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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⑬:文明互鉴——翻译与现代中国

《探索与争鸣》
2023-02-07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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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7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分论坛之“文明互鉴:翻译与现代中国”在线召开。本次分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王西强教授与《探索与争鸣》编辑屠毅力联合召集、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研究团队承担会务工作,论坛共邀请来自上海戏剧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南通大学、上海市社科院、《探索与争鸣》、《社会科学》等18所高校、科研院所、学术期刊的24位专家、学者、翻译家、编辑、编剧、导演与会交流,共有近400余名观众在线旁听会议。

本次会议共安排1场主旨报告和4场小组发言,24位与会专家发言分享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会务组邀请王晓平、屠毅力、陈树萍、俞敏华、王西强等5位专家担任主持人,邀请桑仲刚、翟月琴、徐彬、张惠苑、王鹏飞、周珉佳、傅光明、徐从辉、朱军、张霄军等10位专家进行学术评议。

开幕致辞

专家合影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刘全国教授致开幕辞,他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近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团队打造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欢迎与会专家莅陕交流讲学。

刘全国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教授做学术指导致辞。

杨扬

他指出,翻译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翻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事业,他鼓励与会青年学者关注翻译对于世界各国间文明互鉴的作用,并以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用藏语搬演《哈姆雷特》为例来说明莎剧译本的口语化以及不同的演绎语种对戏剧的影响,翻译可以促进文明互动共生;杨扬教授指出了翻译实践的重要性,译者应“十万字先铺底,十万字以后再谈翻译”,同时提醒青年学者注意西方翻译理论与国内翻译实践间的差距,寄语青年学者、翻译家注意进行理论思考和翻译理论提炼,只有理论得到发展,中国翻译实践才能得以稳步发展。

主旨发言

五位专家应邀做主旨发言。主旨发言环节由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西强教授主持。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教授做了题为《桥与路:法国文艺翻译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的现代建构》的主旨发言。

杨扬

杨扬教授认为,20世纪中国文艺翻译方面跟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都有接触,尤其是英、美、法、德等国。但从中国文学,中国文艺发展的角度来看,法国文艺对于中国现代文艺的建构影响非常深远,产生了一些高质量的翻译家和艺术家,例如傅雷、李健吾等;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切换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创造,与翻译家自己的文化素养、对问题的思考和判断相关。20世纪著名文学家诸如胡适、鲁迅、巴金、茅盾等或多或少都和翻译接触,但成为翻译名家或以名字来命名的翻译却不多,这说明翻译不仅是把一种语言切换成另一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还涉及更深层的文化密码转换和转写问题,而这种转换过程还与翻译主体关系密切。杨扬教授指出,傅雷在翻译方面对于鲁迅、巴金、矛盾等人的批评在今天具有启发意义。实际上,傅雷不是在谈翻译,而是通过翻译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文艺,使得中国现代文艺在翻译领域可以达到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建构相似或者相同的要求跟水准。现在翻译家的水准、他们的选择、以及看问题的要求跟傅雷、李健吾差距很大。所以,翻译界和学界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这包括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上对翻译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全国教授做了题为《文本旅行与镜像位移:林语堂对中国形象的异语书写》的主旨报告。

刘全国

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文本旅行视角来谈林语堂对中国形象的异语书写,第二部分是从镜像位移视角来谈林语堂对中国形象的文化书写,第三部分则是林语堂中西文化空间中的中国形象。在第一部分,刘全国教授从文本旅行视角谈了林语堂对中国形象的异语书写,指出“文本旅行”是指一个文本自身发展成熟以后,就会开始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当它打破了时空界限来到陌生国度,就会面对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效果。林语堂对于中国典籍的跨洋旅行非常值得注意,例如,他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就对原著进行了破解和重构,使其成为西方读者喜爱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在第二个部分中,刘全国教授从镜像位移视角谈林语堂对中国形象的文化书写。镜像位移包含宗教哲学镜像位移、人格镜像位移和社会文化镜像位移。林语堂异语书写中的宗教哲学镜像位移包含了“儒道释”三位一体;林语堂异语书写中的人格镜像位移指涉的是国人群像的跨洋位移,其中又分为近情入理孔夫子、乐天洒脱苏东坡以及对于中国女性形象建构的群体位移;林语堂异语书写中的社会文化镜像所指涉的是“和合”中的世界大同。在第三个部分,刘全国教授从文化理想和世界大同角度谈了林语堂在《奇岛》和《唐人街》这两部作品中所勾勒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的乌托邦,构建了中西文化空间中的中国形象。刘全国教授指出,林语堂文学不仅是文学文本,更是文化文本,林语堂文学是中西文化融通滋养中生成的跨文化文本。作为二十世纪文化名人和双语作家,林语堂的生命足迹和书写体验横跨太平洋两岸,汉英翻译和英语创作是林语堂异语书写的主要形态。林语堂通过自己的异语书写,使《论语》《道德经》《浮生六记》《幽梦影》等中国文化和文学文本在跨语际旅行中广为接受,并借此在英文文本世界中建构了中国形象,实现中国镜像的跨太平洋位移。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新译“注释导读本”《莎士比亚全集》译者傅光明,做了题为《译者的尴尬与翻译的限度》的主旨发言。

