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动摇国本”全民抗议，“以色列之春”是危言耸听吗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示威者在抗议政府计划的法律制度改革期间与警察发生冲突。视觉中国 图

当地时间2月21日，以色列议会正式通过了全面司法改革计划中第一项法案的一读，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自今年1月7日起，以色列民间就已发起了多轮抗议示威活动，其导火索是新一届政府于1月4日宣布的司法改革计划。在外界看来，这一司法改革旨在削弱司法机构的权力，减少其对政府施政的制衡。许多以色列民众担忧此举将削弱以色列的民主制度，甚至“动摇国本”。

与之相对的是，以色列右翼联合政府态度十分坚决，下定决心要改变建国以来的司法制度。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目的并非只是要改革司法本身，他们摆脱司法掣肘后要实现的政策目标，才是事关以色列国家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

全民抗议并非杞人忧天

改革司法系统并非突如其来的决定。早在去年大选期间，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和宗教政党盟友便毫不掩饰其司法改革目标，尤其是宗教锡安主义党领袖、后来出任财政部长的比撒列·斯莫特里奇早就发起了司法全面改革计划。当时希伯来大学政治学者盖尔·塔尔希尔便认为，此举不仅是为了帮内塔尼亚胡本人避免牢狱之灾，更是意在废除该国司法系统和调解机构的职能，让内塔尼亚胡成为匈牙利的欧尔班，做以色列“唯一的统治者”。

去年12月29日，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包括利库德集团在内的六个右翼与极右翼政党组建了新一届以色列政府。就在新政府就职不到一周，副总理兼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便迅速宣布了司法改革计划。虽然具体内容和斯莫特里奇所说不尽相同，但大方向和总体目标并未改变且显露无疑。

此次司法改革计划，大致包括五个方面：法官任免、司法审查、议会否决权、政府部门法律顾问、司法审查行政决策的“合理性”问题。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法官任免机制改革。在此之前，法官选拔委员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包括三名最高法院法官、两名律师协会成员、两名议员和两名政府部长，任免普通法官需要九人中的多数同意，而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免更是需要七人同意。这就意味着没有委员会中专业法官或律协代表的支持，政治人物无法选择中意的法官，尤其是作为权力要害部门的最高法院成员。

内塔尼亚胡和莱文便因此抨击这一委员会“左倾”。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右翼政府上台，就必须得与法官、律协代表等“左倾”成员让步妥协，才能换来所谓的任免“共识”；可如果左翼政府上台，该委员会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共识”，便能轻松任免法官，无视右翼力量的反对。

因此，改革方案拟将该委员会成员增加至11人，除了司法部长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还包括两名政府部长、三名议会专业委员会主席、三名最高法院法官和司法部长指定的两名公共代表（其中一人为律师）。显然，议会各委员会主席往往由执政联盟人员出任，加上司法部长还能指定公共代表，政府可以在未来掌控法官选拔委员会的多数席位（至少七人），也在事实上掌控了法官的任免。

关于另一个重要问题——司法审查权，改革计划旨在限制最高法院对于议会立法的审查实权，尤其是明确禁止最高法院审查具有宪法功能的13部基本法修订。即便对普通立法的合法性审查，也需要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参与、80%的法官支持方可否决议会法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议会有权推翻最高法院作出的合法性判决，且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

此外，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来自独立机构，但改革计划赋予司法部监管其人员指派工作，而且选拔机构的观点对政府及各部门首长没有约束力，意味着各部门可任意任免法律顾问且无需听从顾问建议。至于“合理性”的缺乏，则成为禁止法院审查政府决策争议、参加听证会的正当理由。

由此可见，一旦司法改革计划通过，执政联盟主导的行政与立法权力将明显扩大，而司法机构的制衡权力则大为削减。考虑到以色列目前“议会至上”的国情，制衡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唯一可能便在于本国司法机构。假如司法机构被砍掉臂膀，那么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施政将更加难以被约束。

正因为如此，司法改革的消息刚刚传出，以色列民间几乎充满了反对声音。“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在过去两个月主持的民调显示，55.6%的以色列民众支持最高法院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任何反民主法案，43%的人认为莱文提出的改革计划“非常糟糕”。另一家本土智库“犹太人政策研究所”的民调指出，尽管84%的以色列人认为司法系统需要做出变革，但只有22%的民众支持政府提出的所有改革内容。

在政治观点高度碎片化的以色列社会，反对此次司法改革难得地成为了多数民众的共识。正如那些参加抗议示威，包围最高法院和议会的民众所说，他们担心新政府将打破制衡机制、破坏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为将来进一步“撕裂以色列国家精神”扫除阻碍。

