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特南：陷入危机的美国梦，寒门再难出贵子

“人人生而平等”，人们可以通过才干和勤奋获得成功，而非依赖于其父辈的所作所为，这是美国的建国原则，也是无数美国文学和电影中传递出的“美国梦”。然而在过去的40年，穷孩子和富孩子的实际生活状况与平等主义所畅想的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却越拉越大。

9月17日，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前会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向中国读者讲述了他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变化。

帕特南教授的研究兴趣关注在社会资本、城市与社区、贫困、不公平以及社会政策等领域。他著作丰富，《我们的孩子》《让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球》等书畅销全球。2006年帕特南获得政治科学领域最高成就奖Skytte Prize，2012年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的美国国内人文领域最高荣誉奖章“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2018年被国际政治学会授予Karl Deutsch奖。

社会分层、阶级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帕特南在上海交大和师生们分享了关于机会不平等与孩子未来的生命纪实话题。

帕特南194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市镇上，“上世纪50年代，我故乡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从现有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小到克林顿港，大到整个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具体表现为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程度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种族间通婚和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打破；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

美国之大，没有哪一个市镇或城市可以完美展现国家的全貌，况且上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也并非人间天堂，少数群体受歧视、女性边缘化问题严重。但帕特南强调了一点，“社会阶级在当时并不是决定人生机会的主要因素。而21世纪的克林顿港，富家子弟和穷苦孩子所面临的人生机会已经有了天差地别，美国梦已经同今天的社会渐行渐远了。”

帕特南介绍了他当时所在班级的同学们的出身和发展情况，有出身贫寒但进入神学院学习成为职业牧师的、有工薪阶级家庭女孩成为县级官员的、家世富裕的孩子并没有觉得自己如何与众不同……种族、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但大部分人依然实现了向上流动，家庭背景影响最弱。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克林顿港以制造业作为经济支柱的根基开始动摇，经济低迷工人阶级崩溃，而一个新上层阶层同时诞生，风景秀丽的湖岸边，出手阔绰的律师、生意人、医生买下了一幢幢别墅，最富有和最贫穷的人数都在增加，而中产阶级人数在大幅减少。

“如果我们绘制一幅社会平等在20世纪美国的曲线图，那么不平等的起落就大致呈现为一个巨大的U型，起始于一个镀金时代，而终结于另一个镀金时代，夹在其中的则是世纪中叶的一段相对平等的漫长时期。当20世纪拉开帷幕时，美国社会存在着严峻的经济不平等，但从1910年至1970年这多半个世纪，收入分配逐渐趋向于平等。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发生于其间的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经济金字塔被夷为平地，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这种平等化的势头仍不减当年，也就是在这段平等主义的周期内，我和班上的同学们在克林顿港长大，”帕特南介绍，事实上，在这一历史阶段，穷人要比富人跑步前进得还快一些。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收入位于前1/5的富豪们，其年度收入的增长率大约为2.5%，而对于最后1/5的穷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为每年3%。

但好景不常在，自1970年代初起，维持了数十年之久的平等化趋势开始逆转，刚开始时是缓慢的，但随后就以残酷的加速度继续进行首当其冲的是处于收入金字塔最底层的穷人，这场分化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下层阶级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甩开了距离，但是到了1980年代，新趋势是经济金字塔内的上层阶级开始遥遥领先，拉开了同所有其他人的距离，而自进入新世纪后，金字塔内的上层阶级再次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最顶端的风毛麟角又更上一层楼，在上层阶级内部也是一马当先。

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机会差距在急剧拉大

帕特南展示了两行对比图表，1990年和2012年的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儿童贫困率，“两张图表的转变速度和密度都令人震惊，以东湾路为界，左手边的卡托巴湖滨地区儿童贫困率为1%，道路的另一侧，比例达到51%。”

帕特南认为，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机会差距在急剧拉大，一部分原因是，较之于1950年代的富家子弟，今天的上层阶级孩子享受着更多的特权。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今天的穷孩子身处当年的工人阶级子弟想都想不到的恶劣境地。“焦虑、孤独、毫无希望，这是现在很多穷孩子的生活感受，而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即便家庭贫困大家的家庭氛围是稳定、完整、充满爱的。”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也给出过类似的结论：“有钱人的幸福总是相似的，无论是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现在，但现如今的穷人却要不幸很多。如今的社会收入总体差距，要比20世纪70年代拉大了30%，这差距也就反映在幸福指数上。”

帕特南说自己在着手调查这项研究前，认为自己今天的成功来自于个人奋斗，“但事实上，如果没有那个更为社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年代，没有那个时代的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我的好运气也无所依附。可能大家要问机会鸿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答案就是美国穷孩子的命运将深深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民主和道德。”

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霍尔泽估算了儿童贫困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年度净损失，他们的结论是：每年的经济损失总计大约在五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等待就业机会的青年人每年给纳税人增加1.39万（人均）美元的负担，此类青年终生累加给纳税人的负担为1.59兆美元。

对于民主，上层阶级的孩子更有自信，相信他们能够影响到政府，穷孩子就不太可能如此认为，并对政治产生幻灭感。“我们美国人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其次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政治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承累积，不仅背离了美国革命的精神，而且滑向了美国革命当初想要驱赶的政治体制，”帕特南表示。

“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整个美国社会都陷入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对决中，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也糅合了许多因素。如果我们志在为所有孩子提供更多机会，首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必须跨越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分野，在整个政治光谱上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案。”

帕特南首先提出的是家庭结构，“工人阶级家庭的崩溃是机会鸿沟日渐扩展的主要原因，但保守派鼓吹的通过恢复传统婚姻规范进而减少单亲家庭数量的政策，收效甚微。根据估算，单身年轻女性未婚生子，其中60%的都是计划外的生育。如果社会的风气由怀孕即生养转向按计划生育，机会鸿沟就可能大大缩减。爱荷华州曾发起过一场‘远离非计划怀孕’运动，类似这种社会项目已经展现出一些成果，而未成年人怀孕在过去数十年中出现了明显的降低，也给了我们一丝希望，社会风气不是不可改变的。其次对贫困家庭提供小额的现金援助，仅仅这一举动就可以提升穷孩子在学校的成绩，还有扩大低收入者所得税抵扣、扩展目前有限的子女税收抵免项目，坚持长期以来存在的反贫穷项目不动摇，比如食品券、租房代金劵以及育儿津贴，总体来说，这些举措还是美国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环节。”

“儿童的学前教育和家庭教育也是机会鸿沟的重要推手，我们也应当允许父母的工作有更充裕的弹性，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父母应有产假，至少可以不必全日制工作，美国有些州的规定，即便是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福利领受者也必须全职工作，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这种政策取向。其次，虽然美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资金投入在持续增加，美国在这一领域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如今的社会慢慢演变成富孩子上好学校，穷孩子上差学校，帕特南在学校-社区联动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政府应当向贫困学生比重更高的学区投入按人均学生计算更多的资金，为穷学校提供专门的经费，改善老师们的工作条件，吸引优秀老师留在穷学校。还有一种学校-社区共建的思路，将社区和医疗服务整合进入穷学校内，这类学校可见于其他许多国家，比如英国。还可以动员其扎根在本地社区的社会组织，让他们行动起来，创办邻里社区的特许学校。”

帕特南说，他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而在贫富差距加大的今天，中国也许很快也将面临和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做，才能成功地克服这些挑战将下一代拉回到机会平等的竞争场域内，具体的回应在细节上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当然，举措虽然各不相同，但却万变不离其宗，背后都有一种承诺：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资源投放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而这种承诺之所以成立，离不开的是一种发自美国人内心的情感—这些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