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萨克到大卫·斯特恩：两代音乐家眼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中外优秀的青年小提琴演奏者，正在上海这方舞台施展着他们的才华。

大卫·斯特恩

而如今坐镇小提琴比赛的大卫·斯特恩，作为著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之子，在比赛期间和记者们聊起童年时随父亲访华，见证改革开放第一代中国琴童走向世界的经历，依然十分感慨。

1979年，艾萨克·斯特恩携全家访华，一部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用音乐串起了一个国家的时代变轨，将“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天才”的惊叹传扬世界。

当年斯特恩的访华，也在不少中国琴童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不少当年为斯特恩演奏的琴童都走上了出国留学的道路。本届小提琴大赛的评委李伟刚、徐惟聆都在其中。

四十年前访华，像到了另一个星球

1979年，中美建交，一批美国文化、体育界重要名人及团体访问中国，其中也享誉世界的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斯特恩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讲学并举办音乐会，并当面听一批青少年演奏小提琴。

大卫·斯特恩当年随父亲访华时还是个孩子，在他的印象里，初次到访中国，如同去到了“另一个星球”。“当时满大街都是自行车，没看到汽车，每一个在街上走的人都穿着白衣黑裤。”至于上海，大卫也记忆犹新，“当时外滩有足足几百人，在那打太极，和今天大家拿着iPhone，iPad的样子很不同。”

李伟刚

那一次的访华“恰逢其时”，上海四重奏首席李伟刚称，斯特恩当时访华是“最好的时机”，“中国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停止招生大约10年，10年后开始发展并且准备收录翻倍的学生。我们非常幸运一进学校就发现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家。”

“‘文革’是对文化交流的一个阻碍，但是人们有非常大的渴望和需求去表达自己所以是无法被阻拦的。”大卫·斯特恩如是评价当时的情形。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大卫透露，当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其实是个意外的随机决定。“生命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计划过的事情往往就这么发生了。决定拍电影是在餐桌上决定的，母亲提出让我们用电影来展现，我的兄弟则反对认为哪有人会要看这样的电影。最后我们全家在餐桌上投票表决。到访中国整件事情都是非常随机没有计划的，但是一些美丽的东西发生了，它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

斯特恩访华成为当时打开国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开启了一批中国音乐学子的海外留学之路。当时上台表演的李伟刚在两年后前往朱莉亚音乐学院求学，他记得自己在美国看过四部电影，《金色池塘》、《ET》、《幻想曲》，以及这部《从莫扎特到毛泽东》。当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演奏时，他还感到一阵脸红，“觉得自己当时拉得太差了。”

徐惟聆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自费出国的徐惟聆，则在第一次出国后深深感受到了差距。“我想自己在国内专业也不差，结果到了国外第一天乐队排练，指挥手一下来我连音都找不到，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中央音乐学院两年，基本没有受过相关训练，唯一受到训练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用了我们就学了两个学期，当时打击非常大。”

除了专业上的落差，物质条件的艰苦也令徐惟聆记忆犹新。做过收银员，帮人带过孩子，当时和徐惟聆共同在纽约共度“艰苦岁月”的还有如今著名的音乐家谭盾、陈怡、胡咏言等，“一周我们几个有五六天雷打不动的去广场上拉琴，冬天零度的时候也戴着露半截手指的手套。”

上海迟早会影响世界，音乐要比购物多

如今的出国学音乐的中国学生已经少有这样的经历，以至于大卫·斯特恩甚至“吐槽”，现在的中国学生，可能会因为生活过于安逸而缺乏更深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除了日益改善的物质生活水平，在音乐家们看来，对音乐的审美同样发生着改变。

从完全没有西方音乐，用西洋乐器拉着“样板戏”，到之后贝多芬、老柴成为中国人民熟悉的音乐家，随后，越来越现代的曲目也开始能够被观众所接受。

李伟刚回忆自己15年前在汉城演出，“当时座无虚席，观众起立鼓掌，当时我觉得韩国观众比大陆好太多了，我当时想，要是哪天中国观众也会变成这样就好了。”而如今，李伟刚确定“现在正在发生这样的事。”

大卫·斯特恩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十分有信心。1979年中国一别之后，他时隔20年再度访华，拍摄《从莫扎特到毛泽东》的续集纪录片。再之后，他每一年都来中国，对中国的观众和音乐家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中国观众对于音乐的理解越来越进步，但我认为还可以更好。过去许多观众第一次听到古典乐是很惊讶，后来看演出就表现出很棒的热情。我希望未来中国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如果在巴黎有一个歌剧上演，拍手就是还好，所有人喝倒彩就是不好，一半鼓掌一半喝倒彩就是非常好。希望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在中国的音乐会上听到喝倒彩，因为那样说明大家对于音乐有了自己的理解。”

大卫·斯特恩对上海感情颇深，“上交就像是一个高速建设的案例和象征，是这个城市融合了世界多元文化的代表。”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上海的观察和期望。“本土文化和国际化的平衡是要面对的问题，奢侈品商店很好但是文化也很重要，外滩上都在用手机而没有了太极，也失去了过去宁静的感觉。文化是社会的表达，当文化经济化，要分清楚文化和经济的界限。在古典音乐不是为了钱，和钱没关系，就是为了表达价值，西方文化在上海已经投资过多了，需要保持上海是一个强大的城市，全球的历史是一个循环，上海早晚会影响世界，音乐要比购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