傅光明

傅教授结合自身对莎士比亚戏剧新译、翻译教学及对翻译批评的关注和研究,提出“译者的尴尬”与“翻译的限度”的命题。傅教授以一篇题为《朱译既出,译莎可止》的书评为例提出,莎士比亚翻译及研究急需面对几个问题:某一汉译本(文学)、甚或多个译本的翻译(比较)研究,是否等同于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汉译研究能否只读中文,不看英文?英语世界各种权威“注释导读本”《莎士比亚全集》,如“新剑桥”、“新牛津”、“新阿登”、“皇莎本”等,不断推陈出新,在此背景下,莎士比亚汉译研究将何去何从?英语世界莎士比亚研究早已基于某一、或多个英文注释本展开,汉译研究仍只基于某一、或某几个汉译本展开,可乎?无须讳言,国内莎士比亚阅读、翻译、尤其汉译研究,需多元正本清源。仅基于某一译本的莎士比亚研究,显然已严重滞后于国际莎士比亚研究。随后,傅教授以梁(实秋)、朱(生豪)、傅(光明)三个译本的《维罗纳二绅士》为例,谈到“翻译的限度”,认为朱译本多采用归化策略进行翻译,具有古典性、音乐性、及历时上的经典性,自不待言,但不应忽视,单以朱、梁二译为例,朱译对原作的忠实远逊于梁译,且时有因客观条件所限带来的漏译、猜译、甚至错译。傅教授对其所招“莎士比亚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撰写论文提出要求,须至少以两个英文注释本和多个汉译本为底本来对莎士比亚戏剧和翻译展开批评研究。简言之,甩开英文本,只以某个中译本为底本的莎士比亚研究,形同无根之木。傅教授指出,从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至今,尽管中西翻译理论及阐释不断推陈出新,却常与译者行为(或“译者主体性”亦可)处在两条平行线上;至于翻译的限度何在,或可套用苏轼《文说》中那句名言,换个说法:“所可译者,须行于所当行,必止于不可不止。”意即,以此“行止说”来阐释翻译批评与实践,翻译的限度则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之间。对于译者,如何把握住、或掌控好这个限度,翻译理论似乎爱莫能助,这只能源于翻译实践。对于译莎、研莎,傅教授表示,他愿生命不息,译莎不休,研莎不止。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王晓平做了题为《探寻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新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与对外学术传播》的主旨发言。

王晓平

王晓平指出,新时代的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国际的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上仍然处于与提升的综合国力不相称的地位,近年来愈发引起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总结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奋斗道路与经验,如何将其转化为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术话语,关系到建立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新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包括翻译活动,与这一重大使命息息相关。王晓平教授从文学翻译谈起,借引了吴俊先生提出的文学翻译背景渊源和目标以及中国当代翻译的国家设计特性,指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演变过程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侧重翻译的应用型人才,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复合型人才,再到新时代融合型的新文科拔尖人才和国际传播人才,当前外语学科承担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使命。王晓平教授结合其学术经历,简述了他在当代中国文化和学术话语主体化的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与贡献:(一)在《追寻中国的“现代”:“多元变革时代”中国小说研究(1937-1949)》中提出“竞逐中国的现代”的概念,在国内外学界引起重要反响;(二)在《走向文化复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创造性利用威廉斯的“三种文化”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剖析,国际学术界认为它为当前中国的文化政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成功地定位了中国基于自身历史和外部世界的文化认同的探索,并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复兴;(三)在《中国电影新浪潮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提出“中国电影新浪潮”概念,国际权威学者指出它通过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阐释、社会分析与文本分析,给电影领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鹏飞教授做了题为《<西风>与1940年代的文体变革》的主旨发言。

王鹏飞

王鹏飞教授指出,《西风》是战时上海一个重要的翻译性、综合性的杂志,自1936年创刊,一直持续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而终刊,所翻译的西洋杂志文以“艺术——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主旨。通过借鉴西方杂志文风,《西风》为中国文坛带来了全新的文体模式,从作者、内容以及写作方式等方面,影响着1940年代散文文体变革。专题是《西风》杂志上集中翻译的西洋杂志文在1940年代中国文体变革之中的地位和意义。

王鹏飞教授详细介绍了《西风》杂志的办刊历史,指出《西风》是林语堂和论语派实践提出“西洋杂志文”的概念,并向国内翻译、介绍“西洋杂志文”以改造中国杂志文风的重要平台。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通过提倡“西洋杂志文”来推行“每人都写文章”的理念,并通过持续13年的“西风征文”活动在普通的读者中间掀起了创作“西洋杂志文”的热潮,发现并培养了张爱玲等一批优秀作家。《西风》的西洋杂志文强调贴近生活的内容,因为林语堂具有敏锐的媒体意识,在当时报刊为主的“新媒体”时代,抓住机遇,用一种新的写作文风来争取更广大的受众,为市民阶级打造自己的言说空间,使高雅、高尚与通俗在一份杂志上融合,借以在文学变革时代的话语场中争夺话语权。可以说,《西风》杂志“西洋杂志文”的翻译与推广是1940年代的一场非虚构写作运动,既有当时非虚构记录写作运动兴起的背景,也与林语堂的新闻意识紧密相关,同时还蕴含着中国古代的史传传统,具有明显的文体创新意识。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桑仲刚教授和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翟月琴副教授做了点评。

桑仲刚教授教授指出,其非常认同杨扬教授提出的“中国目前翻译研究要结合大量的翻译实践,通过对翻译实践的提炼,不断的反思,将其理论化,从而构建自己的翻译理论”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效仿西方的理论、思想、研究方法,而要构建研究的主体意识。杨扬教授着重探讨的话题是20世纪翻译对文艺、文学发展的助推作用,通过对比分析傅雷和李健吾先生的翻译进行深入探讨。杨杨教授提出,翻译和译者的文艺观和见解直接相关,而译者对译本的选择本身体现的是他的艺术观、诗学观和艺术主张。毫无疑问,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语言手段的选择也是其艺术观的体现。同时杨扬教授强调,像傅雷先生、李建吾先生这样著名的翻译家,他们本身的站位很高,其出发点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通过翻译来构建中国文艺发展、演进的推动作用。

