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听伊拉克犹太人的漂流故事 | 李梓新专栏

原创 李梓新 三明治

文 | 李梓新

在伦敦，你会碰到各种各样肤色和人种的人。每个人都像一个巨大的故事容器行走在街上。如果能把每一个故事记录下来，那会是一部全球史。

这之中，犹太人的身影当然不会缺少。

20世纪著名的国际学者托尼·朱特在他接受Timothy Snyder采访而成的书《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说到，犹太人因其发源地和生活而有不同的支脉。讲德语的中欧犹太人和讲俄语的俄罗斯、立陶宛等国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最尊贵的，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犹太人次之。他自己是立陶宛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的后代。

但我还是漏掉了一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他们是最古老的犹太人之一。

我因为关注中东女性境况而联系联系了Dalit Haim。她祖籍伊拉克，现在是英国Sky News电视频道的一位资深新闻制片人。

“我不是穆斯林哦。我是伊拉克的犹太人后裔。” 她在WhatsApp给我发了这条信息，忽然揭开了我一个巨大的信息盲区。

在她小女儿的生日会上，我见到她来自伊朗的丈夫。她的婆婆正说着说波斯语。知识有限的我内心有点大惊小怪：伊拉克和伊朗这对打过八年两伊战争的国家之间，还会有一对伴侣？

没想到，其实在两伊战争之前，两国之间有很多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他们都是伊拉克犹太人出身。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伊朗、以色列、美国、英国，这些和Dalit身世紧密联系的国家（地区），在半个多世纪前，一部伊拉克犹太人的流亡史在静悄悄上演。这是犹太人全球离散（Diaspora)中鲜为人知的一个版本。

“我们甚至不叫自己伊拉克犹太人，而是叫巴比伦人 （Babylonians）。”Dalit说。因为犹太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已经定居在古巴比伦城和两河流域了。而伊拉克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名称而已，而且是被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划分势力范围生造出来的“Artificial Country（人造国家）”。

二战后，生活在伊拉克的犹太人仍有数十万之众，然而今天，官方统计的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只有3名，都是日薄西山的老人。这片土地上，更古老的居住者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世人都对纳粹大屠杀之下的欧洲犹太人离散更加熟知，特别是他们中有一部分逃离到上海。其实，伊拉克犹太人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在上海经商。这中间，最有名的是最早为沙逊家族工作，后来自立门户的哈同（Silas Hardoon），他在上海铺设了今天的南京路，他的花园别墅是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展览中心。

“听说上海今天还有一条路以哈同命名呢，我父亲说，哈同和我们在伊拉克其实是同一个大家族。” Dalit说。我搜索了一下，这条路就是今天的铜仁路，1943年，汪伪政权将其改名，取哈同谐音改为铜仁路。

我告诉她，确实是的，而且今天是上海的繁华市中心，从美国来的蓝瓶咖啡（ Blue Bottle）全中国第二家店就开在那里。对面的安义路毛泽东故居，其实也是哈同提供给他暂时的居所。Dalit感到很开心。

以今天的概念而言，Dalit其实是一个美国姑娘， 她在以色列出生，很快就随父母迁往美国，在纽约长岛长大，到波士顿的Tufts大学读国际关系本科。当她在纽约长大的时候，她很像和其他美国孩子一样，却也知道每周还要去犹太人的礼拜堂（synagogue) 。而父亲（Saeed Herdoon）一辈子都未真正掌握英语，尽管他在40来岁的时候移居美国之后到美国又做了半辈子服装生意。

2001年，Dalit大学即将毕业时，已经展露出对新闻业无限兴趣的她，在家里采访了自己的父亲Saeed，拍了一个80分钟的纪录片。她第一次详细地听到自己的父亲是如何从伊拉克逃到伊朗，再从伊朗去往以色列，最后来到美国的惊险故事。

