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沈可尚：爱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得多

近期，瓢虫映像联合腾讯·谷雨计划，在北京、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五座城市，举办台湾纪录片的特别放映及主创见面会。沈可尚导演的《筑巢人》，也在此次放映的排片计划之中。

这部问世于2012年的纪录片，讲述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之间的故事。已经30岁的儿子立夫因为身患自闭症，心理年龄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非常天真、自我，喜欢收集包括蜂窝、瓶子在内的各种废弃物品，性格和脾气难以捉摸，随时可能爆发。为了维持这个家，50岁的父亲不只要在旅行社辛苦工作，还要同时扮演父亲、母亲、儿子唯一的朋友和唯一的经济支柱等多重角色，并且努力让儿子所有的收集与创造跟这个世界产生联系。本片的叙事节奏和氛围显得温和、平静，然而导演并没有将其呈现为一部纯粹展现父子温情的电影。平和舒缓的节奏之下，却是各种各样的暗流涌动和永远挥之不去的绝望与黯淡。加上导演出色的剪辑和各种剧情片手法的运用，让观众对父子俩的命运感同身受。本片也因此荣获第15届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百万首奖及最佳剪辑奖。

跟大陆很多电影导演类似，出生于1972年的导演沈可尚，也是通过接拍商业广告赚到的钱，来支撑自己在电影方面的创作。其电影创作横跨剧情、纪录和实验电影这三大领域。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成为他在电影创作当中，最喜欢关注的主题。《筑巢人》和他最新的一部作品《幸福定格》，都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纪录片佳作。《幸福定格》以对话的方式，展现八对夫妻的婚姻生活。本片入围了刚刚结束不久的First青年影展。

8月19日下午，沈可尚导演接受了笔者的访谈。

【对话】

许金晶：您是如何找到《筑巢人》里的这家人作为拍摄对象的？

沈可尚：我之前拍了几年《遥远星球的孩子》，这是一部针对自闭症的教育性片子。我是在一群自闭症的孩子去植物园画画那个旅程中看到立夫的。不管折纸还是画画，他都表现得非常细腻，这么大的身体这么细致地做同样的事，不停地创造很抽象的东西，蛮吸引我的。

我跟立夫爸是有一天晚上在植物园。那个植物园是国家公园，不能抽烟，我们两个跑到很远的地方抽烟，就认识了。我发现他私底下跟我谈话时的状态跟和孩子在一起时的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于是就记在心里，也没特别想说要不要拍。

一直到《遥远星球的孩子》拍摄结束之后，我觉得关于父母和小孩子，应该再拍一个不是带着教育目的，而是带着观察人的生命状态的纪录片，就想到了他们，随后就拍了。

许金晶：拍摄过程中跟他们是怎么相处的？有没有发生一些冲突？

沈可尚：冲突倒是还好。我的相处模式不太像正常拍片的模式，约好几月几号几点到几点我们要拍什么。我是没事就过去晃一晃，想到要拍什么就聊一聊，没想到拍什么也就带着摄影机过去坐一坐，吃吃饭。他的爸爸还蛮喜欢和我一起，忙完一整天，立夫睡觉之后喝一杯，像是朋友相处，不是那种计划性的拍摄，在相处中慢慢找到拍摄的节奏和状态。

许金晶：我们注意到片名叫《筑巢人》，除了跟父子俩收集的蜂巢有关之外，有没有其他意义上的指向呢？

沈可尚：他收集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到立夫的屋子里，表象意义上很像鸟在筑巢，会叼很多叶子、树枝筑成一个巢。我觉得每一个参与家庭的人，其实都在面对筑巢的过程：这个巢该长什么样子？它有多大？它是什么样的气氛？它能不能改变？它能不能变好？它会不会被拆散？它会不会被肢解？它能够再回来吗？每个人在面对“巢”这个概念的时候，都在进行这样的变动。我认为他们两个都是一直在努力的，表层上好像在筑一个巢，内里上我觉得是在产生彼此的相对关系。《筑巢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两个，其实也呼应每个人。

许金晶：英文片名叫《A Rolling Stone》，滚动的石头在摇滚乐和西方当代文化里是非常经典的意象，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意象作为英文片名呢？

沈可尚：我的概念有一点像是希腊神话里面的西西弗斯。他被惩罚了，终生的命题就是不断地把巨大的石头滚上山，滚到山顶的时候，他似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很快石头又会掉下来，他必须要继续推。这映射一种无可遁逃的背负重担的人生，从中能够体会到他的生命，我觉得这是这些家长们共同经历的一种感受，所以这里的《A Rolling Stone》指的是西西弗斯神话。

许金晶：这对父子的陪伴中，除了有爱维系，还有哪些情感元素呢？

沈可尚：应该说全都是爱，但是爱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得多。他当然也有恨，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孩子，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相信我、理解我，我怎么样才能懂你，所以它是有憎恨的爱、愤怒的爱、困惑的爱，也有终于在某些时刻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彼此相依的，彼此依存的爱，某些时刻觉得真的只有我懂你、你懂我的理解的爱。我觉得除了那种无可脱逃的父子关系，这些爱都很复杂，投射到其他人也是一样的。爱本身是很复杂的，它的确是爱，就是非常复杂。