傅光明教授基于他数十年的翻译实践,尤其是对莎剧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是译者的尴尬,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讲,翻译本身是一种解释,解释者有其主体性。那么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原著来讲,其本身的意义存在一个不定点,作为一个译者,就是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去解读、重构这些不定点,这是非常正当的事情。傅老师通过自己译莎的实践展现了他的诗学和艺术主张,不仅对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进行深入分析,也对目前诸多莎译本也进行了解析。傅老师提出,莎剧翻译以某个或者多个英文注释本进行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在进行文学和文艺典籍翻译的过程中,忠实性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个限度,当然,傅老师的主张基于非常严格的学历基础之上,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文学文本和文艺文本最主要的功能是表达,而表达性文本在语言、语用的过程中,其形式、内容和功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对原文思想内涵和语篇形式的体现和忠实非常重要,这也是译者进行语言选择时遵循的首要原则。

刘全国教授基于自己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林语堂先生在不同语境中的异语书写进行研究。林语堂先生通过其大量的翻译活动,将中国的文化典籍向国际化多语境中推送,中国文化的意识在他的翻译中得到明显体现。刘全国教授提到了林语堂先生的翻译书写对中国的文化形象和意义的贡献,主要实现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镜像位移,以及实现对中国女性群象的位移。

王晓平教授提出,翻译是构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主体性,通过翻译和国际传播构建中国文学话语来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王晓平教授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着重提出了一个原创性理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范式。他提出的“竞逐中国现代”的理论概念是对启蒙现代性、抒情现代性以及在20世纪之初不同的历史语境的反馈。

王鹏飞教授对二战时期,尤其是40年代的论语派的翻译杂志《西风》的文类特点和历史渊源展开深入的历史解读。他以林慧文分析的中国的三种文体为出发点,着重探讨了西洋杂志文的文类特点和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并且指出了《西风》杂志成功的动机和历史原因。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翟月琴副教授评论称,提到法国文艺的译介情况,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产生过广泛影响。杨扬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位重要的法国文艺的翻译家。在他看来,翻译者的主体性很重要。作为译者应具备品鉴和评论能力。无论是傅雷还是李健吾,他们的翻译都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到文化创造。刘全国老师讨论的是林语堂的翻译,更是重视林语堂的文化立场、身份认同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正是由于林语堂的世界大同思想、文化和理论高度,才使得其翻译独具特色。刘老师讲到孔子、苏东坡、女性形象建构等案例,都极具启发性。傅译莎之中,注释和评论都是相当精彩的。比如傅光明老师在《哈姆雷特》评论中对哈姆莱特性格的解读,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的哈姆雷特形象。傅老师直面翻译的尴尬和限度,始终坚守译者的主体性。另外,他还格外重视读者的接受视野。傅译莎是针对普通读者还是学者,傅老师一定有他自己明确的答案。王鹏飞老师对《西风》杂志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西风》杂志不但在翻译领域掀起风潮,也在审美取向上具有引领性。前期偏重于“论语派”所提倡的幽默、贴近人生的通俗化的市民文化趣味,后期出现了一些转向。由于时间关系,王老师没有展开讲,大家不妨去读王老师的论文。王晓平老师相当重视中文学科和外文学科之间的交融,事实上,他已经有较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王老师著述颇丰,遗憾的是,有些并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希望未来有机会拜读王老师的论著。

第一场发言

会议第一场发言由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王晓平主持,有四位学者发言。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桑仲刚教授做了题为《二十世纪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西方英译活动描写》的发言。

桑仲刚

他指出自从上世纪初敦煌遗书被发现以来,西方汉学家便着手对其进行辑录、勘校和翻译。这样,作为主要译介对象的敦煌汉文叙事文献,成为在西方文化语境展示古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讲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媒介,而英文是主要目标语言。鉴于此,有必要采用描写翻译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可观察”的文本数据,探究敦煌汉文叙事文献英译活动的“产品”、过程和功能。桑仲刚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研究的缘起、方法以及研究问题,指出作为敦煌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叙事类敦煌文献讲述着传统中国宗教哲学、载录特定历史时期的民间文学和社会文化,研究采用了DTS(描写翻译研究)来研究功能、产品和过程之间内在的相关性关系。研究涉及的文献分别为1910s- 1950s、1960s-1990s两个阶段,西方语境中所译的敦煌叙事文献包括文学-宗教和纪实-叙事两类。并以《坛经》为例,分析了二十世纪英文读者对敦煌汉文叙事文献的“接受”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坛经》对于“禅宗热”的影响。研究发现:敦煌本《六祖坛经》的英译以源语禅宗佛典为导向,并产生不同的翻译方法:以亚瑟·威利为代表的以源语文化和敦煌俗文学文本表演功能为导向的整体翻译法和以梅维恒为代表的以维护源语敦煌文献的专业度和文学读本功能为导向的翻译法。“功能对等”式的替换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源语文本的艺术审美效果,但为译本增添了源语文本所没有的“他者”文化属性。