听这个故事之前，先要说说为什么犹太人被迫要逃离伊拉克。

二战之后，根据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以色列于1948年成立，散居全球的数千万犹太人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现代国家。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本就在中东素有矛盾，特别是和巴勒斯坦还有领土争端，阿拉伯世界并不待见这个新国家，甚至开始对自己境内生活的犹太人也心生怀疑。而这些犹太人则对以色列的诞生欢欣鼓舞，也开始准备迁居过去。

带着未知前往以色列的伊拉克犹太人

从1952年开始，有10万以上的伊拉克犹太人迁居到以色列。但是这个新国家的接待能力非常有限，当地居民甚至看不起这些讲阿拉伯语的犹太同胞，新移民被迫在卫生条件糟糕帐篷里安顿，当地将这批新移民的帐篷区称为“tent city”。Dalit的妈妈在那个时候就随父母迁居过去，在tent city住了两年，才开始搬到自己的公寓，平时还要到学校补习希伯莱语。那时Dalit的父母还未相遇认识。

Dalit的爸爸Saeed代表了生活环境相对优渥，想继续留在伊拉克的一部分犹太人。当时的伊拉克还是哈希姆王朝统治下的王国，直到1958年7月被伊拉克军官政变而终结。那段岁月对于伊拉克犹太人看来现在还算平静，他们仍然可以在底格里斯河边喝咖啡。出生于1939年的Saeed也在那个时候开始踏入社会工作，经营一家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Saeed小时候和家人

平静在1967年6月的“六月战争”被打破。以色列通过闪电战在一周里击败了相邻的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给阿拉伯国家心理以重创。阿拉伯国家开始怀疑自己境内的犹太人是间谍。他们开始收缴犹太人的电话线，并颁发特别的身份证件，要犹太人带在身上，时刻准备查验。广场上经常会举行处决犹太间谍的仪式。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犹太人处境日益艰难。

类似“良民证”的伊拉克犹太人黄色身份证

情况在1968年7月之后继续恶化，伊拉克复兴党人在政变中重新夺权，萨达姆·侯赛因在次年成为国家的实际领导人。他对犹太人实施更加严酷的监视和审查。1969年普通的一天，Saeed正坐在巴格达商务区的办公室里，当时在场的还有他的姐夫以及其他几个同事。突然三个复兴党士兵闯进来，宣布要将他们中的五名犹太人带走审查。

Saeed和姐夫Joseph (右一) 一起被带进监狱

他们最终被蒙上眼睛带到一个临时监狱，在那里又蒙眼度过了两周，备受折磨。他们的车还停在公司，家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在这两周里，Saeed开始寻求和家人取得联系。他知道一位守卫比较好说话，会允许在押的犹太人偶尔交头接耳或者松掉眼睛上的布。

这天夜里，他请求这位守卫让他使用浴室，来到一个只有他们俩在的场合，Saeed请求守卫带信息给他的家人，他写下家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并附上一个足以抵这个守卫三个月工资的一笔贿赂。为了让家人确信是他，Saeed还把口袋里一个私人物品作为信物交给守卫。守卫答应在周末帮他去送信。后来，守卫带回了他姐姐的手书：“我们都好，正在想办法救你。”

对Saeed的审讯主要集中在他是否拥有政府不知道的外国银行账户，这可以在当时定义为叛国罪。Saeed被转移到一个长期监狱，又关了六个月。突然有一天，他被释放了。释放他的官员说：“你可以回家了。但你不知道你在哪，你什么都没看见，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一切。如果你告诉了，我们的手会把你抓回来的。”

满怀希望要回家的时候，Saeed又被运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被告知：需要家属拿出5000第纳尔的保释金，才能让他回家。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巴格达一个四房house的售价。最终，家里凑齐了这笔钱，通过一个律师协会出面才把Saeed 保释回家。大家相拥而泣。

回到家，Saeed看到家里有一堆旧报纸，那是过去半年里他的家人为他保留的。在这半年里，有一个美国人登月成功了，而自己刚刚才能回家。几乎所有犹太人都会继续留在伊拉克失去了信心。

