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波兰贵妇的选择|一战被人忽略的真相是什么（连载2）

她能想象得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她的先生病倒、受伤，甚或已经死了？还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这是个完美的夏天。不但天气很完美炎热、晴朗、夕阳美丽无比—而且他们还搬进了一栋刚盖好的夏日别墅，坐落在美丽的奥古斯图夫森林里的湖畔。孩子们已经在这里玩了好几天。在六月短促的白夜里，她和她的先生经常划船到湖上欣赏日出。“一切都极为平静优美……宁静的生活充满了简朴的乐趣。”

必须一提的是，所谓的简朴其实是相对于她以往的生活而言。那栋大别墅装潢得极为华丽，她身边随时都围绕着仆人与家佣，这些佣仆都住在另外建造的附属建筑物里。(两个五岁大的男孩都有各自的保姆，六岁大的女孩则有她自己的家庭教师。孩子们外出都搭乘一部特制的两轮轻便马车。)他们往来的对象都是那个地区里地位最崇高的贵族家庭，先前的冬天则是在法国的蔚蓝海岸度过。(回家的旅程又快又简单：欧洲各国的国界都可轻易跨越，不需要护照。)他们拥有好几个住处：除了这栋夏日别墅与位于苏瓦乌基的大房子之外，在华沙还有一间公寓。娘家姓布菜克韦尔的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过着备受呵护而且舒适的生活她看到老鼠会吓得尖叫，也害怕打雷声。她为人端庄，生性害羞，对于下厨一窍不通。

在一张拍摄于前一年夏天或更早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快乐充满自信又满足的妇女，蓄着一头棕褐色的头发，身穿长裙与白色上衣，头上戴着一顶大遮阳帽。照片中的这位妇女习惯于富裕平静的生活，而且还是质量不断稳步提高的生活。她绝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尽管有些动荡不安以及远方乱象的传言，但她都选择不予理会。她也不是唯一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所以，这真的是个完美的夏天，而且距离结束也还有好一段时间。他们今晚原本要举办一场盛大华丽的晚宴。可是她的先生到底在哪里呢？他到苏瓦乌基去工作了好几天，本来昨天就该到家，以便准备宴会事宜。他们为他延后了晚餐时间，可是他却没有回来。他会到哪里去了呢？她等待着，眺望着。还是不见人影。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曾这么担心过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一整夜翻来覆去，直到天快亮了才睡着。

窗户上传来一阵猛烈的敲击声，劳拉惊醒了。

这时是清晨四点。

她立刻跳起来前去响应，以免敲击声吵醒孩子们。她看到窗户下有个人影。在昏昏沉沉之间，她的第一个念头认为那是一个要去市场的仆人，也许需要什么东西一一例如钱或是采购指示。等她走近，才讶异地发现那是她先生的男仆扬，他脸色苍白、表情严肃地站在外头。他递了一张卡片给她，上面是她先生的字迹。

她看了卡片内容：“宣战了。马上带孩子们过来。吩咐仆人打包你想带的东西，今天就赶紧出发。”

1914年8月28日，星期五

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遇见一名德国战俘

 劳拉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更遑论对战争的爆发感到欣喜。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觉得这场战争就像自然灾害，是一场无从理解的可怕悲剧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他们头上。

但她也注意到，原本的恐慌在不久后就转为一种古怪的兴奋情绪，甚至连她也受到了影响。波兰人与俄国人之间自古以来的纷争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前的气氛可从一件事情当中看出来：在八月初的某个夜里，有谣言称战争可能不会发生，结果竟然令人微微感到一阵失望。(大英帝国对于参战显然颇为迟疑，圣彼得堡的统治者因此惊慌不已。)

今天是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的三十六岁生日。在这之前，她的人生一直有如一场世纪末的美梦。她出生于加拿大，成长于纽约，是一位天分过人的歌剧演唱家，曾在大都会歌剧院及其他地方演出过。她为了“读书、演唱……以及玩乐”而搬到欧洲，在拜罗伊特与慕尼黑获得成功(她精通德语),并嫁给了一位迷人的波兰贵族，一位蓄着两撇翘胡子、拥有教授头衔与庞大财产的男子。她的先生是戈兹达瓦伯爵，名叫斯坦尼斯劳·德·图尔切诺维奇。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结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子女。因此，就出生地来看，他们的三个子女是奥匈帝国皇帝的子民，她的先生是沙皇的子民，她自己则是英国国王的子民。在八月之前，根本没有人会注意这些区分；但现在，却有许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

