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口述史 | 将青春献给制衣业

编者按：在制衣工会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郭倩眉的身影。郭姑娘自1969年入职天虹制衣厂以后，便与制衣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由车位女工做起，1983年到了另一间制衣厂做指导员，任职车间管理，对制衣工厂的运作、工序都有相当的认识。1992年，郭姑娘转职制衣工会秘书至今。她所接触的人与事，都与制衣业脱不了关系，她见证了制衣业这几十年来的发展。

郭倩眉／口述 萧洁铭／整理

郭倩眉

郭倩眉在家中

提督马路　生于斯长于斯

我叫郭倩眉，籍贯在广东南海，但我自小就生长在澳门，家在提督马路，在这里生活长大。我工作的制衣工厂也位于提督马路。结婚以后，居住地点也离提督马路不超过十分钟的步程，就像一直都没离开过这里一样。

过去提督马路有很多未发展的空旷地方，并且有很多船厂。附近也有一些木厂，把开采了的木头浸泡在海中，我小时候不懂什么是危险，曾与一群小朋友在浮木上玩耍。

小时候家境困难，我们七兄弟姊妹与父母，十分拥挤地住在一间房间内。当时还没有自来水供应，家家户户都要挑水饮用，我要帮忙挑水，也要做些粘火柴盒、压爆竹的手作，以帮补家计。

当时社会上，读书升学并不普及，我读了一年幼儿园后就停学了，一直在家中帮忙，长大后才有机会在夜校读书。在我们家，基本上只是供子女读至小学。但我真的很喜欢读书，中学时，我白天在工厂做些潮州刺绣的工作，晚上坚持到商训夜中学上课，不管怎么困难我都坚持完成了学业。

昔日制衣业吸引青年一代入行

澳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制衣业开始兴旺起来。学生毕业以后可以挑选的工作不多，因而很多中学生、文化程度高一点的人，都加入了制衣这一行业。我也一样，中学毕业后便投身制衣业。

入行前，要花几个月时间拜师学艺。我从“车直线”学起，师傅会给一些东西给我车缝，但这是没有薪水的，相当于帮师傅做工，不过也不用交付学费。学成以后，师傅介绍我进入工厂，找个车位工作。我正式入行的第一间工厂便是天虹制衣厂。

想进入制衣业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进入工厂当杂工，做几个月以后，就可以升上车位，做简单的“车直线”，而那是有薪水的。当初一些辍学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从低做起。以前就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读不成书的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尽管什么都不懂，但只要你入行，就有机会学习，工厂也会给予升迁的机会。过去有不少例子，工人由杂工一直升至车间管理。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加入制衣这一行业，这不仅不是什么厌恶性行业，而且工作环境干净，有很正常的群体生活，收入也不低。

今天的制衣工人以女工居多，但在当年，一些主要部门，如烫位、领部、裁床等，都只有男工。一件衣服最重要的是衣领部分，而上领这些主要的工序，就是由男工处理。在裁床方面，男工是判工制的；在领部，若工钱是每打一百元，则由领部的主管再分配运领、间领、上下级等工序，主管除底薪外还可以从中赚价，这也吸引不少男工加入制衣这一行业。

男工的特殊地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女工取代。

在制衣工厂中度过青春岁月

我也很喜欢制衣工作。当时我们的工作气氛很融洽，工厂主管也很有人情味，我们工友当中有些人晚上还要上学，主管们就不用这些人加班工作。以前我们的工作时间只到晚上六点半，需要加班工作时才会继续。有的时候也需通宵工作，现在就比较少了。那时候还没有劳工局，工友全是本地工人，每天下午四点还有半小时的下午茶时间，工作是很快乐的。

因为下班时间比较早，我们很多人晚上都会回工会参加活动，唱唱歌、跳跳舞，工会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旅行活动、篮球比赛等。我以前任职的天虹制衣厂也组织了一支篮球队，制衣工会也有几队，男女都会参加，还有乒乓球队，活动十分多姿多彩。

跟现在的女生一样，当年我们制衣女工们也喜欢打扮。那时我们一领到薪金，就会去烫发，裁布做衣服。六十年代的女工们是很少买衣服的，那时流行的唐装衫，多是自己缝制。我们还会相约到金冠酒楼品茶，金冠是间很有名的酒楼，现在已经歇业了。