出狱的半年里，他没有再工作，而是日夜想着如何逃离伊拉克。

被捕前，工作中的Saeed

伊拉克北部山区，是库尔德人占据的地盘。1970年3月，库尔德人和伊拉克政府签订了停火协议。去伊拉克北部旅游居然恢复了，很多伊拉克人都去那里享受凉爽的气候，高山流水。

Saeed每隔一两周就到北部去。从那里试图寻求通过库尔德人的帮助，在绵延的群山之间逃到伊朗去。当时伊朗还处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和伊拉克关系不差。北部松散的国境线使这种逃离成为失去护照的犹太人唯一的可能。

关键是要找到愿意帮忙的库尔德人。

Saeed假装漫不经心地北上旅游，每次都要坐12个小时的大巴。他住在库尔德人的草屋，叫做Kapras， 很凉爽，但是也对蚊子门户大开。晚上，他经常睡不着，在那里看库尔德人彻夜地玩扑克牌，并和他们眼神接触，寻找潜在的线人。

终于有一个库尔德人有所表示。他要价1000第纳尔，在当时相当于1万美金，换四个逃离名额。

约好的逃离日到来之前，一个认识的犹太人突然到Saeed家留下一张纸条：“你明天的约会取消了。” Saeed大吃一惊，但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行事，至少全家可以跑到北部，再去想下一步。

那一晚，Saeed一家和姐夫一家，被一位约好的库尔德司机接上，没想到居然还有另外五个犹太家庭一起。他们分乘七部车，先后出发。出发前当晚，一个朋友Eli来访。他其实是一位之前住在英国的犹太人，仅仅因为来探亲而被捕。和他同一批关押的其他九个人都被判间谍罪，后来在巴格达广场上被处以绞刑。只有Eli被释放了，因为那场审判是全国直播的，Eli的释放被用来证明伊拉克的司法公正。他虽然活了下来，却遭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同时也无法离开伊拉克。

Saeed心一横，告诉Eli当晚可以一起走，但是要再联系上另一位库尔德司机，然后他们可以在北部一起想办法逃离。Eli只想了几分钟就决定走了。

在Eli拜访之前，Saeed已经完成了一件大事，选择哪些物品要带上。家当大部分都只能原样留在家中。他是一位业余摄影师，拍了大量的照片，他把这些照片放在一个大的洗衣盆里，浇上汽油烧了。如果逃离之后，被政府发现这些能够表明他身份的文件和照片，会惹上麻烦。

他们只能带极少数的物品逃离，而从此再也无法回到伊拉克。伊拉克规定犹太人一旦离境，则自动放弃国籍，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了无国界难民。

经过一个晚上的亡命驾驶，Saeed所坐的车第一部抵达政府和库尔德人地盘的交界处。士兵收了他们的证件，查了几分钟，打了个电话报上所有人的姓名。那几分钟就像几个小时一样漫长。终于，士兵回来，只说了一句：“通行。” 所有人都从刚刚害怕到发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七部车都顺利通过了。他们在当晚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库尔德村子。一个年轻人在四个警卫簇拥下进来，他穿着传统库尔德服饰，能讲英语、法语和德语。他问Saeed，你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以色列吗？Saeed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说是。年轻人说，以色列给库尔德人在内战中提供了不少帮助，让库尔德人能坚持9年，最终和政府军停火。Saeed后来知道，他是Idris Barzani，当时库尔德领导人的儿子。他生于1944年，那年只有26岁，后来他于1987年死于心脏病。但他的儿子Nechervan Idris Barzani, 成为了今天的库尔德领导人。

Idris Barzani

在群山之间，他们坐在车窗用深色毯子遮蔽的汽车里，通过了伊朗边境线。那个时候，库尔德司机只要打几下闪灯，就可以让伊朗士兵放行。这在1979年革命以后的伊朗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伊朗边境小城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坐上了前往德黑兰的火车。

