的批判焉能长久取代批判的武器？到了1977年，争论重又激烈起来了。这些辩难对于刚入校门的大学生来说，真是目眩神迷，不知所从。于是通过王春瑜老师邀请，杨讷先生给我们做了一场辅导性质的学术漫谈。

记得杨讷先生主要讲了三点意见：

（一）听讨论会的发言要注意对其观点的分析。观点正确与否的逻辑因子十分重要。义愤不能决定观点是否成立。如1949年前，多依正史立论取舍，将农民起义视为“盗贼”“寇掠”，这是阶级立场决定的。但现在仍有人用义愤代替理性分析。例如对孙祚民观点的批评，说什么“你吃了农民种的粮食，而不替农民说话，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种责备显然不科学，不能遵从。

（二）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应注意封建社会中多种阶层关系的综合研究，注意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纯粹的农战史研究，考证农民军的进军路线、兵力扩展等等，只能为写历史小说提供素材，其他则是作茧自缚，没有多大意义。

（三）如何判断农民军性质的变化，如元末的两支农民军陈友谅与朱元璋的关系。不能以农民军领袖的生活作风（奢侈还是俭朴）为依据；也不能以内部的火并谁是谁非为标准，等等。

这是一场深入浅出、史论结合的学术恳谈，杨讷先生略带南方口音的又很标配的北京话，语句犀利干净，没有废话，直击要害，令人印象深刻，恍在目前。当时我不会想到，以后几十年，我会和他有很多接触，所受的教益既广且深。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一番不解之缘也。

我自1982年初大学毕业，进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次年，因为共同效力《中国历史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的编纂，与杨讷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逐渐知道了他的许多往事。

他是上海人，祖籍镇江。中学上的是华东师大一附中。他还记得中学时代曾请华东师大历史系的袁英光老师来校做的报告，所以他谦虚地说：“我也算袁先生的学生了。”1953年报考大学，他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那时候录取的名单都在报纸上刊布，他也第一次在报纸上扬了名。北大五年的学习生涯当然是毕生难忘的，第五年是专门用于撰写毕业论文的，北大管理的科学与严格，真是名不虚传。1958年毕业后，他进入了学部属下的历史研究所，算是与研究历史结下了终身的缘分。

杨讷在历史所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的能干与精明在所里是出了名的。八十年代，所里作所长候选人的民意测验，杨讷的得票率竟超过了在任副所长的李学勤。当时社会上有一股“能人”治校、治所的呼声，历史所的“民意”也反映了这种对时尚的响应。

1983年，我去南京大学参加《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史》定稿时，就听杨讷说起，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已加过两次工资，现在每月薪水九十元，他很满意，相信以后会更好。他又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个人有三千本藏书、五十盘磁带。那时居家面积都很小，他一家三口，一个儿子已经工作，全家住在古城南路，虽然离市中心较远，但已开通了地铁，他和夫人都不坐班，可以错峰出行，颇为怡然自得。那时候有两居室住房已属不易。他说起著名的史学家徐炳昶（旭生）和他住一个楼，常常和他的儿子挤在一斗室内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连续剧。我很佩服他有那么多藏书。他说喜欢买书的人有点像集邮，一套邮票缺了一种就会老想到它。尤其是搞历史的人，总想坐拥书城，足不出户，就能开展研究。只有依照自己的既定方向，先是穷尽占有基本书，即第一手资料，其次是占尽专业队伍同行的研究著作，以便比对、分析。到了十几年后的九十年代，全民的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他屡经变迁，搬到白石桥高层的北图员工宿舍大楼，有了四室二厅的房子，一百几十个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只是他的藏书还在不断扩容，一万几千册的书籍蔚为壮观。他的好买书的习惯连小区的物业管理人员都知道，说：“这家没什么钱，他们的钱都用来买书了。”他自己也说，光一种《傅雷家书》他就买了四个版本。所以他的老朋友周良霄揶揄说他是在“玩书”。

杨讷的“玩书”已有不短的历史。北京琉璃厂那里的中国书店门市部，营业厅面积不大，属半内销半公开的书肆，常有些内部书在这里流通。与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二楼门市部有些相似，进门要出示工作证，有时甚至要介绍信。“文革”之初，当然是赶尽杀绝，“四旧老巢”之书片甲不留。到了“文革”中后期，眼见得文明潮流在世界各地浩浩荡荡地推进，制造文化沙漠的闭关锁国行为是那么的愚蠢徒劳而且令人发笑，于是有了像中国书店和上海书店那种“半掩琵琶半遮面”的书店开放。