许金晶：片子整体节奏和氛围其实还是非常温和、平静的，但在这种平静背后处处能感觉到暗流涌动，以及无处不在的相对来说绝望和压抑的状态。您在这个片子的剪辑和氛围营造方面，有怎样的考虑？

沈可尚：最核心的考虑就是当我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就是爸爸独自上山，立夫被抛在后面比较远，爸爸走着走着回头张望，决定等他一下，但等着等着又不等了，继续往前走，天色渐暗，浸到雾里。我觉得这个镜头回应了这部影片主要讨论的核心命题，即无法像我们典型的相亲相爱那样去比较的一种情感。剪辑的时候我一直想把这样的情感脉络剪出来，包括为什么把“一刀给他一了百了”这句话摆在最后，剪辑时如果用别的方式，它都容易变得很温情或者比较薄弱。如果核心的概念是希望观众能看到这种很困难但必须往下持续的爱，所有的剪辑就是希望观众可以体会他到底有多困难，到底有多压抑，到底有多让人紧张，到底有让人多不安，这个不安才会塑造成最后要讲这句话的核心理由。所以，基本上是为了结尾这样的传递顺序，而去回溯整个剪辑脉络，要怎样铺成这个最后的概念。

许金晶：最后这段父子独自前行的长镜头，我看了之后印象特别深，觉得是神来之笔，包括儿子放大的嘶吼声以及父亲的独白，这运用了很多剧情片的手法。您对于影像叙事结构的把控力是非常强的，处理这方面的时候是基于哪些考虑呢？

沈可尚：如果我们每一次到现场不去做太多的设想，只是想把事件记录下来的话，就会进入一种很如常的拍摄，摄影安在这边把它摆下来、拍下来。我到了现场，不会轻易摆摄影机，我会先看好长一段时间，半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我在感觉我现在到底关心什么，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如果我希望被影像呈现的话，呈现出来是什么样气质的一场戏，老实说，我是有这样的习惯跟意图。这部片子不是在一种很抢时间、很赶时间的情况下拍的，我花的时间比较长，我想要保留一点空间，让我自己决定我现在眼睛看到的、身体感觉到的是什么样的一场戏剧，这场戏剧要通过什么样的影像结构表达出来。它的确没有那么多设计，但的确在每一次拍摄的时候，我都稍微想一下这些。我也是剧情片导演，会用这样的习惯去想。影像决定的主动权会比纪实报道的决定权高一点，整部片在拍摄过程中，会进入这样的讨论，有时候是我拍，有时候还有摄影师。

许金晶：您的很多电影，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包括《筑巢人》《幸福定格》，都非常关注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您为什么在题材上会有这样的偏好呢？

沈可尚：我一直觉得人的行为或者人对于世界理解的最根源，常常是他和家庭的关系。他和家庭的关系如何，他就会往哪一个方向去理解这个世界，在哪些部分比较敏感，在哪些部分比较不敏感。我还蛮本能地感觉到我对这种比较困难的情感相处，家人的，甚至是爱情的，就是特别难梳理的会变动的情感，从以前到现在，对这一块都特别敏感，特别有兴趣。慢慢地，我的世界观里认为这个大概就是生命很重要的部分，其他东西我反而比较无感，没有太多触动。

许金晶：您的新片子《幸福定格》入围了刚结束不久的First影展，能不能简单谈谈这部片子大致的情况。

沈可尚：华人文化中，大家花很多钱、很大力气去拍婚纱照，我一方面觉得困惑，一方面觉得有趣，好像是用婚纱照来证明，我们从此要过着幸福的人生。我一开始是想从某一张照片去解构这对恋情是怎么产生的。拍了几年剪了一个版本后，我突然觉得对婚前幸福的想象这件事情的兴趣有点降低，反而对婚后两个人怎么样如常地过日复一日的生活，一起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到底谈不谈话，还是只是沉默以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这件事情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有困惑过，也想要知道别人的生命经验，他们是如何一起用什么样的角色往下走，所以我后来又开始重启整个拍摄，基本上就是对话而已，持续在八对夫妻间进行。这就是《幸福定格》的主要框架。

这些谈话都很可能发生在你我他的生命中，我喜欢在镜头前看他们对话，回应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对话的减损或者时间的变少，或者品质的降低，好像是结婚后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在镜头前对话，好像在提示自己对话的重要，我觉得把它剪出来，变成对话的片子，某种程度上甚至像在提示一种幸福婚姻运动，绝对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我要给你多好的经济条件，我们要打造什么样的屋子，婚姻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婚姻的样子，必须要用自己的方法通过对话找到婚姻的角色、样子跟期待。

整部片子就十几个镜头，还蛮有挑战的。华人有时候会把心里的东西藏着不讲，我觉得婚姻尤其必须要避免这件事，就是一切从对谈开始。我想让大家离开影院之后，不一定要觉得这个电影好看不好看，而是你们可不可以也开始对话，这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我是用这样的角度看《幸福定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