南通大学文学院陈树萍教授做了题为《他山之石与译者的主体性选择——<莽原>翻译论》的发言。

陈树萍

陈树萍教授指出《莽原》在翻译上的贡献一方面得益于鲁迅的强力引导,另一方面则与各位译者的个人志趣相关。在鲁迅的影响下,《莽原》确立了“有益于中国”的基本原则,因之而对俄罗斯文学、日本文论关注甚多。鲁迅所译日本文论与韦素园主导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翻译是《莽原》最为突出的成绩。鲁迅所译日本文论常“深得其心”,是其建构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他山之石。韦素园将具有沉重、荒凉而又韧性气质的俄罗斯文学引入《莽原》,无疑增强了新文学可借鉴的外来营养之厚重度。鲁迅等人在《莽原》上的翻译实践之所以可贵便在于“和而不同”的共同存在,在鲁迅所倡导的翻译工作中,译者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足够尊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朱军教授做了题为《“文艺复兴”的东亚理论旅行》的发言。

朱军

他指出日本中国学、海外汉学对文艺复兴话语的引入,并以中、日文明史与西方话语相观照,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话语构建。以内藤湖南、岛田虔次、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为“宋代(晚明)近世说”找到了世界史的依据,也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本土视角,与五四一代有许多共鸣,但隐含着“西洋并非中心”甚至“东洋并非不及西洋”的价值意象。与此呼应,西方汉学家谢和耐、埃尔文、杰克·古迪、柯律格、刘子健、包弼德、郝若贝、韩明士等人逐渐对“挑战-回应”范式纠偏,呼应中国文艺复兴论说,从源头考察中国文明史中诸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朱军教授认为中国文学转型或者现代性发生以来,以胡适、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刻地受到了日本汉学的影响。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在梁启超这一代学者从西方引进时,通过日本学术的中介来展开探讨,因此本身存在着学术旅行。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在于对“宋代近世论”研究上产生的共鸣。内藤湖南、胡适、梁启超三位学者之间存在着分歧和较为一致的地方,但总体上观点较为接近,均认为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区别在于梁启超、胡适更加重视晚明以后清学对于近世的影响,日本学界更加重视宋代及之前文艺复兴或现代性的思想。文艺复兴话语在经历了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理论思想旅行的过程中,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呼应,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探索与争鸣》编辑屠毅力博士做了题为《1930年代胡适对杜威“民主”思想的接受与调适》的发言。

屠毅力

她指出杜威认为“个人”是从属于社会的,提出经济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折中方案范式。基于三种范式,杜威对19世纪之前的政治脉络作了梳理,并将19世纪以来的革新总结为一个观念,即国民是国家威权的来源,个人及其权利并不因此就成为一种绝对的存在。由此观念,杜威阐发出“社群主义民主”这一核心概念,即“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杜威强调“沟通的共同体”是“社群主义民主”的基础,同时,他将之前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从“权利的问题”到“用权利的机会的问题”,并指出教育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1930年代的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及亟待展开的国内建设和战争的局面构成冲突,胡适提出“民主幼稚园”这一著名观点,并对“外部效率”与“内在紧张”问题作了阐释。“民主幼稚园”这一说法在理念上延续了杜威对共同体成员的主动参与性的强调,并在后期得到陈之迈在理论上的赞助而认为解决了被对手质疑的效率问题,不再依托于杜威式的理想社会的教育观,而是指向了一种政府改良方式,此即1930年代胡适对杜威“社群主义民主”的接受与调适之处。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彬教授和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张惠苑副教授对本场发言做了点评。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彬教授点评指出,桑仲刚教授采用文本对比、语料库分析等方法从描写翻译研究角度展开分析,指出1960年代敦煌文献英译活动主要突出“俗”的文体特征,维护了源语文化的导向性;1980年代则出现新现象;陈树萍教授对莽原翻译进行分析,从具体的视角分析译者主体性,也映照了鲁迅及俄苏文学翻译者结合个人文学的精神旨趣,与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召唤了革命文学的大潮;朱军教授主谈“文艺复兴”东亚理论的旅行,中国文艺复兴与欧洲文艺复兴存在一定关联,欧洲文艺复兴理论为中国文化的脉络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屠毅力编辑对胡适作以讨论,以当代人视角进行回望,我认为胡适既有中国文化的底蕴,又有西方学术训练的滋养,他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引进西方思想,价值重大。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张惠苑副教授点评指出,桑仲刚教授提出,敦煌汉文叙事文献不仅有中国学者的介入,也涉及英译过程中他者的文化属性和功能的对等性,由此,我提出一个问题: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陈树萍教授汇报角度小,但开拓深,其报告让我对翻译刊载载体与社会现实之间、翻译者与翻译对象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作以思考。鲁迅则从忆韦素园的文学创作在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学世界;朱军教授和屠毅力编辑研究视角开阔,思维活跃,反映出域外政治思想与中国语境互相接纳的过程中存在某种复杂性。

第二场发言

会议第二场发言由《探索与争鸣》编辑屠毅力主持,有四位学者发言。

著名翻译家、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彬教授做了题为《知识翻译视域中的科普翻译新探》的发言。

徐彬

从杨枫老师在《知识翻译学宣言》中的观点切入,经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首先,通过科普翻译的实践与研究分析可知,译者是重要的知识生产者;科学、科普、科技翻译尤然;从知识翻译学出发,可以充分认识科普翻译的价值与意义。其次,通过科普翻译实践和研究落后现状及成因分析,总结出科普翻译研究整体上较为落后有三大原因,即(1)从事科普翻译的译者中大部分是科学工作者,对科普翻译研究关注不够;(2)语言工作者对科普翻译的畏难与轻视思想共存;(3)翻译史研究中也有轻科学的倾向。最后,阐释了科普翻译的知识传播价值,一方面是促进我国近代学科及新兴学科的发展强盛,另一方面是科学科普翻译助力知识再创造,如把科学与流行歌曲相结合,《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科学诗歌实验等。另外,发言提出,在进行科普翻译时,应做到避免犯低级错误、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彰显操作的创造性、贯穿语言的文字性、强调目标的知识性。