我当时是工会在工厂内的联络员，要联络工人们缴纳会费、组织活动、动员工人加入工会。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

我都是为工会做义工，因为要走到每个车位上收取会费，所以难免有点影响自己的收入，例如别人一个月有一千元薪水，我只有六百元左右。但是我很喜欢做这些，也不介意。有一次，一个厂内高级主管趁我离开车位时，没收了我的梭子。没有梭子便车缝不了衣服，当时真是吓着我了，好害怕从此没有工作做。

梭子被收了，可是我每天还是照样上班，坐在车位上，主管看我有诚意继续工作，不是那些很冲动就辞职的人，加上管理我们的指导员为我说好话，我才得拿回梭子，继续工作。

这件事，是我现在跟昔日工友聚会时，大家互相说笑的话题。

制衣工人待遇的变化

昔日的制衣工业分淡旺季。每间工厂生产服装的种类都不一样，生产冬装的旺季便是夏天。我是缝制棉褛、雪褛的。天冷做天热穿的衣服，天热做天冷穿的衣服，工友们在酷热的夏天要面对一堆堆厚厚的、制造雪褛用的风棉。当时工厂还未装设空调，只有一些很大的“牛角扇”在吹，往往吹得人头晕。缝造棉褛的淡旺季十分明显，因为要在圣诞节前出货，年尾别的厂的工人有双饷，我们就没有，一、二月过年的时候就缺钱。

缝制棉织衣服的工厂，年尾就是旺季，因为生产的货要赶在夏天时销售。

到了淡季，我们经常要等工作，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月。那时候改行也不是那么容易，又没有什么散工做。对我们工人来说，淡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等待也是漫长的。

我们缝制的衣服，会运往世界上很多地方。刚入行时，我们车缝很多黑人穿的连衣裙，我们称为“咖喱裙”，这些是运往南非的。后来工厂也不接这些订单了，不知是否因为价钱太低。美国的订货单，价钱就较高，订的数量很大，每次都有一两万件的货。如今这些量大的订货单都改去了内地的工厂做，本地工人只能做些量少的订单。

现在澳门的工厂也改为缝制一些时新的衣服，一张订单只有几百件，还要分颜色、码数，就像车缝样板衣服一样，所赚的薪水也少了很多。

过去，一张订货单有一万几千打的货物，可以做两三个月之久。接到订货单后，就会分散到各个工序的部门，若一些工序不需要某部门，这部门的工人就要改为车缝另外的工序。熟手工人做得快，挣到的薪水就更多。

总的来说，我们对当时的薪酬还可以接受，工作得也很开心。

今天制衣工人的待遇比以前还要差。我们当时不但工作愉快，物价也没有这么昂贵，收入较今天稳定。以前的工作流程、所需多少时间完成，是可以计算的，出货的日期也很准确，但现在是一接到订单就要赶工，很短时间内就要完成，工作压力比以往大多了。

我们那时候很辛苦的，要工作十小时，回到家中每件事情都未做好，三个孩子又嚷着要吃饭，有时候我真的会扔煲、扔砧板发泄。当时我居住的房屋还要供款，三个小孩又要上学。为了生活，这些压力只能忍受，直至后来才慢慢习惯。

现在工作时间方面也加重了不少。一些较旺的厂号，每天要工作十至十二小时，对于一些除了工作还有家庭要照顾的工友来说，是一件很煎熬的事。

外地劳工在澳门

踏入八十年代，制衣工业迎来了它最兴盛的时期。虽然我们这批工人的下一代，已经不愿加入制衣这一行业，但这时适逢改革开放，有很多新移民入行，补充了制衣业所需的劳动力，聘请工人更为容易，工厂也陆陆续续开得更多。当时人力资源十分充裕，薪金反而不会减少，到了九十年代开始输入外地劳工时，才开始减薪。

初时外地劳工多来自江门、新会、中山一带，因为中山一带在缝制衣服方面很有名，特别是沙溪有不少人才。后来从那些地方招聘的劳工也不足够，工厂便往更北一些的地区招聘外劳，现在来自各省的都有一些。

因为外地劳工薪金较本地工人低，在工作时间方面也较容易控制，要他们加班，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本地工人有时候就会讲些条件，例如晚上要上学、回家照顾小孩等。

