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疯狂吸毒者的救赎：我欠她一只眼睛

乍一看，老余的确不像个好人。身材壮硕，理着平头，鼻子右侧有个显眼的痦子。穿一件墨绿色的短袖T恤，领口处总露出那根明晃晃的银项链，衬得皮肤愈发黝黑。因为吸毒14年，手臂上的针孔更是密密麻麻。用宁波话骂娘的时候，词汇量不大，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可总能三言两语让人无力还击。但只要提起海洛因，那么能说的老余（化名）却总是沉默无语，这，是他埋在心底“溃烂”的秘密。

22年间，老余杀进派出所举报过自己，四进戒毒所，还去深山老林出过家，但这些都不是他能戒掉海洛因的原因。“这个圈子里的人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死要么坐牢。我之所以能像这样坚持8年没有复吸，是因为我欠了70岁的她一只眼睛。”

“我们是宁波最早一批吸毒的”

故事还要从1995年的宁波说起。

那时的老余，还只是小余，比现在要清瘦一些，在万元户都很稀罕的90年代，是少有的收入过十万的老板。年纪轻轻便在中山公园经营着一家茶室。当时的中山公园尚未扩建，还是老宁波记忆里亭台古旧、曲径通幽的模样。因为茶室环境雅致，生意一直很是红火。没多久，性格豪爽的老余就结交了许多天南海北的朋友。

90年代的宁波

7月的一天，几个深圳的客人神神秘秘地给老余捎了一包“好东西”，说是广东那边流行的玩意，吸一点就能飘飘欲仙。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宁波最早吸毒的那批人，当时的宁波人还没有什么毒品的概念。我们刚开始吸海洛因的时候，连警察都不知道那白色的粉末是什么。我第一次只吸了那么一点点，只有小拇指指甲缝那么多，大概0.01克。”老余认真比划了一下，又语气复杂地喃喃道：“谁知道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人走火入魔。”

22年过去了，那个感觉像是刻进了他的脑子里：“整个房子都在转，人就像飘在云端。”再然后，每吸一次海洛因，幻觉里的世界就越发透出致命的诱惑。有时他觉得自己光芒万丈，犹如主宰一切的神；有时明明身处茶室，却看见遍地铺满黄金，一个漂亮的女郎正在身侧宽衣解带……

那种感觉让老余无力抗拒，他不敢再继续回忆，深怕血液里海洛因的基因会再次“轰”的一声，霸占自己所有的理性。

每天，3克海洛因

“吸完海洛因的人都喜欢清静，最好没人打扰。所以我的茶室，就成了大伙一起吸毒的最佳场所。”渐渐地，从前那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开始变得消极怠工。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去搞一点海洛因。当时，宁波吸毒的人寥寥无几，供“货”渠道尚未形成。海洛因一克难求，每克价格高达2000元左右。

“现在还看得到青筋，从前因为经常静脉注射，手上、胳膊上、腿上是完全看不到血管的。所以每次我都会找那个小诊所的医生替我打针，他也吸毒，我就多拿点货，匀给他当做报酬。那时候，手总是红红的还带点肿，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吸毒的。”老余吸毒的消息不胫而走，周围人的眼光都变得别有深意。忍无可忍的妻子，最终选择离婚。

如今想来，老余总觉得1998年中山公园扩建让他失去茶室，绝对是一桩好事。失去了固定的吸毒场所，他的吸毒之路变得越发困难。

“我想，起码要体面地死去”

“1998年至2001年，是我最绝望的三年……”说到这，老余顿了顿，问我介不介意他抽根烟。我摇了摇头。老余点燃一支黑色利群，猛吸了一口，吐出一个不成形的烟圈。“最初吸毒的那批人到了那几年，哪怕家产再多，也都折腾完了。我还不至于像他们那样去偷去抢，只会到亲戚朋友那里去拿。”彼时，老余的妹妹在兴宁路上开了两家宾馆，手头还算宽裕，“我从她那里拿了五六十万，父母那里更不用说了，每去一次都是5000。”

“当时，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是可以判死刑的。所以毒贩都凶得很，能赚一笔是一笔。从云南缅甸进货以后，都会掺点别的东西。我们手上的货，起码都转了5、6手，纯度可想而知。贩毒的人会掺入安眠药和面粉，为增加晕眩的感觉，还加了老鼠药。可因为操作没有经验，常常加的过量，导致很多人静脉注射后死亡。”

1999年，宁波一位知名模特与其丈夫在吸毒时，就由于注射过量海洛因当场死亡。“我当时就看着她躺在那里，跟睡着了一样。还穿着上次和我吃饭时穿的黄色长裙，裙摆长长的，露出纤细的腿。可那脸是惨白的，说不出的恐怖。”老余和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偶尔也一起吸毒。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吸毒醒来，昨天还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在了自己身边。

三个月后，模特的丈夫也因吸毒过量死亡。

那几年，每隔一段时间，老余都会听到毒友去世的消息。亲眼目睹的死亡都有7、8次之多。那种恐惧，压得他喘不过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在某一日吸毒后，静悄悄地死了。要是没有人找到他，尸体会不会就这样烂了。他不想像他们那样不体面地死去。

遇见贺阿姨

“要是没有遇到贺阿姨，我可能也就这样死了。”老余用力将烟头掐灭在一次性的茶杯里，火星在冷却的茶水里逐渐没了踪迹。“2000年的时候，毒品已经有些泛滥了。因为宁波市开始严打。毒贩都是让我们深更半夜去殡仪馆取的货。黑森森的夜里，旁边的树叶都像是鬼影。我害怕得不行，然后突然觉得，是不是很快，我也会出现在这里。”