当年的北京中国书店有三位常客，一位是学部属下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另一位是尚且赋闲在家，后来出仕上海市长，因汪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而名满天下的汪道涵。第三位便是比他们年少二十岁的搞历史研究的杨讷。三人在那里见面次数多了，生人变成熟客，有时偶尔也会聊起各自的行当与近况。杨讷出名甚早，六十年代因听说吴晗在修订其名著《朱元璋传》，便将搜集到的出自《正德瑞州府志》与《东山存稿》书中有关彭莹玉的材料抄送给他，吴晗引用了这些材料并很有长者风范地在书中提到了杨讷的名字，表示感谢。所以当汪道涵知道了杨讷的职业后，尽管那时仍有高压，仍含蓄地勉励他：“以后就要看你们这代人了。”

杨讷不仅自己买书，也帮别人买书，所以在圈内享“买书有办法”之名。八十年代初，前辈史学家黎澍给杨讷打电话，要求“务必买到一套《宋会要辑稿》”。杨讷托了中国书店的熟人，果然觅到了书。当年书已到店上架待售，正好给蔡美彪遇上了，但全套十六开精装八大册，即使旧书，也要四十多元钱。蔡先生囊中余款不够，只好回家取钱，待再到书店，那套《宋会要》已给前客买走了。这位前客就是杨讷。于是黎澍得到了所需之书，杨讷完成了重托，蔡美彪失之交臂。这套书由中华书局影印于1957年，一次印了一千六百套。定价为六十元。实在是不贵的。进入八十年代前期，旧书价仅四十余元，仍很便宜。然而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仍然囊中羞涩，像蔡美彪这样的“高知”，竟然也得回家取“巨款”方能买下！这件“掌故”背后反映的物价、书价、知识分子的薪资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资讯，分析者尤宜注意，不应脱离时代的大背景而轻忽之。

所有业内的同行都认为杨讷太聪明，他于“而立之年”，即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发表了《元代农村社制研究》。但是他也因分心太多，用在学术上太少，于是在总体成果上不及二陈（陈高华、陈得芝）二周（周良霄、周清澍）。1982年，《元史论丛》创刊，元史学者有了自己的专门史的研究集刊，可以不定期地、唯质量是求地发表各自的心得成果。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对周良霄的文章很推崇，说：“他的思路很开阔。”对同辑所刊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就评价“差一点”。杨讷承认自己“又好旁务，浪费了许多时间”，于是决心不再编书，改变自己“读书不少，也有看法，但写得太少”的现状。毕竟他有多年的沉淀积累，一朝脱颖而出，如同“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数年之内，他的论文与专著接连不断，如对元代白莲教的研究，对明初重臣刘基事迹的考述，对金代道士丘处机“一言止杀”的辨伪，对早期全真道利用方技传教的事实的申论分析等等，均是发人之未发，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之作。所以陈高华赞之曰：“杨讷一出手就是精品！”

杨讷原则性很强，他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善于说“不，不”，然后当面申说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其实是一种好习惯，然而在中国却不易传扬推广开来。他又能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有择善而从的肚量。这种事例很多，以下不择细大，姑举一例以明之。

如中山大学的胡守为，胡氏生于1929年，广东东莞人。入学岭南大学历史系。虽然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追求进步。五十年代参加了共产党。并被中山大学校方指派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助手。“文革”之前的十七年，运动如绵绵瓜瓞，接二连三，胡守为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自然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谨小慎微。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疯狂的年代发生了多少荒谬绝伦、湮灭人性的事件，包括一代巨匠陈寅恪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明理性的认知才得以恢复，陈寅恪的地位与价值才被肯定与重新认识。1988年，终于在广州召开了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追思陈先生的论文集。

但是会议的发起、筹备与组织是有曲折的。陈寅恪昔日的弟子，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王永兴，在会前向学术界发出了公开信，支持会议的召开，但反对在“文革”中参与迫害陈先生的人参加会议。信的矛头明显是指向“文革”时任中大历史系副主任胡守为的。“文革”运动很快波及陈先生，批判、抄家，并取走一个藏有陈先生若干手稿的小皮箱，后来这个小皮箱就下落不明了。

