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鹏霖：发挥上海特色优势，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3月17日下午，以“上海如何打造更友好的营商环境”为主题的“澎湃下午茶”2023年开题会在上海北外滩白玉兰广场举行。会议由澎湃新闻旗下城市智库澎湃研究所举办，邀请了10位业内学者、研究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界相关人士。嘉宾们就营商环境的意义、问题、解决思路和现实举措展开了分享、交流。

如何看待上海在营商环境上的特点和改进空间？上海市委研究室经济处副处长宋鹏霖围绕着“发挥上海特色优势，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做了发言。宋鹏霖介绍分析了上海在营商环境上具有的优势和既有的资源禀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上海继续发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若干项具体建议。

以下为宋鹏霖演讲实录，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飨读者。

上海在营商环境领域一直走在前列。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寄予厚望，考察上海时专门提出，坚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实践证明，这个要求高度契合了上海的资源禀赋，也顺应了当时发展阶段的要求。

过去五年，虽然国内外风云变幻，出现了包括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不利因素，但是上海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66家，新增外资研发中心105家，新增民营企业总部501家。可见，营商环境对提升整个城市经济影响力、国际地位都很有助益。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经济工作的突出问题是如何提振信心、稳定预期，最核心是打造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上海在这方面有优势，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战略牵引的优势。上海一直是国家战略的集中承载地，也是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地。无论是过去浦东开发开放，还是后来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引领区和一体化示范区，同时上海还是首批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这些国家级战略平台为上海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制度空间。

第二是场景丰富的优势。这个场景是指市场主体众多。上海现有各类市场主体328万户，其中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四分天下”、非常均衡。良好的市场土壤和丰富的场景，会催生出大量的模式和业态创新，包括跨境电商、科技金融、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离岸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会倒逼营商环境迭代升级。

第三是要素集聚的优势。该要素是指营商环境的构成要素。今天我们提到营商环境，首先会想到“放管服”改革，或者世界银行的十大指标体系，其实营商环境是一个涵盖城市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甚至人文环境等诸多要素的产物，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前一阵我到兄弟省市调研，当地确实有好山好水好政策——很多政策是优于上海的。但是企业反映最大的问题是产业链配套能力不足，连一个螺丝钉都需要从外地购买。产业链不足会影响供应链，供应链不足会影响规模效应，规模效应不足会抬高物流等日常运营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讲，产业环境是基础的营商环境。而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经过长期的发展沉淀，这些要素比较齐全。

这些优势是营商环境长期不断改善的结果，也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打造更友好的营商环境，上海可以基于已有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四大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放权更加到位。营商环境是政府和市场关系最直观的呈现。市场化是营商环境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今天我们说要激发市场活力，首先一定要放开市场的手脚。从实践来看，放权的关键点是“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最初一公里”就是放什么。上海推进简政放权已20多年，可以说该放的、能放的已经差不多了，目前不能放的往往是《行政许可法》等上位法明确规定要审批的内容。这方面要用好浦东、临港新片区等参照经济特区管理的重点区域的地方立法权，争取先行先试、取得突破。

对地方政府来说，“最后一公里”的创新空间更大，就是怎么样放到位？我们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卡点堵点主要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放得更加清晰。现在写在文件规定里的标准、条件、材料、环节少了，但没有写在纸上的隐形壁垒以及“相关部门”“其他”等模糊性兜底条款还很常见，有些是监管部门不审了，但要求银行、物业等非权力部门进行前置审核，这种不确定性给市场主体带来的困扰更大。只有最大限度减少政策和流程的模糊性，才能让市场主体明明白白办事。

另一方面是放权更加公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的最大诉求。尤其是对外资企业、中小企业来说，普惠性是最重要的营商环境。上海未来应提供更多普惠性政策，比如在贷款等政策和服务上要一视同仁。在这点上，我们还面临WTO等国际经贸协议的约束问题。一些地方在过去招商引资中，习惯“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等做法，甚至某个国企出现困难，有些政府会本能地下场施救，但这些做法通常是经不起反歧视、反补贴等调查的。我们出台政策措施前，必须做好公平竞争一致性审查。

二是监管更加精准。我们的监管原则是“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这一原则解决了监管主体的问题，但是监管内容如何协同、协调，避免多头监管、重复监管、监管盲区等问题。综合监管是大的方向。但是目前的综合监管很多还停留在多个部门联合检查、联合执法的层面。真正的综合监管不仅仅是合并同类项，更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监管的信息共享、流程衔接、结果互认。从很多省市经验来看，场景驱动是较好的抓手。比如对餐饮、跨境电商、科技金融等同一行业企业的同类场景，共同研究提出统一的合规手册和检查清单。更重要的是，监管不仅是约束性、消极的，对优秀企业来说，监管也是保护、是赋能。当前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涉及的制度型开放问题，如投资者权益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都是未来监管要重点考量的内容。

三是服务更加专业。上海很早就提出要当好“金牌店小二”。什么叫“金牌店小二”？就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但对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要做到“有求必应”，就不能满足于“代办、帮办、上门办”等常规服务，还要着力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某些开发区政策很有吸引力，外资企业过来洽谈业务，但接待人员不懂业务，双方对不上话，就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合肥提出的“打造政府合伙人计划”广受好评，靠的就是专业化服务能力，他们对行业现状、趋势、愿景有精准的了解，也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意见，这就是服务专业化。要做到服务专业化，工作人员提升个人能力素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借势借力。上海现代服务业比较发达，无论是航运、贸易、金融等商务服务业，还是会计、审计、仲裁等专业服务业，都有大量的机构和人才。要用好第三方专业性服务机构，打造高质量的产业服务体系。浦东提出要打造国际法律服务园，“最多跑一地”即能获取法律服务，就是比较好的尝试。

四是优势再升级。当前全球的招商引资竞争日益白热化，公共服务能力更强、城市治理水平更优、人文气息更浓的城市，往往吸引力更大。例如东京薪资水平并不高，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下的功夫也没有上海足，但在日本这样一个老龄化、少子化严重的国家，东京连续二十多年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这就是城市的魅力。从营商环境的构成要件看，上海无疑是集大成者，无论是城市品质、市场环境还是政务服务、法治环境，都有不错的表现。未来要对标全球顶尖城市，在营造宜业宜居的城市品质上下更大功夫，加快塑造不可替代的营商环境综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