2001年，老余彻底崩溃了。他再也受不了那个只会对家人伸手要钱、毫无底线的自己。于是，冲进鼓楼派出所自己要求强制戒毒。“我大概是第一个这么干的吸毒人员，吓得那个警官够呛。”可十多天后走出戒毒所的大门，他还没跟父母怎么寒暄，就找到了那些卖毒品的小混混，弄到了几小包海洛因急不可耐地吸了起来。

初见贺阿姨，她还在最初的那个18平米的小房子里办公。精干的短发、微胖的身材，同每一个走在街上的宁波老阿姨并无区别。老余只觉得这个阿姨有点傻，距离退休还有一年，居然辞掉社区书记的职务，主动请缨，在南门街道创办什么全省首家戒毒康复帮教俱乐部。登记的时候，老余看到自己的名字前头只有2个人，心里直打鼓，不懂为什么缉毒大队的警官要把他带到这里。

可第一次聊天，他就发现了这个阿姨的不同。“阿姨跟别人不一样，她说话的时候都笑着看我的眼睛。我已经太多年没有感受过这种尊重了。自从吸毒破产以后，从前仰望我的人，都轻贱我，就连我自己，也忘了被尊重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了。很多人知道我吸毒，都怕我乱用针筒会有艾滋，可阿姨不怕，反倒主动亲近。”

直到数年后，贺元英帮教的吸毒者中真的出现了两个艾滋病患者。老余发现，阿姨还是照旧，和他们同桌挨着吃饭，一点也不嫌弃。

2001年12月，忍无可忍的妹妹终于“大义灭亲，”报警举报老余在海曙某小区内吸食毒品。他被送去外地的戒毒所强制戒毒2年。“我在那边吃尽了苦头，不敢反抗，怕被人扔进河里都无声无息。”回来后的老余显得更加沉默，贺阿姨却开始渐渐挤进他的生活。

“吸毒的人是没人相信的，家人怕我们身上一有钱就去买毒品。我最穷的时候身上连买针筒的2块钱都没有。还好有贺阿姨，她买毒品的钱不会给我们，但吃饭的钱还是会给的。”那几年，老余和另外几个吸毒人员每天中午都在贺阿姨办公的地方吃大锅饭。

每年过年也是贺阿姨拿着家人给的钱，带着他们几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去店里选新衣服，替他们讨价还价。“我们吸毒的都是穷鬼，阿姨跟我们待一起，一点好处也没有。那时候她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还老是要为我们倒贴钱。”

为了不辜负贺阿姨，老余开始尝试一切办法戒毒。可等到第四次从戒毒研究中心出来，他终于颓然地发现，哪怕能暂缓身体上的不适，这心瘾，怕是再也戒不掉的。2004年他远赴湖南戒毒，后来甚至干脆打算把自己“流放”到内蒙古。

“去的时候我是诚心诚意想去戒的。可刚到南京，毒瘾就犯了。那种全身被虫子啃食的感受简直痛不欲生。我不断地用头去砸墙壁，甚至当着父母的面把宾馆的电视机都砸了，我已经顾不上他们的担心和害怕，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回宁波。”

自此以后，就连父母，也对老余戒毒这件事失去了信心。可贺阿姨，并没有放弃。

“阿姨完全失去了左眼，连右眼也仅剩下0.2的视力。阿姨是好心，下了班了还大老远赶到我这里。要不是因为我她还好好地在家休息。我是真的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说到这里，老余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可声音还是哑了。

所以等到2008年再次复吸被抓的时候，老余不敢见贺阿姨。他不敢再看阿姨的眼睛。可阿姨只说了一句，“没事，我再陪着你接着戒。”

“从2009年9月回来到现在，小妹啊，我跟你说实话，2009年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心烦的时候吸过一次。后来甚至觉得只有佛能救我，所以就去东钱湖的深山老林里出了家。可惜当家的说我佛心不够，住了30天就让我回来了。到家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贺阿姨，她带着老花眼镜，用一只动不了的假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阿姨才是我的佛。是她救了我。”

后来

再后来，家人给老余介绍了一个对象，实在且勤快。她不知道老余的过往，却总听老余说。他从前不是个好人，可哪怕是为了贺阿姨，他也要做个好人。

每一天，老余还是会断断续续听到关于毒品的消息，前阵子宁波一位他熟识的公务员因为胃痛吸食过量毒品去世了；上周那个海南的朋友戒毒16年又复吸了……“我不碰毒品已经整整8年，可到今天都没法夸下海口说，自己是个成功的戒毒人员。小妹啊，如果十年后，我还能像这样好端端地坐在你眼前，那我才算是成功了。”

这些年，虽然搬去了江东，老余还是常常去找贺阿姨。“阿姨最难得的，是坚持。今年已经是她参与民间禁毒的第16个年头了。70岁的人了还老是和吸毒人员待在一起。我总担心新来的小年轻会对阿姨不客气，所以一定要过去看看才放心。”

“对了，小妹啊，阿姨做这么多工作，每个月才拿那么点钱。你能不能跟领导说说，让他加点奖金啊……”

临走前，好人老余露出白白的牙齿，笑容能暖进人的心里……

作者：龚晶晶，自由撰稿人，独立调查人，曾任南都周刊浙江站主编助理、高级记者，凤凰网宁波频道微信主编、首席记者。辞职后，创办公众号“明州世相”，深度挖掘历史事件及社会边缘人。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追鱼》预计9月出版。

本文首发于 明州世相（微信公号ID:Blingbling_inNB)

如需转载请至公众号后台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