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谢志峰：我所见证的世界芯片产业30年

【编者按】

芯片成为全民热点话题，但这毕竟是相当专业的科技话题，社会上能把芯片及其产业说清楚的人并不多，芯片是什么，这个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行业发展有什么规律和路径？为此，谢志峰和陈大明两位具有产业背景的作者，撰写了《芯事》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芯片产业60年发展史，尤其解读几大涉芯经济体各自的发展路径，以及各个技术和产业节点上的关键人物、关键案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2001年6月，我从美国回到阔别18年的故乡上海。那时的张江开发区还是一片农田，张汝京博士带着我去了中芯的工地，打桩机发出震聋欲耳的打桩声，这于张博士就像美妙的音乐，这让我震撼莫名，热血沸腾。今天，中芯国际已经是中国第一，世界五大芯片代工企业之一，我们都非常感谢张汝京博士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卓越贡献。

严格说来，我的芯片故事，从1979年开始，那年我通过高考进入上海交大，那时的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每天出门胸前别着大学校徽，那种天之骄子的自豪无法用语言形容。1983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有机会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大家都知道在七十年代，中国最有名的两位华人物理学家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是我们物理学学生最崇拜的楷模。所以，当时我们出国留学的学生大多数学理工，大家都希望也能获得诺贝尔奖，为国争光。那个时候我们去美国读书的学生中读物理专业的特别多，当然也是因为美国高校给数理化专业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特别多，不用担心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

物理系的研究生都必须经过四大力学的学习和煎熬，四大力学是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还有统计力学，其中最难的是电动力学，让大家都觉得是天书，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量子力学学完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学习更深奥的量子色动力学，等我学完量子色动力学这门课以后，发现这么高深的物理学理论，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懂的。作为一个从小喜爱物理的学生，我在学到量子色动力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做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这时候我就想，既然不可能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我就研究应用物理吧，可以去做一些有用的产品。

当时大家都在谈论IBM PC和苹果电脑，那个时候，个人电脑刚刚兴起，有两家公司做出了性价比非常高的微处理器芯片。这两家公司是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公司，摩托罗拉是给苹果公司供应微处理器芯片，英特尔是给IBM PC机和IBM兼容PC机提供芯片。

英特尔公司推出了80386这样的处理器芯片，这个处理器性能非常好，而摩托罗拉也推出了68300处理器芯片。我认为芯片是一个有前途的应用科技领域，我决定选择这个领域作为我职业生涯的起点。

在我博士导师Murarka教授的推荐下，我有幸得到一个去英特尔研发中心面试的机会。当时负责招聘的主管是Leo Yau博士，他是英特尔技术大师，他和Murarka教授在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同事。当时已经进入Intel公司工作的杨士宁博士（编者注：杨士宁现为武汉新芯首席执行官），是我在伦塞利尔理工学院读书时期的学长，他在Intel工作非常努力，也非常成功。当我知道我有机会去Intel面试，我就向他请教面试的过程和技巧。

面试前一天，杨博士到飞机场去接我，然后带我去英特尔公司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转了一圈。我问他为什么要来转一圈，他说你今天来过一次，明天再来就不会东张西望，那样会显得傻傻的。这一招果然管用，第二天我再去英特尔公司时，一点都不紧张，很淡定地跟着Leo Yau博士去了会议室。我做了一个小时的学术报告，把我毕业论文的实验设计和学术成果做了一次报告。面试结果非常好，我很幸运地进入了英特尔这样一家高速发展的芯片公司工作，在我进入英特尔公司的1988年，英特尔还是一家中型芯片公司，1995年我离开的时候，英特尔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芯片公司。

到2001年，我从美国回到上海，追随张汝京博士创建中芯国际。张博士对我说：“中芯国际是上海的企业，我是台湾人都在这里努力奋斗，你是上海人，你更应该加入中芯国际团队。”这番话让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芯国际的创业团队。

2000年4月，张汝京博士与王阳元院士等人一道，带领着300多位台湾同胞和100多位来自欧美日韩等过的同事和朋友组成的团队，在上海创办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包括作者之一（谢志峰）在内许多中国大陆的海归博士加入了中芯国际的艰苦创业中。张汝京的父亲毕业于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的一家炼钢厂工作。抗战爆发后，张锡纶随着上海工业的西迁到了重庆，其所工作的炼钢厂则被编入了兵工厂。战火中，张锡纶先生指挥炼钢，刘佩金女士（张汝京的母亲）钻研火药，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输送抗战物资。抗战胜利时，张锡纶已成为著名的炼钢专家，与刘佩金女士在南京安家、成婚、生子。张锡纶的大儿子张汝翼后来曾参与了无锡华晶上华的建设，而张汝京则是张锡纶的第二个儿子，于1948年出生。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张锡纶带着张汝京等家人启程前往台湾高雄。在中国台湾，张汝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前往美国攻读工程学硕士、电子学博士学位，并于1977年加入德州仪器。在邵子凡的领导下，张汝京成长为芯片制造工厂建设专家：经历了前八年的研发职业生涯后，张汝京开始负责运营，成功主持了德国仪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成为了全球半导体业“建厂高手”。

