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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学生毕业后失联11年,父亲称:只要听到他说话就够了

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胡芮默 实习生 庞家慷 刘芷珊 吴婕 万璇
2018-09-10 19:5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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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江西宜黄人黄范铭患有严重气喘,每天吸氧,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再见儿子一面。

1999年,儿子黄坚(化名)以高分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两次考研没有考上,他到杭州等地找工作。一直到2007年4月,最后一通电话后,与家人彻底失联。

11年来,黄家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愿让人知道儿子一直没回家。直到今年,黄范铭住了五次院,他说:“我快要死了,我怕见不到他,我只要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够了。”

“我一定要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今年72岁的黄范铭是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人,18岁开始进入宜黄县建筑公司工作,直到56岁退休。妻子李嫦娥比他小7岁,在家种了三亩地。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黄建华今年41岁,专科毕业后外出打工,现在在深圳一家机械制造厂工作,10年前,和妻子小清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小儿子黄坚,今年39岁。

黄范铭说,大儿子性格像他,爱玩,不会读书;小儿子性格像妻子,不喜欢说话。以前家里很穷,他和妻子忙着挣钱,无暇管孩子。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懂事,四五岁时,就会帮忙妈妈去菜场卖豆腐,还会一起到外面捡西瓜皮西瓜籽喂猪。

黄建华觉得,弟弟性格有些内向,两人虽为兄弟,平时交流却不多,“我读书是在宜黄一中,他是在宜黄二中,晚上回来都睡觉了,早上又出去了,很少碰到一起。”

在黄范铭记忆中,黄坚学习很刻苦,高中时,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到顶楼读英语。高考前,他曾对父亲说:“我不想跟你一样到地里劳动。你太苦了,太累了,我一定要考取大学,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李莉(化名)是宜黄二中98级理科班毕业生,她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整个年级大概有90个学生,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黄坚是文科班的,那时全年级学生没有特殊情况都会参加高考,但考上大学的并不多。

吴冕(化名)高三时曾和黄坚同过桌,在他印象中,黄坚成绩好,考过班上前三名,但平时不喜欢与人交往、交流,除了读书就是回家吃饭。

黄坚高中同班好友蔡桦(化名)记得,黄坚擅长数学,对历史、政治等科目比较感兴趣。

1998年,黄坚第一次参加高考,只考了486分。成绩出来后,他告诉父亲,“考试时心情太紧张了”,所以没考好。尽管可以上专科学校,但黄坚决定再考一年,“他说我要考一个好的大学,一般大学我不去。”

在宜黄一中补习一年后,第二年,黄坚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这让黄范铭夫妇倍感骄傲。

黄坚复读时的数学老师叶廷(化名)说,黄坚学习很努力,也很好学,早上晨读会比其他同学早到,遇到不懂的题目也都会问,“平时(成绩)也还过得去,高考发挥得稍微好一点”。

蔡桦说,1998年高考时,他考了530分,是班上第一名,而黄坚第二年考了570多分。

邹国勇曾是1992年宜黄县的文科状元,被武汉大学法学院录取,他说,“我们那边文科要考到武汉大学的话,一般都至少是县里面的前两三名。”

“鲤鱼跳龙门”

1999年9月,黄范铭送儿子到武汉上大学。到学校忙完报道后,儿子因为太累,直接倒床上睡着了。他下楼去洗澡,回来时忘了儿子在哪个宿舍,于是跑到宿舍楼顶躺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到宿舍楼上等着,遇到了出来找他的儿子。

邹国勇与黄坚是宜黄老乡,也是武汉大学校友。黄坚大一去学校报到时,他和另一位也在武大读书的宜黄老乡,去黄坚宿舍看他们。

他记得,当时父子俩已经整理好床铺,在跟其他室友聊天。黄坚看起来瘦瘦高高的,不怎么说话,黄范铭语气中满是骄傲,说儿子高中时成绩遥遥领先,“鲤鱼跳龙门”。

在邹国勇印象里,黄坚“有点清高,可能对生活期望值比较高,觉得现实跟他的期望有那么点差距,因此会有点失落感。”

邹国勇说,老乡聚会时,黄坚很少参加,跟其他老乡互动也很少;在学校与老乡说话时,他从来不讲家乡话,而是说普通话。

2001年下半年,黄坚曾到邹国勇宿舍,找他借过一两百块钱。邹国勇心想都是老乡,便没多问。第二年黄坚才还他钱。那也是邹国勇最后一次见到黄坚。

黄范铭说,儿子上大学后,基本每个月往家里打一次电话。那时家里没有安电话,黄坚便把电话打到邻居家。电话中,他会询问家里的情况,很少提自己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大二寒假回家时,他告诉父亲,自己通过班级演讲竞选,当上了班长。黄范铭也惊奇地发现,以前不怎么说话的儿子,上大学后变得能说了,但跟家里人,“你问一句他就答一句,不自己主动说”。

2003年,儿子打电话告诉黄范铭,自己报考了武汉大学另一专业的研究生,“差3分,公费的没考上,自费的可以上”。考虑到家庭经济条件,黄坚没有去,决定再考一年。第二年还是没考上。

