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大学生活是何样？数百件实物照片述说交大学霸故事

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只有15岁

学生证、校徽、饭票……充满时代印记的134件实物展品、270张图片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跨越40年时光首次亮相。

据介绍，这些展品大多从交大校友中征集而来。整个展览分为“机遇·恢复高考春风起”“发展·教学科研雄风振”“奋斗·渴求新知斗志昂”“起航·五湖四海青春扬”四个篇章，通过图片、文献、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再现了40年前恢复高考的决策前后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变化，展现交大77、78级学子只争朝夕、刻苦攻读的风貌。

此次展览还对入学的2800余名交大学子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分析显示，这些学子中的男女比例约为7:1，77、78级本科生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只有15岁，来自于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等各行各业。毕业后，他们或是意气风发地奔赴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或是远渡重洋走向世界。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成为了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弄潮儿。

不拘一格录取优秀学子

在展览的第一篇章“机遇·恢复高考春风起”里，有一张不太引人注目的照片——1978级上海交大应用数学系研究生糜解正在向他的导师程极泰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这虽然是一张普通的师生讨论照片，但对于当时的高校来说却弥足珍贵。 原来，1978年，由于多年来“唯成份论”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仍存在，“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一所大学的招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糜解是一名历史清楚、政治表现好、学习工作成绩优秀的中学教师，但他以前被认为“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

面对这样的情况，上海交大大胆冲破“唯成份论”的羁绊，在慎重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上级部门如实地反映情况，并主动表明态度，按照当时“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录取糜解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应用数学系研究生，这在当时堪称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当年10月，《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相继登载社论或文章报导此事，并予以高度评价。也就在同一年的本科招生中，上海交大还录取了当时被认为“家庭成份不好”的考生30人，占招生总数的2.1%。许多因“家庭成份不好”而升学有困难的青年，由此看到了学习成材、报效祖国的希望。

校长上讲台亲授专业课

“《高等数学》雷英彦老师在讲授极限理论时，一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数学巧妙地融合到一起，让人即刻理解了‘趋近于零但不等于零’的概念，这也成为我日后在工作中永不停步、追求卓越的动力。”时过40年，77、78级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系袁继烈依然清楚地记得任课老师的名字和他们所说过的话。

不单单是袁继烈，几乎所有77、78级学子对自己当年所上的课程和任课教师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当时，教与学是学校最中心的事。蛰伏了整整11年，77、78级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一下子被激活迸发，老师们也恨不得将毕生所思所想所学全都传授给学生。没有课本，老师就自编讲义、油印教材，用他们对未来的追求和渴望，点燃学子的激情和梦想。

走上讲台讲授专业课的不仅有普通教师，还有校长。

在展览的第二篇章“发展·教学科研雄风振”有两张特别的照片：一张是著名电子学家、当年已77岁的时任校长朱物华开设“水声工程原理”新课，为研究生授课的场景；另一张是1980年时任校长范绪箕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不光是校长，学校的系级干部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参加学校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工作。已八旬高龄的时任学部委员周志宏风趣地说：“我年纪虽然老，但我这部机器加点油，还可以用！我要把82岁当做28岁来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祖国无限的教育事业中去。”

“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交通大学副教务长张鸿将交大的教学传统归纳为这三个词。

“四年的大学生涯，刻苦自觉的学习，是形成了一种风气。清晨看见每个人不是在体育锻炼，就是在背外语；晚上，夜自修各个教室客满；那时，宿舍教室晚上都是要熄灯的，所以在熄灯后，走廊看书，路灯看书都有，也有买电池，打手电看书的，当然都是在什么牛庄路、虬江路、中山公园那些电子市场买的再生利用电池，便宜呀。”77、78级应用物理系杜国桢说道。

打开中外高教合作新世界之门

1978年10月，12位上海交大教授组成访问团，踏上了赴美之路。在展览第二篇章“合作交流蓄势待发”章节，能够找到当年意气风发的交大访美团在林肯像下的合影。在美国47天，代表团共访问了20个城市、27所大学、14个研究单位和工厂，联系接触了200多位美国朋友和400多位美籍华人、校友等，初步考察美国高等教育事业，并向美国各界和广大校友介绍了国内情况。因为当时中美两国尚未正式建交，这一项国际交流之举，可谓“石破天惊”。