徐彬教授指出,知识翻译学,举倡翻译乃知识传播之重要行为。科普翻译的意义,在于引入科学新知,启迪一代代青年走上科学探索的道路;启蒙公众,传播科学思想,脱离蒙昧;激发想象力,为文学创作开拓新的边疆。科普翻译,不论是实践还是研究,相较于其他题材文本的翻译,都较为落后。而从知识翻译学视角看,科普翻译的价值又最为直接,意义也极为深远。科普翻译乃知识翻译学不可规避之重要领域。

西交利物浦大学翻译系张霄军教授做了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低资源语言翻译》的发言。

张霄军

他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座桥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翻译研究工作,对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及区域合作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依赖译员的人工翻译耗时耗力,很难完成大规模实时翻译任务。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利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自动翻译,可以有效的解决多语种的互通需求和个体实时翻译任务。然而,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与汉语之间缺乏高质量的平行语料,这给机器翻译相关研究提出了诸多难题,带来了重大挑战。此外,这些语言大都具有形态复杂、句法形式多样、分属不同语系等特点,这些语言特性同样给机器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发言就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及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低资源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机器翻译关键技术及其前沿进展做了学术梳理。

《社会科学》编辑李亦婷做了题为《翻译与近代上海外语热的勃兴》的发言。

李亦婷

她指出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嬗蜕中,中西交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最初的中西交往中,语言是需要突破的第一道屏障及不可或缺的媒介。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从学习对方的语言开始迈出了交流的第一步。因此,对语言活动的考察或许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绝佳视窗。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开展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中国历史上真正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形成风气的翻译活动,始于晚清。而有数据表明,77%的晚清西书翻译出自上海。近代上海外语培训教育的崛起与近代公共空间形成的关联甚深,其中翻译机构是重要的场域。19世纪后半叶,西方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办翻译机构,为中国新式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翻译被认为是救国之大业,上海逐渐成为近代翻译、出版和教育的中心,由此逐渐孕育了公共空间的雏形,成为启迪国民心智并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场域。

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徐玉凤副教授做了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翻译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的发言。

徐玉凤

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翻译是一种责任,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翻译发挥着重要作用。翻译要得以发展,最重要的是提高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翻译人才的培养要注重四个视角:时代性视角、文化性视角、诠释性视角和主体性视角。翻译人才要立足新的时代、肩负起沟通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责任,让世界了解立体、博大、包容的中国。增强翻译动力,让翻译人才积极主动地把中国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传播得更远。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鹏飞教授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周珉佳副教授对做本场发言做了点评。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鹏飞教授点评指出,徐彬谈到了科普翻译当前的地位、意义以及存在的困境。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是国力提升的一项重要内容,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科普传播。在当前时代背景之下,科普翻译面临着一些困境,希望在全国翻译学人的努力下,科普翻译能够得到较大的发展,同时需要重视内容上的科学性、语言上的文学性、操作上的创造性等对科普翻译的认知。张霄军教授指出机器翻译不仅是人工智能在翻译上最主要的体现,也是人类科技发展的成果,而后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将难懂的人工智能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生动的阐释。李亦婷博士的发言将我们带回了一百年前上海的历史场景,主题为《翻译与近代上海外语热的勃兴》,从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带给人以启发。李老师演讲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他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也就是北京有一个翻译馆,上海有一个翻译馆,两个翻译馆,一冷一热的对比,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上海翻译员能够获得升迁,而所谓的升迁,其实就是获得商业利益,但是翻译员在北京的官场里作为假洋鬼子很难获得提升,所以这里的社会学背景可能很重要,而这个背景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回答徐彬老师提出的当前科普翻译为什么这么冷淡的问题,以及大家为什么会有畏难情绪、轻视思想等共存的原因。徐玉凤老师从教育者的视野和角度回答了上面几位老师提出的问题,即无论是文明互鉴、科普翻译,还是翻译低资源,语言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有人,那就要靠教育,而后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谈到了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周珉佳副教授点评指出,徐彬老师的知识科普翻译,在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功能和现实意义方面,捕捉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有价值的实践现象。因为它是一种真实的再创造,是对某种现象的一种反思和发展,是知识的接力和生成过程中的反思与发展,并找到了一个下沉的视角,使科学普及更具可操作性。这个下沉的视角用来诠释宇宙和科学普及是非常有实操性价值的,使得科学、哲学方面的翻译和知识加工找到重构的一个具体的位置,不是乌托邦式的、凌驾在空中的、无法落地的一个研究项目,这种研究方法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张霄军教授的发言,“一带一路”这一主题将实证研究、意识形态、文化导向的现实政策进行了非常好的结合。另外,这里面有很多学习和科研方法的一种迁移,这种迁移把“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战略进行了一种很好地立体式的解读,同时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如何走出去、语言和语言翻译具体的个性化的东西都呈现出来,并且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其特性、个性和具体的作用方式。李亦婷博士所讲的翻译语境在上海外语热的勃兴,是一种非常扎实的史料研究,背靠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历史性的梳理,位置既能往后又能往前。往前方的位置贴近市民性,包括大众消费文化、出版业等这些在当时社会来看比较新兴的产业。把翻译和具象的文化输出连在了一起,为翻译和上海当时的翻译文化热找寻了一个非常好的交叉点来进行阐读。徐玉凤老师强调对于人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人格培养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感性的学习。因为话语的内在号召力和教化作用是无法用语言来衡量的,因此徐老师这样的表达等于说是在对于翻译人才的人格培养和文化自信方向,既有一个内在的发展及输出的要求,同时又有一个外在作用力,即找寻这样的一个共同点。这是对年轻人人格的培养,更是对内在的文化自信的培养。这种培养可能需要内在的感化文化的号召力。

