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扶弟魔”背后的传统与性别；反性侵呼唤制度

11个姐姐自发为弟弟婚礼凑钱：为何只见“扶弟”不见“扶姐”？

一场山西吕梁的农家婚礼最近火了。

在这则结婚典礼现场的视频中，身穿带有1到11数字标记的红色T恤的11名姐姐按家中排行大小逐一上台，为新婚的弟弟送上祝福。这11位姐姐自发为弟弟的婚礼凑了32万元，分别用于置办婚礼、彩礼和县城买房。

尽管视频中一家人其乐融融，姐姐们也反复强调筹钱“完全自愿”，这则新闻还是戳中了许多人心中的痛点：11个姐姐和1个弟弟的家庭架构，姐姐们受教育程度低、其中一位曾因家境放弃上大学而去县城打工的事实……这些无不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农村的重男轻女思想，甚至有网友提出“扶弟魔”的说法。

但在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张丰看来，这样的污名实则体现了城市和乡村迥然不同的生存价值观。“扶弟魔”的称呼隐含了城市中产者原子式的自由观念，即每个人都应该自力更生，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个体，这个法律意义上的最小单位，成了现代社会衡量成功、责任与义务的基本出发点；如今围绕家庭的种种纠纷，如婚姻前后的财产争议、伴侣的债务问题等等，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个体责任观念对现代人生活的深刻影响。

与城市这种孤独的生活体验不同，农村的“大家庭”大都具有共同抵抗风险的习惯，家庭与亲友之间的帮扶，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内在组织方式。让张丰触动的是这个家庭的和美与团结：每人自发凑一点钱出来帮助弟弟，这实实在在的关爱与幸福，显现了某种正离我们远去的生存经验和家庭价值——相互体谅和帮助，是这个家庭过去生存的经验，它早已深入11个姐姐的骨髓之中。

相比起这种家庭与个人，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解读视角，更多评论者则着眼于农村性别问题的社会语境。如新京报评论员从易所说，从个体层面，我们无法否认这11位姐姐为弟弟奉献的善意和权利；但从社会层面，我们却有必要的探讨——为何这个家庭的爱与团结必须以牺牲女性为前提？为何处处可见“扶弟魔”，却鲜少听闻“扶姐魔”？人们希望从这个表面上其乐融融的个案扩展开去，探讨整个社会女性尚未得到充分善待的事实。

评论员土土绒便用数据担忧地指出，中国在全球144个经济体性别差距状况的排名中依然落后，其中“新生人口性别比例”方面更是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而在2015年一项关于性别公平的网络调查里，69%的受访者不同意男女已经拥有了同等的财产权：在农村，女性往往不能像她的兄弟那样平等地继承父母的财产，一些人甚至还需资助成年的兄弟。视频中那看上去其乐融融，相互尊重的家庭毕竟只是个案，我们无法用姐姐的“自愿”，去抹杀整个社会存在的性别不公问题。

事实上，农村女性权益、尤其是财产权益的劣势早在此前有关农村宅基地改革的讨论中便已成为焦点。201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提供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尽管国家层面，相关政策并未排斥妇女作为户主，但按照农村以男娶女嫁的规则来处理立户问题的现实传统，宅基地往往给男不给女——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李慧英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便指出，由于农村绝大多数妇女都要嫁到男方的家庭中去，宅基地是由男方所在的村庄按男方分配，许多女性也就在这样的分配中被排除在外了。

分不到宅基地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男性可以在村庄中安住，甚至像新闻中的弟弟那样接受家人资助去扩展房产时，大多数农村女性却时时面临无处可归的风险：中国绝大多数村庄都不会让村民的女儿留在这里作为户主来申请宅基地，而女性无论是出嫁后离婚、大龄未婚、或者不幸丧偶，都可能遭遇居住权利被剥夺，“两头都不认”的困境。

张丰的视角显现传统习俗温情脉脉的一面：在这里，一人的事，仍然是众人的事，传统对家庭、婚姻和居住的期待以最喜庆圆满的方式呈现。但对更多关注性别与社会问题的人来说，个体与家庭，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呈现出更分裂和复杂的面貌。以宅基地问题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习俗——尤其是与国家法律存在巨大差异的民间习惯——带来的现实问题：当我们谈及性别平等问题时，最大的难点往往在农村，农村中最大的难点在土地和居住权益，而这种权益的不公正又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千百年来的婚居观念。短短一个视频所牵涉的家庭、婚姻、房屋，金钱，无不以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和其中习惯、法律、性别、城乡的激烈碰撞为背景。

