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马克梦①耶鲁毕业后，我到台湾学汉语

【编者按】

1952年9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14名外国留学生成建制调整到北京大学，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工作的开始。60多年来，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名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完成学业。

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是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的有效途径。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人生经历和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为理解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海外视角。

2015年，“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旨在收集和整理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成长记忆，重点讲述他们与中国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故事。考虑到口述者的特殊经历、个人情感以及因时间久远而造成的记忆模糊等因素，作者通过访谈第三方、查找资料等方式对口述内容进行考订、补充，成稿后又请口述者进行了校正。

近日，这套丛书中的《梦，在路上：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前主任马克梦口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口述者简介：

马克梦（Keith McMahon），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前主任，曾在台湾、北京和上海等地学习、研究多年。1984年始任教于堪萨斯大学。研究领域涉及明清小说、中国文学中的男女人物类型、色情文学、鸦片吸食与现代主体性、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历代后妃及制度等。

在现实生活中，学习汉语带来的第一个重要的实质性的结果，是耶鲁大学毕业后，1976—1977年我到台湾去留学。这时候去的原因，是在耶鲁大学期间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即我的汉语水平不行，急于提高，势在必行。于是1976年9月，我到了台北，在那里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住宿则在所谓的“国际学社”一栋两层楼的宿舍，专门提供给留学生、来访学者以及特别选中的台湾本省籍大学生。

在台湾生活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学习中文或是为了未来的职业发展。我的目标即使有些天真或理想主义，但还是尽可能紧密地联系着职业与生活。因此，生活在台湾基本上也就同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一样重要无疑了。我接下来对台湾生活的追述，可能会让读者觉得琐碎，好似和学习没有什么关系，但其细节，对我来说当与学习同样重要。学习怎样生活在台湾，特别是学习怎样用中文生活在那里，可以说概括了我在台湾的整个历程。

生活的第一个细节伴随着这样的现实展开了：第一天，我要出去买邮票寄信给我母亲报平安。但不幸的是，我不记得“邮票”这个词中文怎么说。我只记得“风流”，但不知道“邮票”。我于是查了查字典，就去了邮局。也许一个正常点儿的游客来到台湾应该已经读过一本旅游指南，我却从未这样做过，去台湾前对那里一无所知，除了从他人那里听到的趣闻，比如四处飞舞、打不死的蟑螂，比如卫生非常不好，比如夏天很热，等等。我知道它在国民党统治下，很多民众来自大陆，但我在那里并没有什么朋友或私交。我最早认识的人是我住的宿舍楼的门卫老宋，住在隔壁的日本学生Kishita，我每天吃早点的豆浆店老板夫妇，以及我参加的语言学校“斯坦福语言中心”的美国同学和中国老师。

生活在台湾意味着我不得不学会如何吃饭。那时我对中餐已经很熟悉了，1976年夏天我在纽黑文一家中餐馆做过服务生。我习惯下午四点吃晚饭，在中国厨子五点开工之前。到台北后不久，我和日本邻居Kishita交了朋友，他带我第一次去街边巷角的豆浆店。老板娘穿棉布衣服，看上去有点胖，戴着绿色毛线帽子，常常挂着和善的微笑。她丈夫从上海来，穿白T恤、蓝短裤。我学会了点菜的流程：我先要豆浆，他们便问“你要吃什么”，因为照我的发现，豆浆一般是就着别的东西吃的，比如烧饼、油条，或是我最喜欢的糯米饭团。我坐在黑色方桌旁的凳子上，别人一般也在那里吃早饭。起初吃完时他们用中文告诉Kishita价钱，但对我则用手势表示价钱，老板娘的台湾腔对我来说太重了。多年以后我回到台北访问时，他们还在那里，并且坚持免了我早餐的钱。

学习如何生活在台湾也包括了一个重要决定：我的生活要离所谓的“真正”的中国人有多近。起初我住单人间，但走廊对面有四人间，其中一个还有空位，我该不该搬到那个房间呢？我会失去隐私，但我有更多机会说汉语、认识中国人。四人间每月也只收800台币，我那年可没什么钱了（后来我找了英语家教的工作，每周10—15小时，足够支付房租和饭费）。我最终决定搬去四人间，却发现里面住着的三个是本省人，互相说闽南话。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同住一个房间。一开始很难忍受一个房间里晃着另外三个“有机体”，就像一个盒子里有四种生物节律。我们四个人不可能同时坐在书桌前，那样太挤了。我占了个上铺，这能让我拥有一些独立的空间。我们房间后面是个军事基地，士兵在那里操练行军，行军时唱歌喊口号。你能听见附近居民家的公鸡打鸣，或是他们的孩子用闽南话闲聊。你甚至能听见人们的筷子碰到碗的声音。远处是环绕着台北南部的群山。我学会了些基本准则：比如有人进门时说“请进”，之后你应该说“请坐”。我的室友们很好学，特别是我的下铺。他能早上一起床就马上坐到书桌前苦读，甚至都不先上个厕所。

我在斯坦福中心上过最好的课是叶太太开的两学期《水浒传》，我跟着她逐页阅读小说，对不懂的东西每事必问。后来她退休了，我回台湾旅游时还常去看她。她来自北京，在那里就认识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高友工。她总是对我说她记得他喜欢芭蕾。

尽管我的中文进步很大，我还不能用中文表达讽刺。这可能是因为宿舍里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学了工科，他们都学工程、自然科学和数学。我给母亲写信假定中国人没有反讽的细胞，这个观点很蠢，但当时很吸引我。

当时学习汉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即每学一个新单词，就像解决了一个新问题，发出了新的沟通信息，我和别的什么人之间敞开了灵魂——尽管误解经常发生。这是我在台湾这一年的关键印象，是对我语言学习过程中最关键的感受的总结，而这个过程也正是在社会象征秩序上定义自我的过程。更简单地说，每个词汇都像打开新的大门的门票，开启了先前关闭着的，甚至先前不存在的门，进入之前被阻隔的房间，不仅是房间，还是邻里、区域和空间，包括情感空间。

在那之前的一年雅克·拉康开始启发我，他说无意识的结构就像语言。他讨论“语言的占用经由他者，那是……意味着通往主体身份中象征秩序的入口”。一个人通过讲述语言成为他自身，一个人经由语言进入象征秩序，一个人通过他者带给你以及你向他者指称自我的言语的意义而成为自身。这包括了他人用中文谈论我什么，如何用中文定义我，中国人会谈起我什么——无论他们是否了解我或者我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自我。人们带给我关于我自己的生词。

有一次我的女朋友和我站在一个机场闪烁的灯光下，她嘲笑我实际上就像那些闪烁不定的灯光。有一次她说：“你常常驳倒你自己的话。”我把所有评论当作礼物收集，并好奇我可以如何回报。她和其他人给了我用来表达自我的语汇。情感和自我表达的语言对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许多年后我参加美国公务员考试，试图成为政府译员，但我失败了。我不会说诸如“食品加工厂”或“菠萝种植园”一类的词汇。我永远不可能成为那样的活字典。但谈论我自己和“你”，则最能概括我关心的全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