第三场发言

会议第三场发言由南通大学文学院陈树萍教授主持,有五位学者发言。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文学院院长俞敏华教授做了题为《论李健吾<云彩霞>对原作的跨文化改编》的发言。

俞敏华

她指出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改编了五部法国佳构剧,《云彩霞》是其改编的第一部。选择商业性极强的佳构剧进行改编,体现了在政治高压、言论受限的时空中商业化追求及民族立场的隐秘表达,在改编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创新技法,亦充分展现了李健吾的艺术才情和戏剧观念。在改编剧《云彩霞》中,李健吾以中国故事吸引观众,借助传统戏剧元素沟通民族情感,以丑角形象表达现实关注,借助伶人形象传达爱国信念。他的改编实践反映了沦陷区言与不言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体现了沦陷区戏剧文学商业化与民族性互相交织的复杂面貌。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翟月琴副教授做了题为《从表象到神秘:茅盾与梅特林克戏剧的评介》的发言。

翟月琴

翟月琴指出茅盾作为译介梅特林克戏剧的先行者,本着“文学为人生”的观念,肯定了梅特林克相对实际的新浪漫主义戏剧。茅盾在评论《青鸟》时,格外强调表象剧与神秘剧的区别;走出评论界普遍认为神秘主义乃是颓废派的源流的误区,进一步讨论悲观与乐观的辩证关系;借梅特林克创造的令人恐怖的静剧,回答何谓“神秘剧”。通过讨论茅盾对梅特林克戏剧的评介,对于重审梅特林克在中国的接受,尤其是理解五四时期的“神秘剧”不无意义。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周珉佳副教授做了题为《美国华裔戏剧批评的局限与前路——以黄哲伦为代表》的发言。

周珉佳

指出美华戏剧批评以往多围绕着中西文化冲突、移民身份认同、种族问题、东方想象及符号化问题,出现了批评视角的固化、窄化等问题,未能有效兼容政治历史批评和人文情感批评。而在戏剧的创作题材、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审美形态、人文精神、对话模式、戏剧舞台形式等方面积累批评经验,完成向戏剧本体的回归,才能丰富和发展美华戏剧批评体系。同时,戏剧批评辐射了不同时代思想、文化、历史的发展变迁,所以需要准确剖析戏剧批评未来发展的宏阔面向,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超越,这对戏剧这一文艺文化领域的整体研究和发展有战略性意义。黄哲伦是当代美华戏剧的领军人物,他力图摒弃美国舞台上中国人的扭曲形象,把美籍华人写成血肉丰满而富有感情的生动体,黄哲伦的戏剧批评也足以反映美国华裔戏剧批评视角的固化、窄化问题及反思问题。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李冉副教授做了题为《早期话剧中的翻译剧——以<茶花女>和<不如归>为例》的发言。

李冉

主要从何为“早期话剧”、《茶花女》的演出和意义、《不如归》的接受和影响等方面展开。首先,李冉副教授介绍了“早期话剧”的相关概念,指出早期话剧是中国戏剧现代化“发轫”的标志,而后通过《茶花女》和《不如归》介绍早期翻译剧。李冉副教授表示,中国话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戏剧的改良,另一方面与戏剧的传入密切相关,尤其是介绍翻译的外国剧作。《茶花女》作为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先驱---春柳社的第一部作品,影响空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欧洲剧的尝试,且全部采用口语对话形式,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旧习。但其影响主要停留在尖端知识分子层面,对于普通观众比较遥远,而《不如归》则在亚洲产生更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其家庭伦理观念扎根很深,与中国文化精神相凝结,构筑和影响了中国社会形态,与现代版《孔雀东南飞》类似。总之,翻译早期话剧立足于西方文化背景,以更踏实更具体的人生问题作为其切入点和关注重心,使得西方思想理念和艺术形态在中国实现了一次“软着陆”。

上海戏剧学院颜倩博士做了题为《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民族化改译——以<格桑罗布与卓玛次仁>为例》的发言。