怎么只有“扶弟魔”没有“扶姐魔”？这个听着颇有些“酸味儿”的质问事实上包含着一种普遍的担忧：视频中，弟弟尚且有11个“怕他吃苦”的亲姐姐为他凑钱买房，那么这些姐姐呢？在教育、居住或婚姻中的关键时刻，她们能否像自己的弟弟那样，获得来自家人、村民与社会的同等支持？

张鹏事件：我们只能依靠媒体舆论倒逼行动吗？

7月8日，一篇名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文章再次将高校教授性骚扰话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文章指出，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兼生命科学大学院教授张鹏涉嫌以搂抱、亲吻等行为持续骚扰女同学与女同事，并利用师生关系制造机会与操控学生心理。

事发后，中山大学于9日向媒体表示校方4月份已经对张鹏的违纪行为做了处分并进行内部通告。10日，校方再次发布通告，称张鹏确实存在“有违师德师风的不当行为”，将给予其警告处分，并停止张鹏任教资格，终止与其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聘任合同。

在本次事件的应对中，中山大学反应迅速，并在通告里显现了学校严肃处理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决心。

也有部分中大学生表达了还可进一步改进的意见，“人类学系反性骚扰关注小组”指出：首先，通报决定中仍存在一定模糊之处，如停止任教资格和取消导师资格的期限、未来是否恢复资格等信息均未明确告示；其次，通报全文并未提及“性骚扰”，仅以“违反党员生活纪律的不当行为”、“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等措辞代替；最后，通报公布了对张鹏个人的处理决定，却并未提及学生与校友关心的校园性骚扰防止机制的制度建设。为此，学生呼吁校方征集师生建议，共同推进性别平等教育与防范性骚扰机制的建设。

在张鹏事件发酵过程中，一张“数起高校事件当事教师反应套路图”也开始在网上流传。该图并非针对张鹏事件，其中各环节未必公允或精确，但它确实表达了对当下高校性骚扰事件处理过程的种种隐忧：

其一，被揭露的当事人可能采取道德或网络暴力，来攻击并抹黑受害者与揭发人，并试图辩护、否认或无罪化自身行为。

其二，校方可能试图压制校内舆论与在校受害者，试图以沉默或避重就轻的方式回应外界舆论，从而间接保护当事人。

而相比起对校方与当事人教师可能存在的回避性、混淆性行为的担忧，图中反映的一种更大的忧虑是，若纯粹依靠媒体和舆论监督，则不仅那些未被曝光的骚扰行为仍可能长期留存于师生权力关系的阴影下，许多已曝光的事件也可能在舆论退潮后不了了之。当然，媒体报道本身是具有局限的：愿意主动举报的学生十分有限，而公共报道也存在诸多顾虑。

在了解上述忧虑后，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学生如此呼吁机制的建设。而这正是当今高校性骚扰事件处理的一大痛点：高校缺乏主动的、制度化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往往是在事件被曝光并获得广泛关注后，才被动地进行处理。而在处理过程中，高校时常谨慎地以“师德师风”、“教师职业道德”来替代“性骚扰”一词，似乎侧面反映了，直到今天，性骚扰仍然是一个无法直面、不宜公开出现的禁忌话题。

“NJU核真录”4月中旬发布的调查直接显现了这种回避和缺乏。调查显示，全国39所“985工程”高等院校中有16所高校未将“性骚扰”列入师德管理考核条款，且有超过八成的学校未建立如电话、邮箱举报等公开的师德监督渠道。调查显示，只有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和中山大学等6所高校（或部分院系）在其网站上公布了监督电话或邮箱。其中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文学院是在较近期公布的监督方式。

我们看到，从一系列事件到此次张鹏事件，公众舆论已经不仅仅止于对涉嫌性骚扰的高校教师个人的声讨，而扩展到对制度化建设的呼求。人们希望打破“媒体舆论爆发-当事人/校方回应”的被动模式，让性骚扰成为一个可以严肃地、公开地说出来，加害者会受到调查与处理，受害者能得到公正与支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