如果说以色列不同群体政治观点不同，但尚在现有政治体制问题上存在底线共识，那么此次司法改革给相当一部分民众带来的担忧，则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也难怪抗议人数从最初的单日数千人上升至后来的每天超过10万人，且持续一个半月没有平息之势。

极右翼笼罩之下，以色列将走向何方

由于此次抗议示威规模颇为罕见，一些政治评论人士甚至将其称为“以色列之春”。除了民间的反对浪潮，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呼吁暂停推进司法改革，先开启更加广泛的咨询与讨论过程，最高法院院长埃斯特·哈尤特和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更是直指这一改革的非法性问题。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不顾高层与社会压力，还表态“以色列依旧是一个民主国家，充分保护公民自由”。

目前，改革法案已经通过议会一读，顺利通过实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如前文所说，这届政府组建之初便不遗余力地推进司法改革，关键在于实现其传统右翼和极右翼执政联盟的各项政治目标。例如限制司法审查权，禁止最高法院审查的13部基本法，便不乏《犹太民族国家法》、《耶路撒冷法》、《国家土地法》等高度敏感的议题。一旦不受司法约束，这个“有史以来最右翼的政府”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前景，无疑牵动着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神经。

内塔尼亚胡时隔16个月实现“王者归来”，背景是以色列此前43个月历经五次大选，仍无法维系一个稳定的政府。在中左翼各党派支持率下降、更加分裂的背景下，他与极右翼力量结盟，方才赢得议会多数席次，组建政府。这已然预示着内塔尼亚胡未来的施政方针必然会更加向极右翼靠拢。要想维系极右翼有发言权的政府，落实各项政策，不能配合右倾的司法系统必然成为率先开刀的对象。

一旦改革完成，以色列政府最令人担忧的，无疑在于外交、区域安全和涉巴勒斯坦问题上更加激烈的行动。就在国内抗议示威如火如荼之际，以色列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暂停（但非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被视为美国施压、美以巴三方协商后的妥协结果。但以色列执政联盟只是迫于现实压力而暂停脚步。早在去年竞选期间，内塔尼亚胡阵营便全力鼓吹在加沙与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否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底线逻辑始终不变。换言之，在不接受“两国方案”、以“一国方案”为终极目标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如果没有司法系统的及时制约，以色列政府将不遗余力地落实其右翼目标，唯一的顾虑只是国际与地区局势的变化、外部压力的大小。

这也呼应了去年底阿联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的警告，即斯莫特里奇、本-格维尔等极右翼政治人物进入内阁，意味着对以色列与周边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破坏。三年前以色列才在美国协调下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盟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一旦在耶路撒冷争议、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上采取更右翼、更保守的行动，以色列是否会亲手破坏其好不容易改善的周边外交环境？这一点正在引发更多担忧。

在司法系统本可更有作为的内政方面，内塔尼亚胡政府未来可预见的措施则更有可能“擦枪走火”。目前以色列境内有约190万阿拉伯裔公民，在内塔尼亚胡的前几个任期大力推行民族主义政策之后，他们已经感受到自身语言、宗教、文化等多方面权益受到威胁。如今新政府充斥着宗教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阿拉伯裔公民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

到了反司法改革的抗议示威风起云涌之时，以色列议会通过立法，对所有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获得巴勒斯坦资金支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都要撤销其以色列国籍。至于刚刚发生枪击事件的东耶路撒冷地区，该法案宣布要剥夺该地区巴勒斯坦裔居民的居住权。随着针对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政策越发严厉，未来的以色列是否会迈向更加极端的“犹太民族国家”，不仅事关该国20%的民众生存，也是地区冲突的又一个导火索。

此外，这个“最右翼政府”的不少阁员长期反对、攻击性少数群体，批评宗教自由，否认巴以公民社会的存在，与此同时这些少数群体的生存，离不开司法系统和法律的保护。如果司法系统不再拥有庇护他们的力量，受到冲击的将不再只是阿拉伯裔，而是所有持有相应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以色列人。

作为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或许不如他的新盟友们这般极右、保守，但一方面他身负三项指控，显然不希望司法系统有权力将自己变成“犯罪总理”（Crime Minister）、送进监狱，另一方面正如前总理拉皮德去年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采访时所说，内塔尼亚胡看重强大的实力与生存安全，而非“国家道义”。在地区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他的逻辑与极右翼盟友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天然的默契。

目前谁也不敢轻言“以色列之春”是否正在降临，但这一次司法改革的确正在动摇、至少是要重新定义以色列的立国之本。这次抗议浪潮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平息，但未来以色列政府的命运、国家的走向依旧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