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开放中走向成熟

10月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在京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会议特地邀请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生的十四位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作为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亲历者出席会议并发言。

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主持。他指出，从口述史的角度看，40年是一个时代的重要门槛，而与会的各位学者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所发表的评述或将影响今后文学史的书写。“因此，今天我们站在40年的门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发展契机

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这一事件可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又登上学术舞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总结道：“在此前的十年动乱中，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被视为是封建的糟粕，除了短时间里开展的‘评红’、‘评水浒’和‘评法批儒’运动涉及到古代文学之外，古代文学就是一片禁区。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个禁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复刊，《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各种专刊、丛刊的出现，高考的恢复以及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设立，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也持相似的观点：“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 ”他还认为：“身份的确立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例如古代诗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纪实等，小说戏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娱乐等，都是前人对这些文体功能的基本认定，也始终是把握它们文化地位、审美特质、艺术品格的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是近30年尤为突出的现象。她还讲道：“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学科化’的核心。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是备受推重的西南联大、清华国学院，其研究生教育无论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很有限。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教育迎来全面繁荣，新世纪以后，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古典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呈现两个突出特点：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和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

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也打破了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禁区。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讲道，“文革”结束后，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使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宽松，更加开放。曾经被视为研究禁区的明清禁毁小说和宫体诗等领域都重新开放。“旧时碰都不敢碰的《金瓶梅》，有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它小说经典的地位。”

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刘跃进从学科发展变化的角度总结了这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他们的研究成果，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论风靡天下，宏观文学史讨论风起云涌，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学史著作，并推动中国文学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九十年代，曾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过渡时期。世纪之交，古典文学研究界呈现‘回归文献、超越传统’的发展态势。”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看来，“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集中于有人民性的大作家，以及部分经典作品。40年来，各时段中被忽略的各类文体开始得到关注；大量的中小作家现在已得到初步的研究；很多以前评价不足乃至偏颇的研究对象，都得到了纠偏；相关的文献资料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别集注释、总集编纂、版本研究、文献辑佚的成果空前丰富。各类文学作品也从题材、文体、审美等不同角度得到细致的研究。可以说宋前文学史领域中已经很难找到大片的没有开挖过的生荒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东岭认为古代文学在这40年中形成了“研究格局的立体化”：“在文学史时段的选择上，逐渐由侧重先秦、唐宋而向着元明清时段转移，从而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体选择上，传统学界因受到一代有一代文学之影响，因而各历史时段研究的文体选择呈现出单一化的状况，如唐代偏重于诗歌，宋代偏重于诗词，元代偏重于杂剧散曲，而明清则偏重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40年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则唐宋之小说、变文、说唱等俗文学也均得到充分重视，而明清之诗文也得以被广泛关注，形成了与戏曲小说势均力敌的研究格局。”

左东岭还认为，“早期学界那种坚决拒斥与盲目崇拜的现象日益减少，像海外汉学提出的所谓写本时代、早期未定文本的说法，已经被中国学界审慎地加以接受，将其作为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作为结论予以肯定。以上这些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从而成为一个可以期待做出更大贡献的学科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桂萍选取了一个微观层面，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戏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她讲道：“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继《全元戏曲》隆重登场后，《全明戏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戏曲》正全面展开；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献整理工程得以继续，如《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终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继续编纂过程中。不仅如此，戏曲目录学、戏曲文物学等文献发现和编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为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实的基础。”

古代文学研究还有待改善的方面

在总结所取得的成就之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与会学者也十分关心目前研究中还需提高和改善的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鹏认为，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还存在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不良现象与风气，譬如有意回避经典。“因为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要求有渊博的学养，有很强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加上历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继续发掘难度极大。人们有畏难情绪，这就造成了研究经典的成果较少。但也有些令人瞩目的优秀新著。例如葛晓音先生在《杜诗艺术与辨体》中，认真深细地探讨杜甫古体、近体诗歌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及原理，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把对诗圣杜甫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

同时，他还强调应大力加强古代文论的研究。“程千帆先生多次强调，我们不但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更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后者就是要求我们从大量的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的，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而对于如何抉发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晶认为在权威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的阐释是最为重要的途径。“这里所说的‘阐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注释或校注之类，而是以原典文字含义为出发点，以美学、哲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等理论角度进行意义阐发或建构的过程。对于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实现，没有阐释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阐释对于阐释主体的理论修养要求颇高，如果仅限于一般的训诂学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是有系统的美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修养，同时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对古代文论的文献作出当代美学价值的阐释与建构。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最为典型的阐释名作。”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敏俐认为，现今仍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百年前，我们从西方借用了现代的‘文学’观念，用来阐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满的古代文学阐释体系，功不可没。但是今天回头来看，这个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生般硬套，由于从西方借用来的这个‘文学’概念不完全对应古代文学的实际，用它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总有削足适履之感。它将一部分文体排斥在主流之外，如六朝以后的赋体文学；它将丰富的文化经典视为一般的‘文学作品’，消解了它那丰富的历史哲学等文化内容，如对所谓的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阐释。”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看来，还需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既要防止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作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也要避免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有必要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整理文献是必要的，但要避免为整理而整理，要考虑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考证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是必要的，但理论研究也不应该被弱化；微观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观研究也不应该受到忽视；研究艺术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对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研究也不应该偏废。古代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座品种单一的冷冰冰的标本陈列馆，而应该是一片沟通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百花齐放的大花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石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两点看法：“一点仍旧是充分利用新文献，此所谓新文献，既指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亦指域外汉籍。此类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和海外交流的日渐便捷，已经蔚然成风，就目力所及，黄德宽近期发表《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卞东波近期发表《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景观》，皆可视作最新的示例。”

“另一点是拓展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的深度。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方法、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几个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对应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

最后，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英德的话作为结语：“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批60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可能再有40年的学术生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批文化人的身上，天生秉赋了一股‘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自觉自愿地把我们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奉献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