杨讷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会人云亦云。他最初对胡守为的印象得之于周良霄，只知胡守为水平不如想象的高明。但是杨讷对胡守为的看法并不凝固而一成不变。他与胡守为的专业领域并不一致，起先互不了解。多次接触尤其是在世界名曲的欣赏方面找到共同的切入点时，理解逐渐加深了。他觉得胡守为为人谨慎，处世低调，当了中山大学副校长后也无得色与骄人之气。至于学术上成就高低的评价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王永兴发出公开信，抵制广州陈寅恪纪念会时，杨讷非常直率地指出：“王永兴老盯着人家没有道理！”仅仅是怀疑，多年存疑而证据始终阙如，应当是“疑罪从无”。后来1988年的广州会议开得很成功，代表们对中山大学的精心组织表示满意，这也是对时任中大副校长胡守为组织协调工作的肯定，并间接地为胡守为洗刷了不实的指责。

杨讷长于驳论。我曾和周清澍先生谈起我的这个判断，很得他的赞同。我也曾和杨讷本人谈起驳论思辨能力的形成及提高，与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尤其是“九评”的发表熏陶大有关系，他也颔首同意。最能体现杨讷驳论特色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评〈隋末农民战争与反佛浪潮〉》（《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另一篇是《不可尽信的〈通鉴胡注表微〉》（《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第一篇是批评姜伯勤先生的，分了三节，前后呼应，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另一篇是批评当代史学大师陈垣的名著《通鉴胡注表微》的。陈垣的这本书自1947年问世迄今已达七十年之久，遍闻赞扬之声。杨讷从陈垣书中提到的元太宗窝阔台六皇后乃马真氏入手，分辨“牝鸡”一词在《通鉴》书中褒贬之义互用，指出陈垣认为“无贬词”是“随意曲解过甚”。陈垣《表微》书中又将辽之述律后与元之乃马真后相比较，两人在历史上时距三百多年，晚年的遭遇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而陈垣则“完全弄错了”。以下又通过胡三省的身世与处境，用四个事证说明作为“隐士”的胡氏根本不可能“备见天下事”。这篇书评仅一万字左右的篇幅，没有对陈垣该书全面展开评述，但他的结语——陈垣的“表微”“‘殊近附会’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时间颠倒者有之，自相矛盾者有之，随意虚构者亦有之”，所以说其“不可尽信”是不谬者也。对举世公认大师的名著之缺失，七十年以下而鲜有质疑之声，真令人难以置信，不得不佩服杨讷思辨之深与直言之勇也。

1986年，杨讷离开了历史所宋元史研究室主任的岗位，调往书目文献出版社任总编辑。书目文献社是八十年代初成立的，社址就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院 内。从1958年北大毕业进历史所，他在所内已有二十七年，白云苍狗，恍如昨日。

杨讷是个兼具研究员与出版家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几十年的“玩书”经历，使他对图书市场有着丰富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他在《历史研究》杂志社评上的副编审职称，证明他具备了高级的编辑才能。他又有宽广的人脉关系，在南北各地的学术界与出版界熟人很多。所以，书目文献社决定引进他并委以总编辑的重任，而他也跃跃欲试地表示接受聘任，可谓双方均有一拍即合，得其所哉的感觉。

杨讷到书目文献出版社上任之后，才知道这个出版社家底的薄弱与人才的匮乏，困难是不小的。全体员工中编辑占很小的比重，更要紧的是编辑的素质不高，无论策划选题、审读书稿、订正校样、设计版式，直到营销推广等等环节，其能力都远不能和他熟悉的老牌出版社如北京的中华书局、上海的辞书出版社相比。书目社怎样给自己定位，今后朝哪个方向发展，应该培养怎样的梯队人才，以保证出版社的持续发展呢？

从“背靠北图这座大山”的实际出发，杨讷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了一个切合书目社发展实际，并深具本社特色的大型选题——编纂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按经、史、子、集四部选目，以十六开精装上下栏影印北图特藏珍本古籍面世。杨讷熟知当年两位出版界的巨擘，即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和中华书局陆费逵策划影印或排印《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成败得失的经过始末，终于使得原镇馆之宝藏于国家图书馆“深闺”而人多不识其庐山真面目的善本、珍本之书能够为广大宏儒学子所利用。这一选题在学界引起非常强烈的震动，订单纷至沓来。这个选题完全扭转了书目文献出版社的颓势。这真是一个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佳独门选题，而且有一石三鸟之效，促进了社内的梯队建设和成熟，书目社与海内外学术界的联络渠道大大拓宽了。水涨船高，杨讷的名声也随之更加响亮了。