战争的气息正向人们逼近。战争爆发之后一个星期，有一天他们在清晨的微光下被一股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吵醒，听起来像是瀑布的声响。那是成千上万名俄军步兵行进的脚步声，也就是保罗·冯·伦嫩坎普夫指挥的第二军当中的部分兵力，即将前去侵略邻近的东普鲁士。尽管才一大清早，小镇上所有的人却纷纷出门，以食物、饮水及其他礼物迎接疲惫的部队。劳拉与她先生所往来的许多俄国上层阶级家庭，都已离开这里返回家乡。已经有人见到来自前线的伤兵。苏瓦乌基遭到轰炸架德国飞机在几天前从上空飞过，随机抛下了几颗小炸弹，镇上激动不已的男人拿猎枪对着那架飞机射击，但毫无效果。从前线回来的马车上，偶尔可以看到载运着从德国人住宅劫掠出来的财物。

尽管如此，战争仍然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只是一件发生于远处的事情。至少对劳拉而言是如此。他们全家都回到了苏瓦乌基，住在公路附近的那幢大宅邸里，她自己也仍然过着地主贵妇的舒适生活，身边环绕着美丽的家族珍宝、取用不尽的美食以及一群恭顺的仆人。她在当地协助成立所私人小医院，她的先生还没受到征召。

有位移动战地医院的护士在今天前来拜访她。他们刚从前线来到这里，药品已用罄，人员也都疲惫不堪。他们正常的医疗负荷量是一百五十张病床，由三名医生与四名护士照顾起来原本绰绰有余，但是近来发生于东普鲁士的激烈战斗导致伤兵大增，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负荷能力—那位护士估计伤兵数约有七百人。劳拉可以帮忙吗？可以，当然可以。

劳拉前往战地医院所在的棚屋。她一走进门，即可听见好几百人焦虑的低语声。她四处观看，走进一间间挤满了伤兵的房间，那些伤兵都还没获得任何治疗。所有东西都用光了，不论是绷带还是消毒剂。

由于她会说德语，因此有人要求她看看一群受伤的德国战俘—他们全都被集中在一个角落里。其中一人不断前后摇晃，一面祈祷一面要水喝。劳拉与他攀谈，他于是请求她写信给他妻子：

他对我说他原本是个簿记员，今年二十六岁，家有妻子儿女,还有一栋小房子；而且他这辈子从没伤害过任何人，对工作和家庭以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直到前一阵子才收到一纸通知，命令他三个小时内必须到他所属的军团报到，于是他只好抛下自已的生活。“那些王公贵族吵架了，所以我们必须以我们的鲜血、妻子和儿女付出代价。”

 一会儿之后，劳拉从他们那所私人小医院带了大量的医疗用品过来。军医院那些护士收到这些用品时露出的喜悦之情，在她眼中看来几乎显得可悲”。

劳拉在军医院走了一遭。她看见一幅景象，一开始还认不出是什么。那是床上的一个“东西”，应该是头的地方却只看得到“一团棉花和绷带，上头有三个黑黑的洞，仿佛有个小孩在那里画上了嘴巴、鼻子和眼睛”。这个“东西”突然发出声音，这声音不但一点儿都不诡奇怪异，而且还是一口受过教育的波兰语。单是这一点就令她震惊不已。劳拉仿佛天真得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和她一样的人身上。那声音请求面前的这个人—不论是谁不要走开，麻烦给他一点水，一点水。劳拉走向那张床，然后又再次大吃一惊。成群的苍蝇突然从床上那团包裹上飞了起来。那人的双手完全烧掉了，绷带底下散发出脓与坏疽的浓重臭味。

劳拉不禁退缩，觉得恶心欲呕又惊恐不已。她差点昏了过去。她必须离开这里。

过了一会儿之后，她鼓起勇气，回到那张床前。她帮忙为他的床挂起蚊帐，也协助一名护士为他更换绷带。那人对她说，他因为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而受伤，并且在战场上躺了四天。他问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没了。答案是：“没错，眼睛已经没了。”他接着又问自己会活下去还是快死了。答案是：“快死了。”他接着又要求喝水。

劳拉后来得知她攀谈过的那个德国战俘，那个二十六岁的簿记员，本来要被运走，却在前往火车站的路途上就死了。

（本文摘选自皮特·恩格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17年10月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