颜倩

她指出自1913年林纾与魏易在《吟边燕语》中把《罗密欧与朱丽叶》译为文言文的《铸情》之后,中国人对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改编与搬演便从未停止过。上世纪80年代,上海戏剧学院第三届藏族班演出了《柔密欧与幽丽叶》,为莎剧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2020年,上海戏剧学院2017级藏族班的同学再度演绎罗朱的爱情故事,并更名为《格桑罗布与卓玛次仁》。该剧沿用了原著的主要人物关系与故事框架,结合藏族原有的民间传说,对故事背景、矛盾冲突、人物形象等进行改编。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的藏族民歌、民俗等表现形式,使莎剧披上了一层浓厚的民族色彩,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民族化改译,中西戏剧的融合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徐从辉副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傅光明教授对本场发言做了点评。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徐从辉副教授点评指出,刚才五位的发言涉及到了戏剧改编和翻译实践以及戏剧评论研究,他们的戏剧主题都贯穿了思想启蒙及对现代文明和复兴的一些思考,选题的范围涉及到国内与海外,同时把中国现代戏剧的前世传奇与现代演绎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的解读和理论提升结合起来,这些都最终指向了一颗共同的中国心,这颗中国心有剧本本土化改编的尝试,同时也与当下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自觉性结合起来。我就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针对于戏剧改编与翻译实践方面也就是本土化的尝试,因为无论是改编还是翻译,在学界一直伴随着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归化与异化、美与性这方面的讨论,这让我想起了葛浩文先生对于比较经典的《西游记》翻译的解读,说余国藩的全译本因为保留了很多注释,更像一个学术性的著作,但是他觉得在一个英语世界,亚瑟·韦利的删减版更能够直抵人心。所以这个讨论无论是《云彩霞》、《茶花女》抑或是当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一种本土化的尝试,一个是从外国到中国的一个民族化的进程,一个是中国作品要走出去,适合目的语国家,进行适当的改编。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已有很多的讨论。第二个方面涉及到批评与研究,这让我想起了当下很多无论是戏剧的批判还是对其他文类的批评,尤其是周珉佳教授刚才所提到的对于批评话语的固化窄化或是概念化问题,如果从源头进行梳理的话,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尝试对《红楼梦》做解读应该是一个先行者。这种解读是有强制阐释的嫌疑或倾向,他开创了这样一种先河。对于理论阐释,我们不能一味的棒杀,这些理论会在一个思维范围空间内给我们新的冲击。我记得孙戈教授讲过,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否生来就具有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个视点,无论是理论还是各种话语、权力之间很多缝隙都是我们从传统的空间里所看不到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理论视点进行介入,这样也许会有很多收获。同时对于理论,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位教授提到一个例子,有位研究者说鲁迅的空间位移与鲁迅的创作之间的关系,这太过于勉强和概念化。这都是有关当下的文学批评倾向性的一些问题,但我始终还是信奉刘凡先生的那句“好的理论就是好的思想,要把理论转化为好的思想,在不压抑文本丰富性的前提下进行阐释”。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傅光明教授点评,五位老师的发言,其中有三位都具体的涉及到改译改编,这个从结局上来说,很像鲁迅先生提到的文学上的复议,结果我想不外乎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不如原作,一个就是成功超越了原作,而且还有可能极其超越原作。从现在来看,极其超越原作的情形不是很多。这也是未来的改译者、改编者,需要特别在艺术性努力的方向。此外,从时间跨度来讲,李健吾的《云彩霞》的改编于上海沦陷时期,即便是从1945年算起,到2020年的改编《罗珠》也已经横跨了有75年。从《云彩霞》和《罗珠》的改编,包括早期的这个翻译剧,其中有一种共情的价值。对于戏剧来说,其实莎士比亚也是这样,从他写戏贯穿他20多年的戏剧生涯,他其实始终在追求着那种商业性的、民族性的、世俗性的、市井气的、烟火气的。所以这个才应该是莎士比亚的那种味道。我们后来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把莎士比亚给雅化,其实莎剧很有一点儿大雅若俗、大俗若雅的意味。其实就莎士比亚来说,莎士比亚是一个改编者。他的戏剧呢大多是从丹麦故事、意大利的中短篇小说等来的,他只是把它英格兰化,当莎士比亚的戏剧完成被经典化之后呢,所有的这些都成了“莎士比亚化”。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莎士比亚的时候,好像这些戏全是莎士比亚的原创。如果我们不做这种深入的莎士比亚戏剧的这种原型故事的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就真的以为莎士比亚具有无穷的创造力。

另外,从改编上来说呢,有对莎剧特别好的一种艺术上的超越和改编,最典型的日本的这个大导演黑泽明的《蜘蛛朝城》,他把《麦克白》完全的日本化了。这个其实非常像《云彩霞》《罗珠》的改编,大体上是一样的。莎士比亚时代的那些那个剧场和观众们,对于舞台上是不是能够呈现出原创剧,没有指望、也没有期待,只要改编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故事、或者传说,观众喜欢即可。其实当原创剧进入瓶颈期的时候,改编真的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艺术方式和艺术的可能性。

第四场发言

会议第四场发言由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文学院院长俞敏华教授主持,有五位学者发言。

中山大学邵璐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框架、思路与方法》的发言。

邵璐

她的发言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背景展开,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的规律。基于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史和现状,考虑到国际形势、社会变革、彼此立场变化等,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冷战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 (1949-1979);2.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1980-2001);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 (2002至今)。第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模式与策略。从译出、译入和数字化三个不同的视角切入,有助于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模式与策略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但鲜有学者对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模式展开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从数字化视角出发,讨论其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的影响。第三,构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者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1.对国内成功的翻译家或华人翻译家进行研究;2.对海外著名的翻译家及其译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3.开展类型文学译者作品选择与翻译策略的专题研究。第四,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改革开放后,国家主动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至海外,但效果不太理想。海外译者也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主力军。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渐趋佳境。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文学作品海外译介语种的增加、作家的海外获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不同作家的作品或者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具有差异性。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作品的外译模式、跨文化认同、译介渠道、海外市场宣传、海外读者的阅读接受和审美需求。第五,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提升路径。首先,就译介主体与译介内容而言,中国当代文学译介,需要作者和译者的共同努力。其次,在译介受众方面,中国当代又学的海外传播需重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审美偏好。再次,在译介途径方面,需同时开拓多媒介渠道。最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与有效“走进去”仍需官方机构的大力支持与引导。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刘江凯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翻译文学吗?》的发言。