之后黄坚回家,在家呆了三四个月。李嫦娥劝他出去找工作,他觉得杭州、宁波这些地方比较发达,便去了杭州。

“我不愿回家当老师”

高中同桌吴冕回忆,大约14年前,黄坚曾来杭州找工作,一待就是8个月,“他来杭州找一个复读班的同学,同学那儿住不下,就来我那儿住了几天。”

一起同住时,吴冕发现,一讲起国家大事,黄坚就聊得很起劲。他曾问过黄坚大学学习的事,但他只说自己学习了历史古建筑。

黄坚还告诉他,毕业时自己放弃了回县城教书的机会,“他说不想待在那个县城里面。”

吴冕记得,到杭州的前半年,黄坚偶尔会买张报纸看看,但基本没找工作,每天宅在房间上网、玩游戏,很少出门。由于没有收入来源,那段时间基本都靠几个同乡管吃管住。半年后,黄坚自称在杭州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策划工作,从此开始早出晚归。

然而两个月后,黄坚突然告诉吴冕自己辞职了。在房间待了一周后,他又说在嘉兴找到一份工作。

吴冕清楚地记得,黄坚离开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春天那个时候人特犯困,我在床上睡觉,他敲开门来,找我要了200块钱,走了之后他qq就再没上过线,就失联了”。

黄范铭说,儿子去杭州后,曾打电话告诉他,历史专业找工作难,他想去浙江杭州商学院再学一个专业,这样工作好找一些。

期间,宜黄一中老师曾联系黄坚,想让他去教历史课,黄坚说:“我不愿意当老师,也不想回宜黄去。”

黄范铭至今仍不清楚儿子有没有在杭州找到工作。他只知道,去杭州后,儿子几乎每个月都会打电话让家里寄钱。“一开口就是要钱,我就怕他进了传销。”黄范铭说,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每天工资只有40元,还得每个月给儿子寄钱,多的时候上千,少的时候几百,三年总共寄了近3万块钱。

黄建华也曾给弟弟寄过钱,“大学毕业后,他找我要过三四次钱,每次几百块。除了要钱,几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黄范铭曾想去杭州看看,儿子劝他:“你不要来杭州了,等我赚到钱的时候,我会带你去上海北京这些地方逛逛。”

2006年的一天,早上8点,黄范铭骑自习车去上班,在河东桥上被一辆从后来开来的摩托车撞断了髂骨。肇事夫妇赶紧将他送到县医院,治疗花了2000元,又赔了6000元。出院后,黄范铭走路不便,两条腿一只长一只短,需要拄拐杖。家里人想要小儿子回来看下他,黄坚没回。

等到2007年4月,黄坚给家里打电话说到了上海,黄范铭问“你又要钱了?”李嫦娥接过电话,有些气愤地对儿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两条。”黄坚立马挂了电话。

那天,黄建华也在家,“我爸妈可能有点怨气,说经常要给他打钱,那时候我爸又被车撞了,根本就没啥钱了,有时候都是借的”。

黄范铭说,这次之后,小儿子再没给家里打过电话,与哥哥、其他亲戚也没有联系。由于家里是固定电话,无法显示来电号码,他们也不知道儿子的电话,只能等儿子打过来。他觉得,儿子是因为家里没给钱,“赌气了”,便不跟家里联系。

“我一直在等他的声音”

儿子失联后,黄范铭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怕丢脸”,便一直没去报警。他腿脚不便,出不了远门,妻子连普通话也讲不清,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儿子。

黄建华觉得弟弟自己不愿意回家,“你报警,知道他在哪里,他不回来又怎么办?”

几年前,父亲曾提出让他放下工作去找弟弟,那时他刚成家生子,担心放下工作,家里就没了主要经济来源,于是作罢。

黄建华妻子小清说,家里人曾拿着黄坚的材料和照片,去找当地电视台,没能成功;也拿着户口本去当地派出所,想要查询黄坚的身份证使用情况。派出所建议他们先去报案,黄家人觉得他是大学生,“万一报警留个记录,对他以后不好”,便只能苦等着。

蔡桦最后一次见黄坚,是2002年暑假,一起聊了下找工作的事,“从那年之后,他跟同学的联系就渐渐少了。”

吴冕说,2008年时,宜黄二中98级同学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黄坚没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班上同学都知道他失联的事,“我们也一直在找他”。

邹国勇记得,去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找过他,问他跟黄坚有没联系,说班上同学聚会,大家都联系不上他,想找他。

黄范铭说,自己“知道他不会乱来的”,就怕进了传销窝点。

如今,72岁的黄范铭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呼吸有些困难,一走路就气喘,已经吸氧7年了。因为感冒发烧,他今年已经住了5次院,8月31日才刚出院。大儿子给他买了台吸氧机,他每天得吸氧15个小时,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他说,一家人都盼着儿子回来,“哪一个父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我每天都在等他的声音,他来不来没有关系,我只要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够了。”

72岁的黄范铭患有严重的气喘病,每天必须吸氧。
    责任编辑:黄芳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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