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百余年来，女性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议题被不断讨论、书写，进而一步步发展、复兴。到了当今社会，虽然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显而易见，但女性主义仍是一项亟待解决的全球议题，等待更多人去关注和探索。

南京大学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多种图书被书店、被读者归为“女性主义图书”，绝大部分出自“守望者”书系，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编辑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乃至偏爱。其中，有关注女性生活状况的社科类图书《初为人母》《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在场：21个故事讲述日本的女性经济学》；有以女性为主角且张扬女性主义的经典文学作品《肯辛顿旧事》《处心积虑》《明智的孩子》《魔幻玩具铺》；有展现女作家精彩人生的传记作品《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不只是简·奥斯汀》等。

如何看待这些书中的女性主义作家、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的生存境遇？如今女性主义图书市场火热，是否会促使编辑推出更多的女性主义图书？5月21日，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女编辑付裕、刘慧宁在拱廊计划展开了一场关于女性主义图书的精彩对谈，分享了在做书过程中的所思所感，讨论了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及与之相关的女作家们，呼吁更多的读者聚焦女作家群体和女性议题，期待女性主义图书的出版，能引起读者对女性主义更深层次的认知、讨论与反思。

被遮蔽的女作家们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可以说是一本女性作家的阅读指南，书中列举了百余位在文学史上被隐去的女作家。这些女作家们在其所处的年代或活跃在文坛的各个领域，或直到去世都隐匿在平凡人生之中，比如犯罪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科幻小说家小詹姆斯·提普垂、哥特小说的鼻祖安·拉德克利夫、日记小说家阿娜伊斯·宁等。刘慧宁简单介绍了书中这几位她所喜爱的小众女作家，引导大家去发现、关注更多主流文学史上被遮蔽的作家，“我们都知道女性作者在文学正典里面的占比是非常少的，在拉斯写这本书的70年代只占5%—8%，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偏见，总有声音说女性写作不如男性，她们的经验不够丰富、社会阅历不够”。

两性的知识领域确有差异，但这只是基于社会约束下的活动范围，“女人知道的事情和男人知道的事情是一样多的，只不过两者（尤其在以前）知道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是不同领域的，两边的知识同样重要”，刘慧宁援引了作者拉斯的这个观点。而且，女性被更多地期望承担妻职和母职的责任，她们用来写作的时间寥寥无几。家庭总是对女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平衡家庭和写作这根杠杆的同时，女作家们还要承受男性权威作家的审视，可想而知，能进入大众视野并闻名至今的女作家凤毛麟角。

安吉拉·卡特算是女作家中较为幸运、能被世人所看见的，但在卡特的年代，女性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换言之，女性寻求自己的事业就是一件不被理解的事情。“卡特为了逃避她母亲的压迫选择进入婚姻，却又在婚后受到了妻子这一身份的压迫，她选择了去写作，希望可以获得自己的声音，找回真实的自己。”付裕认为在卡特的一生中，两性关系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不幸，但也从另一方面，即创作角度，给了她独一无二的灵感和反思。

刘慧宁补充道：“当时的社会不鼓励女性受教育，所以卡特逃出家庭的唯一出口只有结婚，而当时对于妻子的要求极为苛刻，那个年代的英国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长达7.5小时。”卡特在她的作品中也抱怨过无限重复且单调乏味的家务劳动，永远刷不完的盘子，洗不完的衣物，无法阅读、无法思考、无法写作。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中，作者采访了那一时期的英国女性，“女性”与“家务”是一组联想词，家务劳动是所有追求事业的女性冲不开的枷锁，也是温顺的妻子和母亲永远的牢笼。《在场：21个故事讲述日本的女性经济学》也探索了家务压力让女性难以取得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的状况，并且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这一状况下生产力的浪费，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和职场环境的积弊。

女性主义运动与争端

提到女作家，不能略过的是提出拥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伍尔夫，她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锋”。不过围绕她的讨论也不仅仅是赞扬，伍尔夫出生在吃穿不愁的富裕人家，对于底层社会知之甚少，“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说起来容易，但对许多女性来说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得。女性主义者中关于上层阶级妇女与工人阶级妇女的冲突由来已久，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她们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看法和参与形式也不尽相同。

在上层阶级妇女要求参政权利、妇女投票权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妇女要求的是有权参与工作、与男性同工同酬。而关于物品使用、服饰着装等身体斗争，女性之间的分歧也是巨大的。“选美大赛是很多妇女解放者抗议的对象，因为她们觉得选美比赛就是女性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男性凝视之下。”付裕举了个生动的案例，“在一场秘鲁的选美大赛上，一个个身材姣好、穿着漂亮衣服的参赛者走向麦克风，她们没有报出自己的三围，而是大声宣告了她们所在地区被杀害妇女的数量以及遭受暴力的儿童和妇女的数量。” 女性主义者以非常有想象力且强有力的方式颠覆了选美比赛的意义，也颠覆了许许多多关于身体的偏见，从裙装变成裤装、从长发变成短发、从羞于观察自身到使用窥器，“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区不同的女性主义，始终在相互借鉴、彼此模仿，然后形成了一个互联网络互相影响。”

“除了一个时代之内的女性主义之间会有分歧，从线性时间上来看，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个后代人不断地对前代人进行批判的过程。”付裕提出在《女性主义全球史》中，长达250年的女性运动不仅仅是阶级或代际上的差异，还包括性取向、宗教、民族、种族等种类繁多的差异。而一个女性即使被冠以再多的头衔，拥有再权威的地位，从时代的角度来看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应该允许每一个女性主义者有她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刘慧宁看来，“有分歧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身份、认知能力、知觉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比如说想要男女平等，但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设想的理想的社会、个人的梦想是不一样的。”

女性主义图书热潮中的女编辑

近几年的女性主义图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去年到今年，新书榜上的女性主义图书数量明显骤增，打开各类“最受欢迎图书榜单”，女性主义图书都要占领半壁江山，上野千鹤子等一众女性作家也进入了国内主流文学圈层。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出版商追逐热点，跟风出版的一系列女性相关的作品，女性主义事业与商业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似乎不那么纯粹了。

作为女编辑且经历了这一市场变迁的付裕说：“我们应该庆幸今天有那么多的女性可以依靠写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依靠写作为生。还有那么多的女编辑可以依靠编辑自己喜欢的图书为事业。这一切不依靠商业化的运作，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不管是女性主义运动的物品还是女性主义图书，本质上来说，都是商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促进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让社会看见女性困境与女性力量。

《女性主义全球史》一书中提道，女性商业也是女性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慧宁感慨在当今社会，书店中已经开始出现女性主义图书专柜，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女性主义书店，我感觉特别受鼓舞”。而我们能够在公共空间中谈论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图书，形成一个短暂的女性主义共同体，这也是进步的另一重体现。付裕指出：“女性主义被滥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抗拒的其实不是女性主义商业化，而是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的人偏偏要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招摇过市。”

女性主义如今被大肆讨论，也恰恰说明女性主义图书市场大有潜力、大有可为。不过两位编辑也都表示不会刻意去蹭热度、追热点，因为一本书的出版要经历引进、翻译、编校、印刷等步骤，做书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而市场风云变化，永远有新的议题、新的热点，编辑无法准确预测选题的畅销与否。她们能做的也不过是以女性编辑的身份，更多地发掘女作家、女性声音，把自己喜爱的内容传递给读者。

女性主义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它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它的未来我们无从预知。作为普通女性，持续阅读而以更开放、更多元、更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能为女性主义事业所做的最好贡献。

原标题：《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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