刘江凯

他指出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是指1949年以后创作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和传播。而翻译文学最基本的内涵是指将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本土语言,以便译入语读者能够阅读的这些文学作品。那么,这些翻译成不同语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还是中国文学吗?或者它是所译语种国家的文学?还是一种既属于又不属于原产国和译入国的中间状态的所谓翻译文学呢?我们该如何看待海外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以上问题,刘江凯副教授的观点非常明确,认为海外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作品的语种版本、传播的范围、阅读接受的对象扩大并超出了传统的中文的边界、汉语的材料。国内文学界存在的一切问题在海外也同样都存在,只是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而这些共通的或者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展开研究的问题。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版本和接受的问题,应当作为当代文学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一种研究领域,而不是切割出去成为别的内容。当然,海外传播涉及到的问题范围和复杂性要远远大于翻译文学或者比较文学,它几乎是一个包括当代文学的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式的、综合式的这样一个研究场域。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相关的学科——比如说文学里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里的翻译学、新闻与传播学下面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和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密切相关,但这些学科中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凭借自己一个学科的力量,就能够解决好海外传播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所以海外传播研究除了按照向内作为以上学科某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之外,更需要向外探索或者打造一个具有鲜明的交叉跨界性、实践应用性、协同融合性和学习服务性特征的交叉学科的体系。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张惠苑副教授做了题为《晚清以来儿童思想启蒙的路径新探——以1908-1949年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儿童报刊为对象》的发言。

张惠苑

她指出,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对思想启蒙运动的对象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知识分子、农民、女性身上。但是,从梁启超开始,到周作人、鲁迅、郑振铎、叶圣陶,儿童思想启蒙一直是他们讨论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问题。然而,学界一直忽略对儿童思想启蒙的研究。儿童启蒙的意义一直被遮蔽在儿童的具体问题或者反封建的问题之下,没有确定儿童与知识、农民、妇女一样,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对象。儿童思想启蒙被学界忽略的原因,主要是研究儿童思想启蒙的路径缺失。以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儿童报刊为对象,梳理晚清以来儿童启蒙问题历史脉络,是研究儿童启蒙问题的可靠路径。从商务儿童报刊的编辑队伍、办刊理念中,分析现代启蒙思想的发生与发展。从问题入手,分析儿童启蒙的思想资源、未来儿童的塑造以及现代儿童作家队伍的形成。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徐从辉副教授做了题为《沈从文在西方的“正式亮相”:<中国土地>在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的出版》的发言。

徐从辉

他指出当前学界对于沈从文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有一定的研究,但对于沈从文如何开始在西方的传播多语焉不详,特别是沈从文的第一部英文小说集《中国土地》(Chinese Earth)在英国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的出版鲜有研究者关注。研究通过新发掘的120余封英文信件探讨沈从文的《中国土地》(Chinese Earth)是如何在英国出版传播的。徐从辉副教授认为,《中国土地》在英语世界的出版对沈从文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沈从文初次真正意义上与英语世界的相遇,也是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徐从辉副教授对《中国土地》在英语世界的出版与传播的一考察对深化沈从文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西强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研究中的版本问题》的发言。

王西强

他指出源文本是译本研究的起点,是在译本研究和翻译批评过程中进行译文质量评估的“金标准”。译本研究中的版本意识是关乎译本研究结论客观与否、科学与否的根本性问题,是译本研究的基本常识。然而,从目前学界产出的译本研究成果来看,有很多学者、甚至是比较成熟的翻译研究学者尚未确立源文本版本意识和译本研究的操作“规程”意识,在研究过程中“随手拈来”一个原作文本就将其与译文本做对比研究,并籍此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文质量进行效果评价和价值评判,全然不顾研究使用的原作文本与译者使用的源文本压根不一致,由此导致对译者翻译策略认知不当和对译文质量评估失衡的严重问题。王西强教授以国内学界所产出的莫言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的英译本及相关研究专著、硕博士学位论文和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发现目前国内翻译研究界、尤其是文学翻译研究界在进行译本研究时存在严重的源文本版本意识淡薄的问题,暴露出翻译研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学者、期刊编辑、博硕士生导师和博硕士研究生等都没有注意到译本研究中源文本版本的重要性,学者进行译本研究时所使用的源文本的版本与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所使用的源文本的版本不一致,从而忽略了作者对作品的修改、修订带来的版本不一致问题,也导致了译本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不足,导致研究成果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差。王西强教授分析了导致此种学术不严谨现象的原因,并提出翻译学界应努力加强翻译研究的规程意识,进行学术研究的标准化建设。

西交利物浦大学翻译系张霄军教授对本组发言做了三点评:

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国外大学图书馆的“东亚区(馆)”所看到的文学外译及研究书籍大多是有关日本文学的,这与邵璐教授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可不可以尝试研究一下日本文学英译及其传播,以期对我们的翻译和研究有所借鉴?第二,“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里的“兄弟”指的是“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也就是在海外传播中,文学研究和文学作品翻译要齐头并进,这一点可以向中国语言学学科学习和借鉴。第三,“雅俗共赏,百花齐放”。刘江凯教授提到了《红高梁》个例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的网络文学、网剧在海外很受欢迎,那么这些“通俗”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可以给我们的“正统”文学作品英译的海外接受提供思路,在文学创作的源头上动动心思,同时还可以利用多模态、数字化的技术和传播手段全方位行动起来。

与会学者的发言围绕“中西融通与文化、文学互鉴(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中西文艺思想的交流互动”“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人才培养研究”“戏剧翻译研究和戏剧改易研究”“中华学术外译与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研究”“媒介与翻译:翻译期刊、期刊翻译栏目和近代出版传媒”等几个方面的话题展开,各组评议专家对与会学者的发言做出了精彩点评。最后,王西强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感谢。

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通过翻译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向中国“讲好世界故事”,研究如何通过翻译继续推动中国融入世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此次会议,也是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责任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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