外劳的输入是直接影响着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的。所以在今天劳工法修改的过程中，我们都要求政府削减外劳，把职位留给本地人。

尽管外地劳工威胁着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但当有外地劳工跟雇主发生劳资纠纷时，这些劳工都会来工会申诉。无论是本地工人还是外地劳工，只要是工人的权益遭受损害，工会都会给予帮助。

到了现在，因为制衣业的收入不稳定，外地劳工从事制衣业的人数大大减少了，本地法例又保障不了外地劳工，而澳门币也相比人民币面值低，所以他们宁可回乡，再重新申请来澳加入别的行业，也不愿意留在制衣工厂。

劳资关系的转变

以前的厂方较有人情味，在工厂大家可以说说笑，劳资双方有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商量。未有担任中间协调角色的劳工局及劳工法例之前，劳资双方有问题时，便要到前市行政局解决。我也经历过劳资纠纷，主要是跟厂方谈价钱的问题，例如工价不合理，工序比上一批更复杂，但价钱却没有增加，我们会组织一些工人跟厂方反映，工会基本上都不用派人来帮忙，而厂里工人懂得自己处理。厂方收到这些意见后，就会找一个工作速度中等的工人进行查核，车缝几天这道工序，若情况确实如工人们所说，便会应允工人加价的要求。

劳资双方通过协商，往往都能解决问题，以往的这种处理方法也使得劳资双方的关系没有那么僵持。

1984年劳工法出台以后，大家就依法办事，法例监管着资方、保护着工人。过去无法可依时，工人往往任由资方摆布，立法限制了某些无良雇主。当然难免有些厂方爱跟工人耍捉迷藏，钻一些法律空子，想办法减少工人收入，造成双方像斗法般斗来斗去。

我在工会，就是主要处理这些劳资关系。工作上我经常接触到工人投诉雇主的不合法行为，因为口说无凭，劳工局未必会受理，资方做得巧妙，使工人们很难找到他们的证据。遇到这些情况，工人们投诉较为困难，但这种不合法行为的确存在，只是证据不明显而制裁不了那些无良雇主，这时候，我们就会把情况记录下来，再由工会代表约见劳工局反映。

现在的工人们也变得聪明起来，有不明白的地方就会回工会询问，我们工会也会提供一些建议及法律咨询服务给他们。

制衣业成了黄昏工业

在我记忆中，制衣业以前在澳门经济中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人都是靠这一行业养活一家，很多更是全家都从事制衣业。

到了今天，在很多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澳门的制衣工厂陆续停业。我估计在这一两年内，八九成的工厂都会停业，余下的都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方法，如走向高档次与专业化等。制衣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要靠很大的一群人。现在很多厂商都对投资这个行业失去信心，不少资方改为投资饮食业等等。

今天澳门现存的工厂主要制造内衣裤、时款服装、牛仔和棉织品等。据我了解，目前在这一走下坡的行业中，生产出来的服装也向很多地方销售，同一款多张订货单中有几个客户，也有外地客缝制一些品牌的服装运回当地销售。其实澳门制衣的质量、手工是比较优胜的，因此有些客户仍然坚持将货物指定在澳门制造。

服务工会多年　获益良多

我在商训夜中学读书时，工会到学校招收会员，我那时生性好动，热爱集体活动，且目睹工会确实是很维护工友的权益，于是在1969年便加入了工会。

起初我只是担当工会的义工，1992年，我转职工会秘书，之后曾任常务理事，现任工会专职秘书。

工会带给我的，不仅是多种多样的活动，也带给我学习的机会。我最初不懂劳工法，通过学习，以及多年经验的积累，现在我掌握了方法，可以独立处理劳资事件。我往往会先了解工厂的情况，对无良厂长、雇主采取强硬对待的态度，但对于声誉良好的工厂，我便会先跟工友谈谈，提出建议方案，希望能够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事件。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能够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对于我来说，是很快乐的回忆。

制衣业曾在澳门发展的历史上占有过重要席位，尽管我不再是制衣女工，但我一直身在制衣工会，仍然关注着这个行业的状况。我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参与着制衣业的发展，见证着制衣业的历史。

本文选自《行针步线：澳门制衣工人口述历史》，林发钦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