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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时代消亡于丹凤县城的书摊

2018-08-19 12:1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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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县,读过几本当代文学书籍的人大概都不陌生,它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家乡。说起来,这座水陆码头,人谓九省通衢之地,县制的历史并不比贾先生年长多少。据百度,1949年6月1日,首设丹凤县,1950年和1958年两次撤并,1961年10月1日,正式恢复丹凤县至今。仅七十年时间而言可谓数易名姓,风雨飘摇。

商山自古名利路。作为连通南北的著名通道,秦之尾,楚之门,地理物利门户,南方学子由此往长安求取功名,商贾们经古道追逐天下物利,百里苍山古地留下过太多故事和诗篇。总之,这是一个有历史和文化的地方,简牍与纸张都曾尊贵过。

1990年6月,我第一次进县城。

这一年,我写了个古装戏剧本《桃花渡》,内容讲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和爱情,在情节上,我努力地让它出了些新意,但现在看来并无多少价值。剧本起因之一是我此前读了许多大伯父的藏书,《打金枝》、《辕门斩子》、《武家坡》、《巧合奇冤》等等。起因之二是,那时候的戏剧比小说诗歌要红火得多,商洛花鼓《六斤县长》、《屠夫状元》红遍中国,这些原本最底层出身的编导作者们因此统统一夜改变了命运。

我把剧本寄给了当时的商洛戏剧研究院院长陈正庆先生。他很快给我写了回信,希望去院里谈谈剧本,并留下了一个五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我因此得幸第一次进城,第一次接触到书摊。

在县电信局柜台,我战战兢兢地用转盘式电话机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电话那头是一个少年的声音,他告诉我,他爸爸去西安开会了,要几天才回来。我有点懵,不知所措,付了两元钱的话费,走了出来。

一年后,陈正庆先生调到了省戏剧研究院,无法再联系他,《桃花渡》被永远搁置了下来。去年,在老家阁楼上的一口纸箱里,我见到了初稿本,已被虫子蛀成了网筛。

电信局门口,一溜摆着长长的书摊,花花绿绿,中国当时发行的书刊,这里几乎尽有。书摊前人头攒动,男女老少混杂。摊主一律很高冷,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样子,任顾客怎样讨价坚不让步。

那时候,我正是一位热烈的文学青年,左邻右舍能找到的书已被我读遍,在贫困遮蔽的乡村世界,得到一册新书比得到月亮都难,对于我来说,那是个别样饥饿的时段。这就是我梦里无数次来过的书摊啊!真来了,怎能空回,何况口袋里还有余钱。

那真是个读文学书的年月,无论哪个书摊,都以文学书刊为主打。《人民文学》、《收获》、《诗刊》、《当代青年》《今古传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当月新刊。说明着这里与当下文学前沿联系的紧密。

我问,怎么没有《诗神》?那时候,写诗的人读河北石家庄出的《诗神》,《诗刊》虽掌诗界大旗好多年,已显僵老,精品度远不如后起之秀。摊主挥手向西:那边有的是。

县城西头,是车站和县医院所在地,书摊更铺张,真是书籍如海,除了期刊,更有杂书,《云海玉弓缘》、《七剑下天山》、《保卫延安》、《小五义》,也有西方名著。最火的是汪国真的《年轻的风》。

我倾囊所有,买了一抱书。心里想,住在县城真是好。又想,做个书摊主该多好啊。

图/视觉中国

自此后,隔三差五,我就会进城买书。

那时候,从家乡小镇上到县城还没有正规的班车,一辆大解放,绿漆斑驳,车厢拦腰系两根鸡蛋粗的草绳。这样的作用是,可以防止乘客们巨大的摇摆力量把车厢撑开了,又可以让人身有所倚。山路崎岖而坑洼,一厢人柴禾一样码在一块,腾云驾雾似的来去。在无缘坐乘它的时间里,我无数次艳慕地看着那些去往大世界的人们。

慢慢的,和几位摊主成了朋友。有一位河北来的老王,可称忘年之交。老王在丹凤邮政局门前摆摊已经五年,他是保定人,听他说,此前就一直做书摊生意,为把生意做得更大,老婆在老家摆,他来到了这里。

老王卖书也读书,文史知识颇丰富,常让我云里雾里又无限羡慕。他常捧一部《清通鉴》,读得忘乎所已。与当时流行的二月河正好相左,对康雍之治他自有一套自己的观点,他说,以康熙对待文士们的手端态度,他就是个混球。他卖的主要也是文史书籍。我问他卖书挣钱不?他神秘兮兮一笑,我知道了那一笑的内容——挣钱。

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书来路便宜。原来他的老家有人专门做盗版书,什么书紧俏就做什么书。他说,陈忠实得感谢我们,没有我们,他传不了那么远。我突然想起来焦作的一位书商朋友,他说读大学时假期挣学费和饭钱,倒腾的书大多也来自保定。除了错别字多些,纸张差些,于读者而言,盗版也没什么不好,多少纸页深处的事物和思想湮灭无闻,因为地下盗版它们得以留存。