杨讷任总编辑之前不是共产党员。书目文献出版社的社长是法人代表，理所当然只有党员才能担任。总编辑是仅次于社长的主要领导角色，非党员也是不合适、不相宜的。于是出版社的党组织便来动员杨讷入党。杨讷终于入了党。1986年下半年，他被《光明日报》以做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代表作了宣传报道。不久，他被任命为北图的副馆长。北图是中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直属文化部管辖，地位的煊赫与重要不言而喻。所以蔡美彪先生会打趣他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中央首长”。

应该说，杨讷是个严守本分，自尊自爱自强自重的人，他的分寸感极强，略微还有点矜持，绝不会脱略形迹，也不至于僭越逾分。他已过“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一向凭理智与本领吃饭，如今自然更不会托大。外出会议多了，小车安排不过来，便坐公交，他说“这是不敢忘记自己本来就是个凡人”。直到他下课的两三年后，口碑依然很好，北图的群众都说他“没有什么事”。然而，真的没有什么事吗？

1991年4月，杨讷已迁入新居地处白石桥的北图宿舍五号楼。他自云：“我很满意。”他住在十二楼，凭窗远眺，视野开阔。他的一万多册的藏书都已分门别类上架，安置得井井有条，他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雅致的琴房，摆放了一架钢琴。如果夫人郑女士归国团聚，笔耕之余，演奏一曲世界名曲，杨讷在边上闭目侧耳静听，该有多么心旷神怡？真有南面王不过之乐也。这时的杨讷已不是副馆长了。

1992年10月，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拍馆藏敦煌文献，住宿于北大附近的魏公村旅馆。杨讷得知后，到魏公村找我，神情舒畅。我也很高兴，讲了一些祝福的话。我见到了杨讷并非心如槁木死灰，他仍有锋藏鞘中，企图再试之愿。杨讷没有等来官场的“起复”，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的学术生涯却有了更多的收获，甚至可以说延长了他的形体与精神的生命。

馆方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他提出愿意做《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的对读，以求彻底搞清同一种书被两种“四库”抄本收入时，有无文字上的异同。这项工作，北图的前辈人员曾想做而未实施。1931年，位于北海西侧的北图馆舍建成，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迁入其中，馆舍前的街道也就命名为文津街。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全部影印出齐，用两种阁本对读便有了一定条件下的可能。文渊阁本缮写质量最好是公认的，其他阁本，尤其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文津阁本等还有多大的实际使用价值呢？这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才能释疑的。而“释疑的唯一办法就是核对”。

从1991年冬季始，杨讷与助手李晓明女士在北图天天比对渊本与津本两种“四库”本的异同。工作顺序的原则与体例当然是杨讷设计的，从“集部”之书开始，亦是杨讷的主张，反映了他广博又精明的见识，清晰又缜密的思路。“集部”之书容易上手，取得突破。如果战况不利，久攻不克，又便于转身撤退，或改搞“子部”等。果然，两个“四库”本对读，得出的结论令人吃惊。杨、李二人一一将异同情况记录在案，并由杨讷执笔完成了几篇概述，联名发表在北图馆刊上。到1997年，二人完成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的全部工作，并写出了《前言》。同年，北图出版社以十六开精装十五册的规模出版了这套定价三千九百元的大书。这是称得上“四库”学史上石破天惊的大事，颠覆了多少人自“四库”修成二百多年来的固有认知！人们至此才知道文渊阁以外的几种阁本以津本为代表，都有有待发掘利用的不小的文献价值。杨讷个人的名声也不胫而走，从1997年起，很多人说起杨讷，总不忘补充一句：“就是那个搞‘四库’的杨讷！”这有点像历史上“以字行”出了名的人物那样，他的本名反被人忘记了。元史专家杨讷以比对“四库”两种写本而大扬其名。我曾向杨讷说起这一有趣的现象，他亦颔首微笑认可。2005年，这套“补遗”书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杨讷对《四库全书》系统所收的书有完整的看法可参看他执笔撰写的《前言》。1992年8月3日他给我的信中又简要地表述了他对利用“四库”版本书的观点：“贵社选刊《四库全书》零售，价格适宜，使穷学究亦能购买，诚惠泽学界不浅。我对《四库全书》虽无好感，但有书总比无书好，只要引用时注意以好本核对，便可减免讹误。”这个看法很精辟。

1998年以后，杨讷离境去加拿大探亲，此后多年往还于北京、上海、温哥华三座城市之间。他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中断，续有论著发表。我将以《摭忆杨讷的晚年》为题，另作绍介，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教。

杨讷致蒋维崧信（1992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