在德黑兰，他碰到了一个之前抵达的犹太朋友。朋友问：你想去以色列大使馆吗？

Saeed没办法相信以色列这个词可以这么大声地在公共场合说出来。仅仅在十几个小时前，这个词连耳语都让人觉得危险。

以色列大使馆给他们颁发了签证。1970年8月，Saeed一家飞到了以色列。在那里，他认识了Dalit的妈妈。

到了1974年，越来越多人逃亡后，留在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只有280人了。

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Dalit是最小的孩子）之后，Saeed在以色列的生活并没有多少起色，通货膨胀高企。1970年代末，他们全家移民纽约，落脚在长岛。Saeed开始做男装生意，从捷克进货，在纽约销售，他的太太成为了一名社工。

“当我自己来到40岁出头的时候，才能体会父亲当时在这个年纪又再移民的不容易。”

因为在纽约长大，Dalit已经不太能掌握阿拉伯语系的犹太方言，或者是以色列的希伯莱语了。但她仍然带着孩子很多次回到以色列，在那里她有家的感觉。“在美国，我感觉自己是犹太人。在英国，我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她这么说。现在，她的孩子正在多邻国APP上学习希伯莱语。

Dalit认为自己走上新闻道路是受爱看新闻的父亲影响。她原本是Tufts大学读国际关系，后来到CNN实习让她坚定地想做新闻。她到了伦敦政经学院读新闻研究生，毕业后到天空电视台工作，一直到现在。2017年，伦敦诺丁山附近的高楼大火，伤亡者众。她是第一个到现场报道的记者。在伦敦，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一家原本是住在伊朗的伊拉克犹太人，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逃到以色列。

“犹太人习惯了迁徙，他们不会想要回望，只是往前走。所以，小的时候，父亲很少和我讲过去的故事。” Dalit说。

2017年，一部现在在Netflix上仍可看到的纪录片《Remember Baghdad》(回望巴格达）上映。片中讲述了一位现在居住在北伦敦芬奇利地区的犹太男人Edwin，决定回伊拉克买一套房子。这个男人还到了巴格达，找到了当年儿时离开的旧家。最终，他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的首府埃比尔（Erbil)买了一套公寓，留一个念想，也想告诉世界，不是所有犹太人都离开了伊拉克。

但是库尔德斯坦也不是太“伊拉克”。2003年，当美国军队攻打巴格达的时候，库尔德军队也参加了这场对萨达姆的讨伐。萨达姆在1988年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并发起过Anfal行动，对他们进行屠杀。2003年的胜利，使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地位极大提高，他们合法地拥有了伊拉克北部四个省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议会、军队，只是还没有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

库尔德人散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国。在前两个国家，他们都备受压迫，甚至不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语言。在伊朗，他们和波斯人相安无事，有的还进入了伊朗政府工作，但也没有取得自治地位，只有在伊拉克库尔德的人的地位最高，首府埃比尔就有160万人口，是一座发达的中等城市。华为早在2010年就为当地提供网络服务。近年来，美国又扶持库尔德人与总部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作斗争。

库尔德人实际分布地区。

绿色为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自治区

Dalit笑称Edwin“有点极端”，不能代表很多犹太人。她知道自己回不去伊拉克了。“我的护照是美国，上面出生地写着以色列，一去的话，很快他们就会把我的头砍下来摆上桌。”

就在2022年，伊拉克还刚出台一项法律，任何鼓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个人或者活动， 都将被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

反而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在修好，今年圣诞节，Dalit和家人第一次去了阿布扎比。“入关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后来发现，他们开始欢迎犹太人了。” 阿联酋、巴林、土耳其都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有一次，我坐飞机飞越了巴格达上空，我看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我激动地了照片，把它发给我姑丈（爸爸的姐夫）”。他说，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河流。

而当Saeed从电视上看到美军攻入巴格达，并把萨达姆处以绞刑的画面，时他却反对这场战争。Dalit回忆爸爸的话说，虽然他是残暴的萨达姆，但也只有他能管住伊拉克。看看今天伊拉克怎么样，这就是答案了。

原标题：《在伦敦，听伊拉克犹太人的漂流故事 | 李梓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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