到1999年去矿山打工之前,我差不多读了十年书,十年里,我把命运理想和山上地里扣出来的收成都压在了这些书本上。我肚里的一点底子,就是那段时间打下的。记忆特别深的是一对夫妻,两人共同经营一个书摊,一把架子车,早晨拉来,傍晚收摊,从未间断。架子车上铺一张巨大的木板,他们摆的是流动书摊,东西南北到处窜。女的特别能吆喝,男人则讷讷少语,他基本上是个纯粹车夫的角色。这位男人,后来成了不著名作家,一副眼镜,一身总不合体的旧衣服,一张苦脸,像一根苦瓜。在县城的街上,我总能经常碰到他。丹凤苦焦,物无产出,人无出路,有数不清的这样的人群,梦想以文字改变命运。文学害了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造成了彼此互害。

除了卖书的摊,也有收书的摊。有一位河南洛阳小伙,不叫不喊,一个牌子写两个大字:收书。铁划银勾,堪称书法。他专收线装书,繁体,竖印。有时一天收到三五本,有时一本也没有,不知他靠什么生活。我想起小学时,公社土楼地下室有很多这样的书,那是民兵们从各家的箱底收缴上来的。可此时土楼早已不在,人事几易,问也无处问了。

还有一位摊主,留着当地青年少见的长发,自称诗人。极善辩,他摆书摊好像不为卖书,是为了和人争辩。他熟读爱伦坡、里尔克、马蒂,甚到熟悉他们的隐密。

整个九十年代,丹凤县城有多少以摆书摊为生的人,恐怕谁也不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像一茬茬草木。但总的说来,是烈火烧不尽的春草。公办的新华书店无力与它们对抗,扮起了烟酒皮条客营生。

图/视觉中国

1999年冬天,我开始了矿山打工的生活,山南川北,漠野长风,一去十六年。

十六年里,也有过无数次的回来与离去,每次,我都尽力拐到县城的书摊上,买几本书刊。矿山生活苦累而荒凉,书本可以打发那些令人窒息的时间。

渐渐的,我发现书摊的数量在变少,它们的根据地在萎缩,城东城西的书摊都集中到了人口稠密的中街一带。书的种类也在变化,算命的,八卦的,更多的是学生辅导书籍,纯文学书刊基本消失了。老王回了河北,据说做了锅炉工,肚子里的文史随着一锹一锹煤喂进通红的炉堂。那对本地夫妻卖起了旧家电,更多的摊主干起了别的营生。当然还有坚持的,比如花白头发的老张。他原是企业工人,因为改制下岗了。他的书品相好,价钱也硬气,我一直是他的常客。

有一天,我从甘肃天水回来,正好有两个小时候车的时间需要打发掉,我又去了书摊。书摊早非昨日气象,换上了年轻的新面孔,他们用电喇叭叫卖。

老张正把书往一只编织袋里装,离天黑还早,他早早收摊了。一起一伏之间,他的头发更加暴露出花白。他嘟囔说,真是卖不下去了。他对我说,你随便挑吧,不管好赖,两块钱一本。我突然有些难过。为了安慰他,我挑了一大包,给了他五十元钱。不知什么时候,他终于消失了,那个落日黄昏,是我最后一次买他的书。

丹凤县城早已不复去年风雨旧亭台,座座高楼仿佛一夜冒了出来,那些没有来得及拆建的老房子,像乡下来的寻亲人,苍老而羞愧。偏偏霓虹灯的光总要打在它们身上,让它们更加无处藏身。

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发现县城的书摊也更加少了。它们被巨大的商业的聒噪声埋压在了角落和缝隙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些不适应。医学上有个说法,说一个人失去了某个肢体器官,很长时间里,他会觉得那个肢体还在,老想着用假想中的它们去完成一些事情。已渐渐不复存在的书摊,那些认识不认识的摊主们,就是我和许多读书人身上的那个肢体器官。

2015年,为了给孩子高中陪读,我们全家搬到了丹凤县城的一处租住房,也是从这一年,我离开了矿山,长年机器和炮声的震荡,听力几近丧失,人到中年,不得不重新选择,开始另一场生活。而当我重新打量将于此生活的这座小城,一切似乎已变得无限陌生。

县城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据说城东到城西有十公里路程。到处都在建设、促销,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书摊和报亭彻底退出了舞台,上场的是各类咨询、培训和卦摊。人们的命运飘摇茫然,似乎这是唯一可以打探和把握未来的地方。凤冠山开发成了旅游点,唯有流了千年的丹江一日小过一日,变得浑浊不堪。

走在快递员和城管呼啸穿越的街道上,我常常想起那些书摊,那些摆摊的人们,那些可能早已化作纸浆或尘泥的书籍,心里止不住轻声问一句:你们还好吗?

作者简介:陈年喜,陕西丹凤人,从事矿山爆破工作十六年,目前在贵州遵义打工。曾在《诗刊》等杂志发表多首诗作,获2016年中国工人诗人桂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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