当时计算机在美国已广泛运用于教学、科研、医疗等领域，但交大还没有这个专业。访问团与马里兰大学朱耀漠、波士顿王氏电子计算机公司王安、朱祺瑶等校友，讨论交大建立电子计算机中心之事。此行，身为团长的邓旭初带了8万美元，与王安一番商谈后，王安半卖半送给交大3台电脑微机，访问团为此花了5万美元。这3台电脑，成了交大计算机系的“发家之本”。访问团还就选派研究生、互派教授讲学、交换教材及教学资料问题，与校友们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

上海交大教授代表团的这次赴美之行，架起了上海交大乃至中国高校与海外校友、学者交流的桥梁，开通了中国高校从海外引智和引资的道路。

1981年11月，中国政府批准世界银行贷款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这是中国高校首次接受世界银行贷款。当时的很多高校接受这笔贷款后，都选派了本校教师出国进修。时任交大校长范绪箕亲自负责交大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他坚持选送了38位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并为每位学生联系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一流大学的导师。当时成绩优异的倪军则被选中参加考试。

上海交大的这38位“世行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学子。如今，他们已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之中，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姚一心、美国罗格斯大学终身教授卢毅成、上海会畅通信股份有限公司CEO黄元庚、软银中国资本主管合伙人华平，还有交大密西根学院创始院长、现任荣誉院长倪军。

“学霸”每周学习90小时

工工整整的课程笔记、聚精会神的学习和讨论，脚踏实地的教学实践……展览的第三篇章“奋斗·渴求新知斗志昂”再现了77、78级“学霸”们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的情景。

77、78级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年龄差距悬殊，背景差异也很大，他们的知识基础普遍薄弱，很多人在大学之前都有过一段社会经历：有的当过工人，有的作过知青，还有的可能参过军。面对这样零基础、低水平的现状，他们表现出对知识、科学极度的渴求和近乎自虐的刻苦读书态度。

“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90小时，而这些时间是靠千方百‘挤’出来的：挤掉了周末和节日，挤干了娱乐和社交，挤扁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学霸’就是这样炼成的。”回忆起在交大惜时如金的学习生涯，上海交大党委书记、77、78级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姜斯宪仍觉着有些难以置信。

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77、78级船舶工程系张炳芝，“我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学习刻苦，那个时候就形成了失眠。还以为不知道得了什么毛病，后来到苏州医学院我一个亲戚在那里，到那儿去一查，他说就是脑神经衰弱，实际上就是用力过度。”

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当时校园里蔚然成风。“我们犯愁怎么能在图书馆里抢到一个空闲的位置，常常以为自己来得够早，却总有人比你捷足先登；我们担心的是学习时间不够用怎么办，食堂窗口前排队的一点时间也要掏出随身携带的外语单词本，口中念念有声；我们执着于每一个问题，下课铃一响便一拥而上，把老师团团围住，提问就像连珠炮，绝不放过一个疑问……你追我赶、比学赶超，熄灯后的宿舍总是烛光点点，夏天教室里、路灯下蚊子多，大家就穿上长裤和套鞋，手摇着蒲扇看书……”77、78级电子工程系张伟表示，面对劲头十足、求知若渴的学生，学校也特别重视，各门功课都安排了最好的老师，每门主课更配置了辅导教师，进行解疑释惑。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要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深深扎根地在那一代人的心里。

年轻人在这里忘乎所以地汲取知识，但也没有忘记青春应该有的样子。学生伙管会组织的食堂帮厨、大礼堂的电影《追捕》、《小花》、校园广播里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国女排的第一次夺冠的敲盆摔碗的庆祝……这些都是77、78级交大学子共同的记忆。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四年苦读时光匆匆而过，1982年，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上海交大77、78级学子从交大扬帆起航，迈出校门、奔向社会。

第四篇章“起航·五湖四海青春扬”展示了这两届毕业生的基本情况。他们中大都进入了六机部系统等国家重点行业，也有部分同学进入社会的其他行业。三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同学成了独当一面的工程师，有的成为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有的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向前发展，有的肩负着中国未来教育的使命，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上海交大校长、77、78级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毕业的林忠钦回忆说，“我们77、78级毕业生中的不少人之所以能在后来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应该说与当年求学时养成的这种乐学好学的勤奋精神密不可分，对此我深有体会。”

“77、78级的同学对于整个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毕业走向社会之后，他们比较快地担当起了各行各业的骨干，整体地弥补了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这方面我认为大家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77、78级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姜斯宪表示。他也殷切希望全体交大人接续努力，早日把上海交通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