在邵子凡、张锡纶的感召下，张汝京萌生了到中国大陆建设芯片制造工厂的想法。1989年，德州仪器在多重评估后决定在中国台湾建厂，当时张汝京便曾设想招聘大陆的工程师到宝岛上培训，以便未来建厂时得以解决人才难题。不过，由于台湾当局的不允许，张汝京只得作罢。1992年至1994年，张汝京在新加坡建设芯片制造厂。在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允许后，张汝京在内地招聘了约300人，后来中芯国际成立时有数十人追随张汝京到上海投身建设。

1995年，张汝京受邵子凡之托，时隔46年后回到祖国大陆作演讲。此次大陆之行中，张汝京了解到贵州地区的贫困学生状况后，便于1996年在贵州郑安县的碧峰乡捐赠了平生的第一个希望小学，此后渐而在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地捐赠兴建了约20所希望小学。

1997年，张汝京从德州仪器提前退休后，回到中国台湾创办世大半导体。2000年，台积电并购世大半导体，张汝京把在中国台湾的股票市场上获得的盈利捐出用于慈善事业后，带着“中”国技术第一“芯”片代工厂的梦想来到了上海，将企业取名为“中芯”。张汝京在上海获得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时任市长徐匡迪亲自带张汝京考察了浦东后，中芯国际的选址定在了张江。

在中芯国际建设过程中，张汝京带着妻子和儿子迁往上海定居，张汝京的母亲刘佩金也前往上海（此时张锡纶已经仙逝）。1949年来到台湾地区后，张锡纶担任一家冶金工厂的厂长，而刘佩金女士以教书为业，直到近70岁。刘佩金一直给孩子们以《史记》等中国文化的教育，而张汝京也在父母的熏陶下种下了刻骨铭心的中国心。不过，中芯国际初创之时，正值台湾地区的陈水扁当局当时，台湾当局要求张汝京在大陆撤资，张汝京则以宣布放弃台湾地区的户籍作为回应。

在中芯国际聘请世大半导体的老员工、台积电的工程师后，台积电于2003年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不当使用了台积电的商业秘密，要求中芯国际赔偿10亿美元。2005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达成《和解协议》，赔偿1.75亿美金。这一年，中芯国际销售收入超越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公司，在全球的晶圆代工行业排名第三。然而，2006年台积电再次于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指责后者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了台积电的技术。对此，中芯国际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

2009年，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国际的诉讼请求，而台积电则在后来开庭的美国加州法院审理中获胜，之后中芯国际和台积电达成和解，《和解协议》包括支付台积电2亿美元和10%中芯国际股份。三天后，张汝京辞职，离开了凝聚其无数心血和智慧的中芯国际。

转眼间好多年过去了，2018年4月，中兴通讯芯片禁运事件引发的中美贸易战让“芯病”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像被扼住了咽喉。一时间，芯片成了这个时代的“网红”，有人说要“力挺”、“倒逼”、“不惜一切代价”推动芯片自主研发，也有人说“芯片差距不能一概而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普罗大众，热议之中却发现连芯片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都搞不明白。很多朋友问我芯片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自己就做不出来吗？一定要买国外的芯片吗？如果美国不给中兴通讯或其他中国企业供应芯片，对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

早期的计算机是用真空电子管，每个系统都非常庞大，一般都像一个楼这么大，因为每一个开关都用真空电子管，计算机非常庞大，没有办法做得很小。4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之后，人们就可以不用真空电子管，而是用很小的晶体管来做，这样计算机尺寸就可以大幅度缩小。

回看这60年芯片发展历史，商业模式的演变关键，无论是开始的IDM模式还是后来的代工模式，以及将来我们看到的共享经济模式，都有其成功的道理和历史背景。芯片产业要发展的好，都必须要有政府的规划和强力支持，纯粹靠市场经济没有办法做到世界领先的。芯片产业是资金密集、人才密集、和技术密集的，我们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包括要提供足够的资金，充足的人才储备、技术的长期积累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尊重。

最近经济学家对于过去二百年世界经济发展做了一个回顾，发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应一次制造业大迁移，我们看到了制造业从欧洲转到美国，也看到制造业从美国转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制造业转到了中国，未来是否从中国转到印度或者是其他国家，值得大家探讨。

我见证了30年世界芯片产业的发展历程。1988年到1995年，我见证了英特尔从中型半导体公司跃升为世界第一芯片公司的奇迹。2001年9月25日，我更见证了中芯国际第一片芯片量产成功。那个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前一天晚上还风雨交加，道路一片泥泞，大家都担心第二天的庆典是否可以顺利举行。第二天一早，阳光明媚，道路两边绿草鲜花，道路干干净净。

我相信未来人类可以把芯片做得更加好，芯片可以更广泛地应用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应用领域。我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时候中国也有像英特尔、三星电子、和德州仪器这样的世界级芯片企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